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

17世纪70年代，在京师的耶稣会士只有南怀仁、恩礼格、闵明我、徐日昇、利类思、安文思等人，在地方传教的也寥寥可数，南怀仁感到人才缺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没有新的耶稣会士到来，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将因后继无人而终成泡影。南怀仁为此忧心忡忡，于是在1678年8月15日发表了著名的告欧洲耶稣会士书，雕版印刷后寄回欧洲，呼吁增派耶稣会士来华。在这封信中，南怀仁强调了科学仪器作为礼物的重要性：

至于礼物，对于有志东来的人，我作一经验之谈，请他们先事准备，以免日后耗费巨款去购取中国不很重视或绝不重视的物品。中国最喜欢望远镜及光学仪器，以至这一类的玻璃制品，不妨多多携带，包装务须妥善，免受空气侵蚀；至于仪器的管子或其它零件，中国容易制造，不必带来，路途遥远，携带其它零件极为不便。其次是时钟、图画，都是赠送教外官员的良好礼品。其余则任何稀见的艺术品，或精巧的物件。并希望把专为采购礼品的赠款，留下一部分，以便在中国制造一些合乎数学原理而为中国最所喜爱的器物。

他还谈到了耶稣会士应熟练掌握数学及其各种技能，信中继续写道：

现在重新谈谈数学的问题，凡愿意应用数学前来中国，与我们作伴的，应精熟天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如星辰的运用，日月交食等的推算方法。关于此事，数年前已收到（日耳曼帝国）皇帝陛下所赠、曾为我师的André Tacquet神父所著天文学一书。此书使我爱不释手。此外，他应研究数学方面各种奇妙的技能，如日晷制造法、测地学、光学、静力学、机械学的理论与实用；对这些，都应精熟。

此信1680年到达欧洲，引起很大反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与此信有密切关系。

几乎和南怀仁的呼吁同时，巴黎天文台著名天文学家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1625—1712）向路易十四大臣柯尔伯（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建议，希望派遣耶稣会士到东方去进行天文观测，并拟订了详细的观测计划。在1680—1683年间，柯尔伯召见了耶稣会士洪若（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希望他到中国后，在传教活动之余，从事科学和艺术的观察。卡西尼作为巴黎天文台的负责人介入这一计划，表明对洪若等首批来华耶稣会士的重视，目的是取得不同地区的经纬度和磁偏角值。在离开法国之前，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的保护者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François Michel Le Tellier，1641—1691）交给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一份调查清单，也转交给了“国王数学家”，涉及在中国考察的主要范围，包括数学、天文学、医学、动物、火器、建筑、地理、历史、气候、现状等内容。

1684年12月20日，洪若和其他三位耶稣会士应邀到法国皇家科学院，与卡西尼和腊羲尔（Philippe de la Hire，1640—1718）相见，受赠科学院的杂志（有关天文学和植物）。12月21日，卡西尼带领洪若、白晋、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塔夏尔（Guy Tachard，1648—1712）观测月食，观测结果下面有他们的签名。25日，卡西尼到凡尔赛宫向国王介绍月食观测的情况，国王和他谈到了即将去中国的耶稣会士问题。1685年1月17日，洪若和五位耶稣会士又到科学院参加会议，科学院以卢瓦的名义送给他们科学院的杂志。不久洪若等人就被派往中国，后来一直和科学院保持紧密的联系。

从当时的背景看，仅靠科学院的科学家去从事观测，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在远东，耶稣会士已有较大的传教范围，加之他们都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这是天主教其他修会所不能企及的，因此耶稣会士就成为法国科学院首先考虑的来华从事科学考察的对象。事实亦将证明法国耶稣会士很好地完成了他们所肩负的科学使命。

此外，法国耶稣会对耶稣会士来华执行科学院的观测任务也抱有较高的热情，白晋等耶稣会士也早有到中国传教的愿望；加之动身以前，法国与暹罗关系密切，暹罗国王对传教士优遇有加，更增加了法国派遣耶稣会士到中国的信心。但是，首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并非一帆风顺，1683年，柯尔伯去世，使此事耽搁了数年。1684年9月，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与南京人沈福宗（1658—1691）到达巴黎，由于拉雪兹神父的推荐，15日在凡尔赛宫受到国王路易十四的接见，柏应理向国王报告了派遣传教士赴华的好处，国王对异域文明十分欣赏，于是请拉雪兹神父负责挑选擅长数学的传教士到中国。柏应理还以南怀仁的名义拜访洪若，并转交了南怀仁的信。以上这些频繁接触，都促成了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最终成行。

1685年3月3日，洪若、白晋、张诚、刘应、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1655—1728）等六人作为首批“国王数学家”动身来华，离开Brest港，乘坐“飞鸟”号（Oiseau）开赴暹罗，其目的是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宣扬国王的荣耀，除在中国传教之外，他们还进行大量天文观测，以完善天文学、地理与航海知识，调查中国的动植物和技艺。路易十四发给洪若证明文书，签字盖印，并由内阁大臣副署。文书内容如下：

为了尽可能确保航海的安全，促进科学艺术，并为了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必须派遣若干博学而能进行测量的人前往印度与中国。我们素知耶稣会士洪若具有杰出的才学，是最好的人选。为此我们用特殊的恩命，以国王的全权，用我们亲笔签字的文书，任命洪若为我们的数学家。

行前，他们携带了科学院赠送的大量科学仪器。同年9月，他们抵达暹罗。在暹罗期间，他们做了许多天文观测，包括月全食，以便和巴黎的观测作比较。

“国王数学家”中洪若的科学素养最高，来华前在耶稣会路易大帝学院讲授天文学约十年，因擅长天文观测而享誉法国，他曾为耶稣会士天文学家巴蒂斯（Ignace-Gaston Pardies，1636—1673）编辑出版星图。“国王数学家”由洪若带领，为避免和葡萄牙“保教权”的冲突，他们由海路转道暹罗，1687年6月17日搭乘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经中国沿海北上，于7月23日到达宁波。在宁波时，他们受到了浙江巡抚金的阻挠，未能及时到达北京。但当他们宣布自己是南怀仁的同事之后，受到了官员的接待。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当时是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住在杭州，派了一个代表去帮助他们。金对耶稣会士不太友好，并劝告礼部，希望发一谕旨，严格限制像王华士这样的商人带外国人来华。南怀仁对金态度已有所闻，当他听说“国王数学家”抵达中国之后，于9月15日写信给在热河的赵昌，让皇帝知道这些人是他的耶稣会同伴，带来了珍贵的科学仪器和书籍。皇帝把这份材料交给了礼部，9月23日礼部收到这份材料。10月11日，礼部又接到了一道谕旨，认为一些懂历法的西洋人来华并非不合适。《柔远特典》记述了法国耶稣会士进京的详细经过：

礼部题为报明事：该臣等议得浙江巡抚金疏称，西洋人洪若等五名由暹逻附粤商王华士之船到浙。据称欲往苏杭天主堂探望同教之人，如肯容留，情愿长住内地等语云云。康熙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题，九月初六日奉旨：洪若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礼部谨题为请旨事，先经奉旨：洪若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钦此钦遵。咨行该抚去后，今准该抚所送洪若、李明、刘应、白进（晋）、张诚并伊等所带浑天器等共计大中小三十箱，等因到部，相应将洪若等交与钦天监问明，果否通晓天文历法可也。为此请旨。

与此同时，洪若等人试图利用殷铎泽的关系，通过他向浙江的官员赠送望远镜与钟表，以达到准其入京之目的。后来经过南怀仁的斡旋，终于获得康熙的批准。11月2日，洪若等在宁波收到康熙容许进京的谕旨，于是携带了法王路易十四赠送的大量科学仪器和书籍，包括“浑天器两个、座子两个、象显器两个、双合象显器三个、看星千里镜两个、看星度器一个、看时辰铜圈三个、量天器一个、看天文时锥子五个，天文经书共六箱，西洋地理图五张，磁石一小箱，共计大中小三十箱”。1688年2月7日洪若等人终于到达北京，不幸的是，那时南怀仁刚刚去世。他们很快在乾清宫受到康熙的召见，经过挑选，白晋和张诚被留在北京，与安多、徐日昇一起成为康熙的宫廷教师，传授欧洲数学和解剖学知识，其他三位耶稣会士则被允许到其他地方传教。“国王数学家”来华揭开了中法科学交流的序幕，也为之后大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奠定了基础。在华期间，洪若、白晋、李明、刘应、张诚等人在宁波、上海、南京、北京、绛州、西安、宁夏、广州等地做了许多观测（包括日月食、木卫、彗星、水星、磁偏角等），定出当地的经纬度，并寄给皇家科学院。1699年前后，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9—1720）、巴多明、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等陆续来到北京，成为御用教师，为康熙时代的历算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顺治康熙时期，从属于葡萄牙派的耶稣会士多经由澳门来到北京，供职朝廷，或负责红夷大炮的制造，或在钦天监担任天文学家、数学家，从事历算工作，或从事大地测量和水利工程，或负责玻璃、珐琅的制造和钟表的修理，或担任医生、从事医事，在中西科学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雄心勃勃，想摆脱葡萄牙的控制，和清廷建立直接的交往，并派遣法国耶稣会士进行各种科学考察活动，以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出于对西学的兴趣与权术的考量，康熙向耶稣会士学习西方历算，并命皇三子胤祉（1677—1732）负责历算工作，编纂《律历渊源》，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试图在科学方面达到摆脱传教士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