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需要的人的本性”与交往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我们往往只注意到与社会需要相关联的精神交往；在运用这些原理时，则简单地据此要求各种精神交往的形式（文学、戏剧、新闻等等）只能为社会需要服务，忽视了人的需要与精神交往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并没有将“需要的体系”的认识停留在社会需要这一层次上，他们在考察人的本性、人对自身的全面占有时，又进一步研究了“需要的人的本性”（42卷120页）与精神交往的问题，使“需要的体系”的基本观点得到了深化和丰富。

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在肉体需要支配下的生产过程中，人也创造着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生产，这种生产及其带来的精神交往，是人远远高过动物的标志。从人的本性的角度看人的精神交往的需要，那么它就不是一次性的常数，这种需要的多样化、开放性和因此具有的自我超越性，使它不同于动物式的欲望要求，而表现为一个横向无限开拓、纵向不断创新的有机系列。人的需要与社会需要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个体需要，并且是“从自己出发”产生的，每个人的社会联系亦是直接由这种需要而建立，尽管个体需要有具体的社会作为背景。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42卷24页）利己主义在这里不含贬义，是个中性概念。

在研究人的需要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他们是以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互相交往的，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从自己’出发的，至于他们曾有什么样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谓的。”（3卷514～515页）马克思多次谈到人是“喜爱交往的存在物”（42卷19页），“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42卷134页）。恩格斯也指出：“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42卷360页）。也许交往的当事人意识不到，但人们的交往绝不是为了点缀，而是一种生命的要求，它使人类产生永远追求的力量。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精神交往的论述中，实际上谈到三个层次的不同需要的表现。较低层次的精神交往要求是一种自然的心理表层的满足，马克思曾引证英国17世纪经济学家巴尔本的话说明这种情形：“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23卷47页）。而较高层次的精神交往需要就如马克思所说，是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42卷125页），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对象。这里涉及人的精神交往需要的实质问题：人是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把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在对象世界中转化为肯定自身的需要。

较高层次的人的精神交往，相当程度上是为了不断获得肯定自身的信息，以维持主体的心理平衡，并感到满足和愉悦。一幅精彩的画面、一首美妙的乐曲、一条好消息，往往会使人得到一种满足，便是这个道理。这种人对信息的需要，虽然表现为受动，它的性质就如马克思所说：“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42卷124页）它表现为人内心的、心理的、精神的需要，不能靠外部世界来滋养，并且超越肉体的直接需要，有时也超越人心理表层的直接满足，而上升到对人的整体实现的痛苦追求。因为人除了自然的心理表层的满足外，在精神交往方面还需要进行生命搏击的勇气、安宁、慰藉、信心、友谊、对生活价值的感受、对事业成功的把握等等。当然，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带来的效益是不同的，它或是一种知识、认识及思考，或是一时的兴奋，而综合性的艺术信息，则如恩格斯所说：“构成生活享受的最内在核心”（41卷305页）。

在更高的层次上，人还有一种从对象世界的相反方面获取自我肯定信息的功能。在谈到人对社会异化现象的认识时，马克思曾指出了这种情况，他说：“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42卷172页）这种高级的内在的精神交往活动，与人的文明程度和知识水平同步发展。关于这个道理，马克思引证过17世纪英国作家孟德维尔的话：“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23卷675页）

当然，即使在原始时代，人的物质需要以外亦需要精神交往，寻求心理平衡，这种交往的典型表现是神话的传播。神话的性质就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46卷上册48～49页）神话及与神话相联系的巫术、原始宗教等等，深切地流露了人的精神本质：强烈的情欲冲动，对生与死的疑惑和恐惧，渴望对世界的支配等等。原始人怀着极大的热情，一代一代地口传着关于自己部落的神话，只是因为神话使他们发展自己、征服自然的意愿得到一种象征性的满足。对这种精神交往的需要，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曾详细地进行了探讨。

无论以思维的方式，还是以感觉的方式来肯定自身，都会给人带来满足和愉快。在这个意义上，对精神交往的满足也是一种“消费”，并且显然高于物质消费的层次。从这个角度，马克思对精神交往需要进行过较深入的分析。他以音乐为例，指出：“音乐家给我一种美的享受，我购买他的演奏”（47卷152页）。“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末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26卷Ⅰ册312页）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时，如果他真正进入境界，也会有如听音乐那样的精神交往感受，他的心灵越超越实用的领域，越得到心理补偿和情绪升华。读报纸听新闻时，人们急于想知道要了解的事情，也有相似的情形，只是表现层次低一些。

以上的情形说明，在满足精神交往需要的同时，消费并不是消极的，它也在创造精神交往的新的参与者。仍以音乐为例，马克思说：“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种东西”（46卷上册264页）。音乐感是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的，因而钢琴演奏者实际上也创造着再欣赏的人。对于其他信息的交往，情形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欣赏或接受信息的人，精神交往便无法扩大和发展。“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42卷125～126页）。

从消费和再生产的角度看问题，人的精神交往的进化和扩大，也可以说是消费和再生产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精神产品（一部分与行为不可分割）的精致化和欣赏者或接受者水平的提高与扩大，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不断呈上升的趋势。以消费为视角，情形就如马克思所说：“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46卷上册29页）“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46卷上册29页）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具有特色的大众传播媒介，会有从少到多的稳定受众这样一种现象。

人的精神交往的需要比物质交往的需要微妙、复杂得多，马克思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曾经深入分析了人们在满足自己精神交往需要方面的主动性。从这个角度看，有些精神产品虽然有一定的社会的、阶级的或党派的背景，却能够成为人类精神生活和心灵的象征，成为接受者生活经验和情感振动的诱发剂、暗示力，或叫表现媒介。这是由于“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2卷97页）。这里的再现自身和直观自身，是一种自我认识，有些像用镜子反射自身，接受者在精神产品中看到了与自己的固有观念和欲望顺行的一些东西，就会接受这种产品（包括与行为不可分割的产品，如表演、播音等），并通过它们激起自己的情感表现和经验联想。例如马克思讲的具有“永久的魅力”的古希腊神话，即是由于现代人对它仍有感应，在其中可以看到、认识和再现自身而经久不衰。这是一种异质同构性质的肯定性情感反应，它不求生活经验和情感内容的完全契合，只求结构特征的相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少精神产品便有可能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接受者建立联系。海涅曾说过：“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它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马克思也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补充说，决不应该把这种新的解释看作“曲解”，看作对一种理论创建时或一部作品产生时建立的不变准则的背叛（参见30卷608页）。

从人的精神交往需要的角度看问题，人们读报纸，除了直接的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外，还有一种内在的人的精神交往需要和心理需要的动因。在分析人的精神交往需要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注意到人们追求较高级精神交往需要的顽强性。人一旦成为人，就很少直接用肉体需要来解释行为了。所以恩格斯说：“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20卷516～517页）于是，形成了人的种种追求，而主体精神的生命存在与发展，就处在种种追求的张力之中，较低层次的精神交往需要一旦实现，马上就会出现较高层次的精神交往的需要。马克思把它看作一种规律性现象，指出：“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47卷260页）恩格斯十分赞同的俄国作家拉甫罗夫所说的一句话，也说明了这个意思：“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转引自34卷163页）。

最低层次的精神交往需要是物质需要的附属品。例如，饥肠辘辘的人吃了一顿饱饭后，就会感到一种很少有的心理满足，这种精神的感觉就如马克思分析的：“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42卷126页）。当人走出这种境况时，交往立即成为一种追求的目的。马克思曾谈到他1844年对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的观察，他们那时便处于这个阶段。他写道：“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学说、宣传等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或联络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42卷140页）。

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工业生产的高涨使工人的精神交往逐步带有“享受”的性质。马克思1857年指出：“工人参与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讲演，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这种使工人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在经济上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在营业兴旺时期，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积蓄的时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46卷上册246页）五年后，马克思又指出：“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内。”（48卷12页）可以看出，人们的精神交往需要发生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当一种精神交往从偶然的“享受”变成必要生活资料时，新的更高的精神交往需要又会走到面前。

一旦较高级的交往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品，而由于外力的压迫又暂时丧失，人们就会用较低层次的交往顽强地表现自身，并追求丧失了的较高级的交往。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使法国工人获得了公开的俱乐部、报刊等较高级的交往手段，当这些交往被取消时，情形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公开的俱乐部越来越不可能存在，秘密团体就随之愈益普遍增多和加强起来了。被视为纯粹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工人生产协会，在政治方面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7卷84页）“至于城市工人，要完全堵塞他们读报的渠道是不可能的，即使禁止发行廉价期刊，他们也会通过增加秘密团体、秘密辩论俱乐部等的活动来填补这块空白。”（44卷24页）这种情形说明，已经形成的较高层次的精神交往本身是一种需要的追求，人们是不会只满足于较低层次的精神交往的。长久地得不到较高层次的精神交往需要的满足，社会和个人的心理就会失衡。

当人们把自己投入到外部世界去生活时，需要延伸他们的生命。除了物质生产以外，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使人认识到自身并发展自身，超越现实。于是，精神交往的需要便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供人研究的领域。为了更高的精神交往的享受，人们不断地用完善的心灵包笼着世界，艰难而又顽强地表现着人要求全面发展自身的意向。精神交往需要的层次递进和这些需要的交错网络等等，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