四、语言的分化与融合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语言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到两条十分明显的语言发展线索：一条是种数不多的原始语言不断分化为众多的语言和方言，由于人类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交往不发达，因而语言的分化经历了数万年以至更漫长的时间；另一条是众多的语言和方言融合为不多的带有更大范围的或世界性的语言，这主要是近一两千年的事。前一种变化的主要条件是人类的繁衍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后一种变化的主要条件是大的区域性或世界性交往的形成。

人类在远古时代，当一个狭小的地区不可能供养较多的人时，为了种的生存和繁衍，部落必须分化，这是早期氏族组织的特点，特别在领域广阔的地区，氏族的分化更快一些。于是，一条人类语言分化发展的线索便呈现在语言学家们的面前。马克思赞同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对这一发展线索的分析，并做了以下综述性笔记：“在氏族组织的要素中存在着一种不断分离的倾向；语言发生差别的倾向又加强了分离倾向，而语言发生差别的倾向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状况及其所占据的广大地域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口语，虽在辞汇上是非常稳定的，在语法形式上更加稳定，但是不可能保持不变。在地域上——在空间上——的分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导致语言差别的出现；这就会引起利害关系的不一致，终于各自独立。北美和南美的大量的方言和语言 {stocklanguages}，除爱斯基摩语而外，大约都是起源于一种原始的语言，它们的形成所需的时间，要用文化上的三个时代来衡量。”（45卷426～427页）这三个时代指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历时数万年。

为论证这一结论，马克思的笔记记载了多项实例。例如密苏里州的八个印第安部落，根据它们的方言，就可以往前考证出它们来自同一个“根”。马克思说：“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假定它们是从一个原始部落分化出来的。”（45卷428页）在活动相对狭窄的地区，同样也存在着这种语言的分化，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笔记补充说：“聚居在一个比较不大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21卷119页）。

当人类群的语言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扩大，人类的语言又逐步呈现出另一条发展的线索：语言的融合。这种融合首先发生在语言相近的部落，例如19世纪美国印第安易洛魁人联盟，就是一种初步的语言融合现象。它的特点如马克思所说：“联盟以氏族为基础和核心，以共同语言（其方言仍能互通）为其方圆的范围；……具有共同语言，才有可能成为联盟的平等成员。”（45卷439页）这种初步融合的发展，便是民族的形成。马克思以希腊阿提卡氏族的形成为例，说明了语言融合的第二步过程，他写道：“阿提卡的四个部落……操同一方言并占有一共同地域，它们已溶合为一个民族{nation}；但是在更早的时期，他们大概只组成部落联盟。”（45卷495页）

一旦形成民族，语言便发生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民族标准语（又称文学语言、散文语言）的产生。在较小的民族内，方言归于消亡。例如希腊，马克思写道：“这些希腊部落溶合为一个民族，集中于一个小地域内，结果必然使方言的差异归于消灭，而后来文学语言的产生更加促进了这一点。”（45卷507页）在较大的民族内，方言虽然存在，但知识界已有了通行的标准语。民族标准语的形成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其中的曲折和反复相当多。标准语一般不是一种新形成的语言，而是由于经济、文化、政治、地理等的综合原因，以某一方言为主，在民族内部长期交往中确立的。在希腊，标准语形成较早，它就是阿提卡方言，恩格斯说：“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的地位而成为共同的散文语言。”（21卷119页）但是，希腊毕竟是个狭小的地域，希腊民族是在共同方言的基础上融合成的。一旦问题涉及不同语系、语族的交往和融合，情况便表现得极为复杂。罗马人的入侵，曾使希腊的民族语言几乎消亡了，恩格斯就此写道：“凡在希腊语未予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讹误百出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21卷168页）这一痛苦的悲剧却带来了大区域内的精神交往的巨大进步，使得欧洲在后来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至少上层知识界有了共通的语言——拉丁语——进行直接的交往了。

在以往的各民族的交往中，语言的融合往往伴随着入侵，较落后的民族对较先进民族的入侵，虽然前者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语言上却常被后者融合。关于这方面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许多，其中以民族大迁移的结果最为典型。他们指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3卷83页）。中国内部的满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满族人学会了汉语，而满语则消亡了。

如果是较先进的民族入侵较落后的民族，语言的融合要看两个民族的力量对比和各自语言的生命力强度。有时双方原有的语言互相影响，融合为一种新的语言，例如早期的印度语言，马克思记载道：“一支文明民族——婆罗门人——和一群野蛮人溶合了，前者的语言便溶化在上述各部落的新土语中；这些土语保持了原先语言的文法结构，但其中90%的单词都借用梵语。”（45卷344页）婆罗门人的语言失去了文法结构，野蛮人的语言失去了词汇，一种新语言就这样融合而成。但这种较为均衡的情况不太多，经常发生的现象是力的天平倒向发展较先进的民族的语言一边。但较落后的民族的语言若有一定生命力，会在前者的语言中留下融合的痕迹。恩格斯为此谈到过12—14世纪古代荷兰的弗里西安语言。他说：“弗里西安语言在西部被尼德兰语，在东部和北部被萨克森语和丹麦语所限制，或者完全被排斥；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在侵入的语言中留下了显明的痕迹。”（19卷572页）16—17世纪形成的新尼德兰语，就“采用了弗里西安语的因素、单词和字形”（19卷572页）。有的民族语言生命力太弱，那么它的消亡是无可奈何的。英国苏格兰有一种山地居民的盖尔语，它在19世纪初的命运就是这样。公路一通到那里，就出现了恩格斯讲的情况：“虽然为了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赛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一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2卷294页）

语言的融合，是语言的重大进步。越是差别大的语言，其融合越困难，但意义也更大。因而马克思十分看重差别较大的语言之间的融合对语言发展的意义。他写道：“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46卷上册22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阐述了现代语言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现代社会仍处于语言发展的第二条线索中，由于语言融合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因而许多地区呈现着复杂的语言融合过程中的语言混杂局面。例如丹麦和德国的交界地区，1864年恩格斯曾到那里实地考察，发现那是一片典型的语言混杂地段。他告诉马克思：“语言和民族的相互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在弗伦兹堡，根据丹麦的资料，它的前一部分，特别是港湾部分，是丹麦的，可是所有在港湾玩耍的儿童（数量很多）却说低地德意志方言。……在宗迭维特，农民在小饭馆里交替使用丹麦语、低地德意志方言和高地德意志方言；可是在那里以及在宗德堡，我常常用丹麦语同别人谈话，对方却总是用德语来回答。”（31卷7页）一般地说，语言的不同对交往是一种障碍，但在这样语言混杂的地段，语言既扩大交往又阻碍交往的“二律背反”，竟奇迹般地成为统一体。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东欧地区，也曾是一大片语言融合过程中的混杂区，恩格斯详尽地分析了这一地区的语言现象，写道：“从波希米亚和克伦地亚往东，一直到黑海，语言的混杂情况真是令人吃惊。居住在邻接德国地区的斯拉夫人中间非民族化的过程，德国人的缓慢而不间断的推进，匈牙利人的入侵（这一入侵的结果使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被700万密集的芬兰民族分割开来），插入斯拉夫族地区的土耳其人、鞑靼人和瓦拉几亚人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造成了真正的语言上的巴比伦。村与村之间，几乎是田庄与田庄之间，语言都有变化。”（11卷221～222页）除德语的力量较强外，这一地区各种语言势均力敌，因而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东欧地区才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初步完成了小地域的语言融合过程。

除了战争外，现代贸易和定期邮政也是促进语言融合的主要因素。英语便是这样成为世界性语言的；德语一度成为世界性语言之一，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恩格斯就此说：“在斯堪的那维亚由于有汉堡的邮班，德语逐渐成为世界贸易的语言。应该指出，德语在贸易中——不包括欧洲罗曼语各国，当然也不包括列万特——比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总之比除英语之外的所有其他语言都用得广泛。”（45卷172～173页）

近几百年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诸种因素，语言的融合遇到了民族语言复兴这一强大的运动。在许多情况下，语言的融合都不可能是平等地互换各种语言的成分而形成新语言。一些较弱小的民族语言可能会消失，但站在世界语言发展和世界交往的角度看问题，恩格斯坚决反对复兴那些实际上已经在一些地区不通行的语言，而主张使用较通行的语言。例如弗兰德地区（法国与比利时交界一带），历史上主要讲佛来米语，近几百年，由于贸易交往的繁荣，法语流行，而佛来米语衰退。一些德国人想恢复那里的佛来米语，恩格斯把它斥责为“僧侣的佛来米运动”，他说：“佛来米人现在终于到该使用一种语言而不是两种语言的时候了，而这种语言只能是法语。”（45卷175页）现代的普遍交往正在填平由历史、地理、心理造成的沟壑，将世界编织成一个巨大的信息网络，北纬35度的语言分界线正在被突破，人们将习惯于站在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因而，恩格斯所坚持的这一语言融合、发展的方向是无可指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