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自然本质与精神交往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过人与动物的区别，以说明人的自然本质。人会传通信息，动物也有传通信息的行为，恩格斯注意到经过训练的狗、马、鹦鹉在这方面的行为；人能够建造住所，动物也能够建造十分精致的巢穴，马克思注意到蜜蜂、海狸、蚂蚁在这方面的活动；人会改变周围的环境，动物也在不断地影响着环境，恩格斯注意到狼、山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人具有从事有计划行动的能力，动物似乎也有这种能力，恩格斯在猎狐时就注意到，狐狸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追逐者，甚至植物类（如食虫植物）都会出现有计划的行动。显然，在由于肉体需要而直接产生的信息传递、建造住所、改变环境和有计划的行动方面，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大。

人与动物的直接区别在于有自觉的精神活动和交往。恩格斯讲到这点时指出：“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20卷518页）马克思在谈到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区别时也强调了这一点：“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42卷96页）在这里，他们把人的自然本质与肉体行为的直接需要区别了开来。人固然必须满足吃、穿、住、性行为等等肉体需要，但人的精神需要和交往，常常超越肉体的直接需要，而且也超越心理表层的直接满足。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动物这种区别的论述，昭示了精神活动和交往对人的本体论的意义。如果没有精妙无比、复杂难言而又奥妙无穷的精神活动和交往（均是意识的表现形式），人也就不再是人，只能与动物为伍了。所以马克思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42卷94页）在这个意义上，精神活动和交往是人生命存在的组成部分，并且是人生命的展开部分。在展开之中，主体不断感知着外部世界，完善着心理结构，从而构成了主体生命的存在。

这样看来，简单地把精神活动和交往仅仅理解为物质活动的反映，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被界定在线性因果决定论上，就不妥当了。从这样的理论出发，精神的价值可以仅仅解释为肉体需要的服务和调解，进而解释为精神交往形态，如文艺，仅仅是对某种主题思想的形象阐释；如新闻，也可以仅仅归结为政策的宣传。这种对精神的束缚，只能把人推向动物界。欧洲的中世纪，在精神上对人的思想束缚甚至超过了物质上对人肉体的束缚，因而马克思称“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2版3卷102页）。鉴于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依然受到异己力量的控制，无法完全表现出人类自由、自觉活动的特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类发展的整体意义上，把现在的人类史看作是真正人的历史的史前时期。他们还就此提出了未来斗争的目标，写道：“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2卷166～167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的自然本质角度，提出在政治上争取人的精神解放的原因。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感性统一，“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3卷42页）。因此，精神活动和交往就不仅为着肉体人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精神人的存在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精神活动和交往是相当丰富的。马克思指出：“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2卷97页）“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2卷169页）在这种情形下，人的精神活动和交往就不仅仅包括一般的信息传递，还包括人的创造性思维、抽象思维、艺术审美和情感意识的绵延活动，变得多样化了。通过精神活动和交往，可以明显地表现出人是物质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文明情感与原始本能的多层次的复合载体。

尽管精神归根结底会受到物质活动的纠缠，人一旦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动物开始活动的时候，精神就开始具有独立的意义。从这个角度，马克思认为政治、艺术、语言、文学（广义）等等精神交往的形态“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42卷127页），它们是已经获得了的精神“生产力”（18卷682页）。恩格斯则把人的精神视为“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20卷534页），把思维着的精神看作“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20卷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