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汤若望《天文实用》之编纂及其在清初的流传

关于《天文实用》的记载，始见于崇祯年间徐光启等人编纂之《治历缘起》（收入《崇祯历书》）。在崇祯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题本中，曾这样写道：

奉旨：西洋远臣进到星球，有蛇鸟小斗等星，有无占验，着灵台官去问。钦此。除蛇鸟等星性情占验已经移会灵台官回奏讫，臣一面督同远臣罗雅谷、汤若望等细将各星有关征应者著为《天文实用》一书，次第进览。

从此看出，之所以编纂《天文实用》一书，是因为崇祯皇帝在1637年见了耶稣会士所进的天文星球上有“蛇鸟小斗等星”，于是想了解这些星座“有无占验”，请钦天监官员答复。为了满足皇帝之需，罗雅谷与汤若望一起编译欧洲的星占术著作《天文实用》。《崇祯历书》的编纂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弹，继魏文魁之后，儒生蒋所乐攻击新法，欧洲星占术也遭到了嫉妒。李天经对此作了反驳，在崇祯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奏疏中，他这样写道：

如蛇鸟小斗诸星，自是陪臣等浮舟赤道以南，实测不爽，值上传制造星球，随用补南极见界之缺，以成浑全天体之象，岂是臆说？又蒙内灵台传奉明旨，询以占验，臣局约略指陈，且欲进《天文实用》占书以备御览，所乐等遂妒忌横生，先为此言，以图抑阻，真夏风之不可语冰也，其自暴其欺罔之罪四。

此书翻译直到顺治元年（1644）才完成首卷，进呈顺治帝御览，前后达七年之久。顺治元年十月十五日，汤若望上奏：

修政历法臣汤若望谨奏，为敬陈本局应行紧要新法事宜，以抒葵赤事。窃照历法大典所关万世，匪直夸耀一时而已，目今宝历既已大定，则行远传后之计不可不亟讲也。而微臣又再四思维，历之所可贵者，上合天行，下应人事也。苟徒矜推测密合之美名，而遗置裨益民用之实学，聊将一切宜忌仍依旧法铺注，终非臣心之所安，以故历局诸务徐俟异日续请，若目前紧要之事，谨约举条议二款，伏乞圣鉴施行。

计开：一、考验七政情性，原与人事各有所宜，不明此理，则一切水旱灾荒无从预修救备之术，而兵农医贾总属乖违，臣西庠是以有《天文实用》一书，已经纂译首卷，未暇讲求，合无恭请敕下臣局陆续纂成，嗣后悉依实用新法铺注，庶国计民生大有裨益矣。至若占验一事，原系该监职业，相应仍照旧规，敕令天文科官生昼夜轮直，在台占测，俟臣局《天文实用》纂毕呈进之日，另依新法占报，伏候圣裁。

从奏本可知，1644年《天文实用》已经完成首卷。汤若望希望用新法对民用历书进行铺注，因此翻译了西方的星占术。

《天文实用》刻本现只存卷一，主要内容包括：（一）七政依原情之力：七政性情、七政类及势情；（二）七政依恒星之力：恒星总像力、恒星各本力、恒星较黄赤道等力；（三）七政依本圆之力：距地远近等七政之效原；（四）七政依公圆之力。本卷简单介绍了七政（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性情”，与冷、热、干、湿的关系，经笔者比较，实际上取自托勒密《四门经》中的部分星占术内容，可能是根据16、17世纪托勒密著作的评注本翻译改编的。还有部分内容（如“七政相照之情”），和阿拉伯天文学家al-Qabisi（?—967）的《星占术导论》（Liber Introductorius，Venice，1485）中的De aspectibus planetarum部分有关。

明末和顺治年间的一些学者，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热衷和传教士唱和。杨光先反教案之后，士人和耶稣会士的来往骤然减少。但康熙时代仍有一些文人和传教士有交往，如陆陇其常常访问耶稣会士，和南怀仁、利类思有往来。清初著名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也曾到教堂拜访耶稣会士安多，请教算学问题。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1643—1709）曾专门到教堂找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人，就《明史·利玛窦传》的撰写请教问题。顾炎武、戴名世、张尔岐、阎若璩等人，也都在不同场合论及西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清初士人对汤若望的《天文实用》颇感兴趣。如吕留良（1629—1683）曾在给友人的信中，专门提到购买《天文实用》的愿望：“又汤若望有《天文实用》一书，幸为多方购求一部，感甚。”除吕留良以外，清初历算大家王锡阐（1628—1682）在给潘耒（1646—1708）的信中，也表示出对西方历算著作的关注，信中写道：

某顿首次耕足下，别三十余月，其间变故一何多也。……薛仪父书想寄到，不知作何答语，肯以秘书奇器赐教一二耶？《天文实用》《五纬表》二种，燕市或尚可觅，伏惟留意。南氏辛亥《七政》，乞买一本寄来，恐与汤氏所推微有异同，亦考验是非之一端也。

在另一信中，王锡阐继续表达了这一愿望，并希望潘耒能从南怀仁那里得到《天文实用》一书：“《天文实用》南氏处不识能觅之否？”从语气中推测，潘耒应该与南怀仁相熟。需要注意的是，王锡阐和吕留良、张履祥（1611—1674）在康熙初年就有交往，和万斯大还曾讨论天文历法，可见在江南地区，有一批士人对传教士的著作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这些著作中就包括《天文实用》。

除了吕留良、王锡阐以外，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二中也提到《天文实用》：

影余处有三悟书，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余取星悟、穴悟二书观之。星悟则取《神道大编》《天文实用》之说，以地平环上星安命宫，而杂以中国五行生克之理而成之。穴悟则堪舆家言耳，而发端于地员经纬度，乃近时稍知西学者伪为之，托名荣国耳。术数之书，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药师辈无一得免，况荣国耶？向者止于奇壬风角禽星阵图等，今又灾及泰西之学矣。……《天文实用》及地球经纬图，皆利氏西来后始出。

梅文鼎曾对西域传来的星占术感兴趣，他首次注意到《天文实用》和《西域天文书》的关系：“盖今泰西《天文实用》又本此书（按：《西域天文书》）而加新意也，不知者或谓此即《天文实用》，而反谓回回之冒窃其书，岂不陋哉？”梅文鼎还引《历学会通》《天文实用》等书中所录恒星数的不同，并加以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