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序

中医非药物疗法，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基础，不依赖任何药物作用，而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独特治疗方法，与药物疗法并列为中医学的两大治疗体系。中医临床治疗学也正是在这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完善。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书中系统阐述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诊法、病机、治则、针刺穴位和手法，以及适应证、禁忌证等内容。其中《灵枢》所载针刺理论，及对疾病的治疗方法，尤为丰富和系统，故又有《针经》之称，为针刺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使非药物疗法得以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临床应用法则。其后《难经》的问世，对《内经》的经络、腧穴及针刺等理论做了补充和发挥。而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则成功地运用了辨证论治原则，为针刺疗法确立了“理、法、方、穴”的诊疗体系。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专著，确定了349个腧穴的位置、主治及操作内容，介绍了针刺手法、宜忌和常见病的治疗方法，是继《内经》之后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对体针疗法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绘制了“明堂三人图”，发明了同身寸取穴法，肯定了阿是穴的作用。北宋王惟一编撰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先刻于碑石上，后铸成针灸铜人两座，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体针灸模型，开创经穴模型直观教学之先河。元代滑伯仁《十四经发挥》，将奇经任、督两脉与十二正经并论。明代是针灸学发展昌盛的时代，杨继洲以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为基础，汇集历代经典著作、医家临证精华及自己心得经验撰写成《针灸大成》。该书是继《针灸甲乙经》后又一部总结性的针灸著作，是该时代体针疗法的代表作，至今仍为针灸教学、临床、科研的主要参考文献。

中医外治法，即指药物外治法，是与药物内治法相对而言的一种治疗方法，即通过对体表一定的穴位、部位或九窍给药来治疗疾病的方法。药物外治法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外治疗法即开始了在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转向理论的探索。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它不仅为中医学建立了系统的中医理论基础，而且已经将审视的目光越过了单纯的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开始了对临床医学的考察，并将以往的临床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中医外治疗法正式成为《内经》临床诊疗技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内经》产生了以“内取”“外取”“内治”“外治”为名称的治疗方法。《素问·五常政大论》云：“故曰：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过。”说明治病的手段，可以根据病情的具体情况，或从上治，或从下治，或从内治，或从外治，以达到治愈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素问·至真要大论》又云：“内者内治，外者外治。”从而形成了将外治与内治并列为治疗疾病的两大原则和方法。此处的“外治即外取”，乃广义之外治法，泛指除口服药物以外的，施于体表或从体外进行治疗的方法，即包括药物外治法和非药物疗法两部分。而狭义的外治疗法，即为药物外治疗法。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的记载。《灵枢·寿夭刚柔》篇有“药熨方”治疗“寒痹”的具体操作方法的记述。说明我国在很久以前就开始运用渍法、熨法、浴法、膏贴、烟熏等外治法来治疗疾病。

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可知，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名医扁鹊用“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剂）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的方法，治愈了虢太子的“暴厥”证。《传》中尚记有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运用冷敷法、含漱法治愈众多患者的案例。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书中共载方283首，其中一半以上为外治法，用法有敷、洗、浴、涂、熨、烟熏等二十余种，临床上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皮肤、传染、神经、整容和男性病诸科，在所治的45个病种中，几乎全部记载了外治疗法的内容。随着中药学的发展，药物外治法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至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成功地运用了中医辨证论治大法，从而为药物外治法确立了理、法、方、药的临床应用体系。在方法上，由先秦时期的洗浴、膏摩、熏洗等法，扩展到纳法、吹法、滴法、敷法、润法、膏摩、浸洗、熏洗、烟熏等十余种。其后，历经隋唐，至明清时期，由于中医学术和本草学的发展，亦促进了药物外治法的发展。如至清代，外治宗师吴尚先《理瀹骈文》的问世，使药物外治疗法发展到了较为完善的境界。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医政策得以实施，使中医学得到迅速发展。外治法在理论探讨和临床应用等方面也有了不少的发展和创新。但由于受到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外治法被一部分人视为“雕虫小技”而遭歧视。20世纪60年代以前，外治法多以民间疗法的形式存在，很少有人问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政策的实施，中医外治疗法的应用，方得以引起重视。随着人们对药物（尤其是西药）毒副作用对人体伤害的关注，众多的中医外治法丛书随之问世，其中不乏“书中走、书中行”的抄袭之作。目前对外治法的研究，虽然有所发展，但亦应当看到，非药物疗法、药物外治法尚处于非主流的医疗技术地位，诚难有吴师机《理瀹骈文》的经典之作，也少有清代赵学敏《串雅内外编》重视铃医的实践之作。故开展中医外治法及中医非药物疗法的临床研究与应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少逸大夫的《脑瘫中医治疗康复技术讲稿》，当是其运用中医康复技术对小儿脑瘫的实践之作。

少逸大夫为名医柳吉忱之子、世医牟永昌之高徒，1969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其治学严谨，以博学、精思、屡试为其要点。学术研究注重“沟通”，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据中国数术学三大精微理论，及对《黄帝内经》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而构建了以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太极思维的辩证观为学术思想的中国象数医学理论体系。同时在太极思维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医学实践建立了病机四论体系，即老年退行性疾病的虚损论、功能失调性疾病的枢机论、器质性病变的气化论及有形痼疾的痰瘀论。该理论是其认识和临床治疗疾病的思辨纲领。从少逸大夫的业医轨迹和学术成就，可窥见“柳氏医学体系”的全貌。鉴于少逸大夫之父吉忱公师承晚清贡生儒医李兰逊先生，蒙师牟永昌公师承其父晚清秀才儒医牟希光先生，可见少逸大夫之师承脉络和世医形成的学术渊源，故被世人称为“柳氏医学流派”。少逸大夫在中医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均有所成，著述颇丰，著有《杏苑耕耘录》《少阳之宗》《人癌之战与三十六计》《中国名中医名言辑释》《伤寒方证便览》《柴胡汤类方及其应用》《柳少逸医案选》《柳少逸医论医话选》《经络腧穴原始》《五运六气三十二讲》《中国象数医学概论》《柳吉忱诊籍纂论》，可谓方药大家。少逸大夫之父柳吉忱先生，为著名的中医学家，并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教育家。《柳吉忱中医经典讲稿》，为其讲授《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神农本草经》的教案编撰而成。除方药应用外，非药物疗法亦吉忱先生常用之法，其精研《小儿推拿广义》，且多有心得。少逸大夫得其父真传，为“柳氏医学流派”及小儿推拿“柳氏广义派”之传人，故自其从医以来，熟谙针灸、推拿等非药物疗法，精研药物外治法，熔内治、外治法于一炉。为了使扁鹊医学中之汤液、醴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及《内经》中的“汤熨”“火灸刺”“焠针”“药熨”“九针”等古代外治疗法得以继承发扬，少逸大夫力倡在历代医家的成熟经验基础上，承扬扁鹊康复技术，尤其对现代医学中的难愈之症，诸如小儿脑瘫、中风后遗症、脑外伤后遗症、高血压病、心脏病、糖尿病、痛经、风湿、类风湿、伤筋、劳损等病，及在人类残障的康复医疗中，发挥中医康复保健技术的长处，以完善中医康复医学体系。

康复医学是继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之后，新兴的第三种医学模式。诚如少逸大夫所云：中医康复医学是以中医学之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和太极思维的辩证观的学术思想为指导，采用中药、针灸、推拿、传统按摩、导引、食疗、情志疗法等综合方法，使病残者的身体、心理、就业及社会活动获得恢复，从而减轻患者家庭及社会的负担，还原社会角色的一种独具中医特色的医学模式。故而承传扁鹊医学技术，弘扬越人康复之法，是中医学理论研究及临床应用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临床中，正是由于实施了柳氏的脑瘫中医康复技术，并以科研成果及卓有成效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以小儿脑瘫、中风偏瘫、外伤及神经病变性瘫痪的防治与康复为特色的柳氏中医康复医学医疗体系，因此我建议少逸大夫将该讲座讲稿结集出版，这对脑瘫患者，可谓功德无量！同时对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也大有裨益，是为序。

蔡剑前

2014年元月9日于济南

（注：蔡剑前：主任中医师，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