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来自澳门的“西学帝师”

历法之争之后，康熙对西学非常关注，经常委派朝廷要员负责历算的考验测量工作，并以南怀仁等人为最早的科学启蒙老师。1672年，南怀仁和杨燝南互相参告，康熙为此召集大臣熊赐履，谕之曰：“闻尔素通历法，故命尔同九卿科道等官，会看南怀仁、杨燝南等测验。治历明时，国家重务，尚其钦哉。”看来正是由于熊赐履对历算之学有所了解，故康熙才委以重任。

1668年底，康熙询问西洋风俗，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便编成《御览西方要纪》进呈。1669年之后，传教士的地位逐渐恢复，康熙不仅对那些有科学特长、能担任修历重任的耶稣会士表示了欢迎的态度，而且自己也以耶稣会士为师，学习欧洲历算、地理和哲学知识。当康熙从南怀仁那里听说，要弄懂所有数理科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绝对必要的之后，他马上要求将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解释给他听，并要求将它译为满文。南怀仁还为康熙传授测量术和地理学，编译了《穷理学》，涉及西方哲学、逻辑学和其他科学知识。

明清之际入华的耶稣会士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人为主，他们在耶稣会学校曾受到良好的科学训练。教案平反之后两年，耶稣会士恩礼格（恩理格，Christian Wolfgang Herdtrich，1625—1684）、闵明我、徐日昇就奉命到北京；后来安多、纪理安、庞嘉宾（Kaspar Castner，1665—1709）、杨秉义（杨广文，Franz Thilisch，1670—1716）、孔禄食（Luigi Gonzaga，1673—1718）、严嘉乐（颜家乐，Karl Slaviček，1678—1735）、戴进贤（Ignaz Kögler，1680—1746）等人相继进京，也参与了历算工作。

其中闵明我于1669年到达广州，这年适逢反教案平反，因通晓历法，1671年和恩礼格奉命赴京，《熙朝定案》对此有记载：

准两广总督金光祖揭称：看得西洋人栗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1602—1669）等准部文，查内有通晓历法，起送来京，其不晓历法，即令各归各省本堂，除查将通晓历法恩礼格、闵明我二名送京，不晓历法汪汝望（Jean Valat，1614?—1696）等十九名送各本堂讫。

1672年2月，闵明我等到达北京后，不久受到康熙的接见。南怀仁上疏：“恩礼格、闵明我亦系通晓历法行取来京之人，所需食用等项，相应照例请给。”礼部在接到上疏后，在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二日给皇帝上奏：“今恩礼格、闵明我二人应照苏纳（Bernhard Diestel，1623—1660）、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23—1660）之例，行文各该部衙门，照例给与，俟命下臣部之日，札令该监，自行取给可也。”初四日，即得到皇帝的批准。此后，闵明我在北京从事历算工作，1685年受命到澳门迎取安多到北京，1686年底又到广州，动身往欧洲，在罗马停留了三年，1688年和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有交往，1694年8月28日返回北京。

1688年南怀仁病故不久，礼部在二月二十九日题请补授钦天监监正员缺，奉旨：“闵明我谙练历法，着顶补南怀仁治理历法”，当时闵明我“执兵部文出差”赴欧，期间的天文历法工作由徐日昇、安多负责。

徐日昇是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在科英布拉学院学习，1666年4月从里斯本出发，10月到达印度果阿，一直停留到1671年，同年下半年抵达澳门。次年闰七月二十日，礼部奉上谕：“着取广东香山墺有通晓历法徐日昇，照汤若望具题取苏纳例，速行兵部取去。”次年元月，徐日昇到达北京，协助南怀仁治理历法，1689年和法国耶稣会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1689—1691年前后担任御用教师，1686—1694年闵明我出使欧洲时，代理钦天监工作。此外，还参与音乐著作的编纂。

继恩礼格、闵明我、徐日昇来华的有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注1。1678年，他准备前往远东，1679年整年留在科英布拉，并在那里的耶稣会学院教授数学。1680年，他离开里斯本前往印度，经由果阿、马六甲、暹罗，于1682年7月到达澳门，停留到1685年中才受命前往北京。在葡萄牙期间，安多写成《数学纲要》（Synopsis mathematica complectens varios tractatus quos hujus scientiae tyronibus et missionis Sinicae candidatis breviter et clare concinnavit P. Antonius Thomas è Societate Iesu. Duaci，1685），书名意思是《数学纲要：由这门科学的不同论著组成，简明、清晰地为初学者和到中国传教的候选人写出》。全书共两册，第一册为算术、初等几何、实用几何、球体、地理、水力学、音乐等八章；第二册为光学、静力学、钟表、球面三角、星盘、历法、天文学等七章，都是基本的科学知识。在前言中，他谈到此书目的是要对在中国传播福音有利，并给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提供必要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

注1：有关安多的研究有H. Bosmans,“L'oeuvre scientifique d'Antoine Thomas de Namur, S.J. (1644—1709),”Annales de la Société Scientifique de Bruxelles T.44 (1924): pp.169-208;T.46 (1926), pp.154-181. Mme Yves de Thomaz de Bossierre, Un Belge mandarin à la cour de Chi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ntoine Thomas 1644—1709 (Paris, 1977)。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hanghai, 1932)；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73, pp.270-271)，简单介绍了安多的生平。

1685年8月15日，两位官员陪同闵明我到澳门，把安多接到北京，作为年迈的南怀仁的助手。因为康熙发布了谕旨，所以传教士沿途受到优厚的礼遇。11月8日到达北京后，礼部郎中黄懋来接安多，同南怀仁一起引见。安多并跟役二名所需食用照徐日昇、闵明我例，由礼部光禄寺补发吃食费用。《熙朝定案》详细记录了安多进入宫廷的内情：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上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今南怀仁已有年纪，闻香山奥尚有同南怀仁一样熟练历法等事才能及年少者，尔等会同礼部问南怀仁是何姓名，举出具奏，又有善医业者，一并具奏。至十三日，大学士勒、明同礼部尚书杭持十二日上谕与南怀仁看，随询问见在香山奥熟练历法及善精医业者有几人，并系何姓名。南怀仁答云：熟练历法者仅有一位，姓名安多；若善精医业者，不知尚有人否？大学士勒、明即将安多姓名奏闻。奉旨：南怀仁同居闵明我、徐日昇两人着一人同去。是时，南怀仁请旨：同居通晓历法闵明我、徐日昇，今差那一臣同礼部官往香山奥，钦取熟练历法安多？奉旨：着闵明我去。十四日，南怀仁、闵明我、徐日昇齐进养心殿御座前叩头谢恩，蒙皇上赐坐，天语慰问，并赐棹饭之时，即遣御前太监翟捧银五十两，赐闵明我。

可见那时康熙就对精通历算和“善精医业”的传教士感兴趣。由于南怀仁年老体弱，希望能尽快找人接替，于是在澳门的安多被推荐来京。安多对能够被选在皇帝周围从事天文学工作，觉得颇为荣耀。他的数学素养使他能很快接替南怀仁，协助钦天监的工作，并成为康熙的宫廷教师。

1688年，南怀仁去世。三月初四日，御前侍卫赵昌传达了康熙的谕旨：“今闵明我出差在外，徐日昇、安多如天文历法五星凌犯日食月食事，照南怀仁管察。”从此，安多和徐日昇一起，在钦天监“治理历法”，一直到1694年闵明我返京为止。

1689—1691年，安多与徐日昇、白晋、张诚等人一起，作为御前教师，向康熙介绍科学知识。1689—1695年前后，他把《数学纲要》译为中文（《算法纂要总纲》），作为康熙的数学教材，现有稿本存世。此外，他还指导经度的测量。欧洲、日本所藏安多的众多书信，以及保存至今的白晋、张诚日记，是了解康熙时代宫廷数学不可多得的史料。据白晋日记记载，安多曾到宫廷编写中文正弦、余弦、正切和对数表注2，还向康熙介绍算术、三角和代数方面的内容，提供了一个解三次方程根的方便的表。当时他的语言尚未过关，因此向康熙介绍欧几里得几何学时，由徐日昇充当翻译。安多受命在宫廷介绍科学知识，为此康熙配备了两名精通满、汉文字的官员，为其服务。康熙三十年（1691）二月初五日，皇帝特谕：“今徐日昇、安多等日进内廷办事，恐彼家中马匹不足，着以后遣监内之马早晚接送。”第二天，“御马监官”即差人把马匹送到教堂，供他们每日使用。四月初二日，安多抱病，未进内廷，康熙派太医院孙徽百等为安多看脉，次日又派御前侍卫赵昌到教堂慰问。

注2：法国国家图书馆西文手稿部藏1689—1691年白晋日记手稿，Mss. fr.17240。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对日记进行了整理，见Les leçons de sciences occidentales de l'empereur de Chine Kangxi (1662—1722): Texte des Journaux des Pères Bouvet et Gerbillon (Paris: EHESS, 1995)。参见《张诚日记》（载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张诚、白晋日记生动勾勒了当时康熙勤奋学习的场景。对康熙学习的具体内容、他所了解的西方新知，值得作深入的研究。参见Mme Yves de Thomaz de Bossierre, Un Belge mandarin à la cour de Chi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ntoine Thomas 1644—1709 (Paris, 1977), p.57。故宫博物院保存有不少对数、正弦、余弦表，应是当时的产物。

安多晚年病重期间，康熙关怀有加。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十二日，“安多之病稍愈，仍不能行”。次年六月二十日，苏霖、纪理安报“安多病势重大求医”，康熙闻讯后派员外郎李国屏看视安多，并让太医院大夫茹璜看病，诊断安多“系中气不足，脾胃虚损之症，以致时常呃逆，四肢厥冷，大便溏泻，肌肉消瘦，不思饮食。六脉虚细，其病重大。大夫臣讨圣药德里雅噶，兼用加减理中汤救治”。二十二日，安多病故；李国屏奏报，康熙朱批：“安多自西洋到来后，诚心效力于天文历法之事，兹闻已故，朕心殊觉恻然。照徐日昇例，着李国屏、王道化送去。”在《数理精蕴》的开头，对安多等耶稣会士“治理历法”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德国耶稣会士纪理安也曾任钦天监监正一职。1684年，他被祝圣为神父，后担任数学教授。1694年到澳门，康熙听说他很聪明，多才多艺，召他到北京，次年抵京。他对金属的熔化、铸造乃至光学都非常精通，擅长修理仪器，负责修理的天文与其他仪器多达600件，自己也动手制作了一些仪器。1697年，他在宫廷首次开设玻璃作，制造了很多玻璃器皿，色彩斑斓，赏心悦目，博得了中国人的赞美。为此，康熙特意访问纪理安，派人向他学习玻璃制造技术，还把所制玻璃作为礼物送给俄国使节。1700年，纪理安和安多送给康熙一幅地图，康熙很满意，并打算测量地图，但是因为纪理安体弱、安多年老，于是康熙要求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到中国。1700年起，苏霖建议康熙在钦天监向中国学生教授天算知识，当时苏霖和纪理安都是老师，学生到教堂学习。后来康熙在教堂附近买了一所房子，供耶稣会士教学用。1711年，纪理安接任闵明我在钦天监的工作，主要从事太阳位置计算，以及天文表的制作，直至1719年病退。1715年，他设计制作了地平经纬仪，为此熔化了古代的天文仪器，遭到了梅瑴成等人的批评。1705—1720年间，他作为视察员，负责教会的事务，代表葡萄牙耶稣会士的利益。

在天文学传播中贡献最大的当数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他与徐懋德（André Pereira，1689—1743）、严嘉乐同船离开里斯本，于1716年到澳门，应康熙之召，与严嘉乐一起，于次年1月抵达北京，凭借天文学的特长，得以留用清廷，佐理历政。他曾携带意大利耶稣会士利酌理（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1598—1671）的天文学著作、法国耶稣会士沙勒斯（Claude François Milliet de Chales，1621—1678）的几何学著作以及地图学著作和其他历算书籍。抵京后，内务府官员对他进行了考察，认为他“精于各种算法”，在当时的西洋人中“似属超群”。他在康熙时代还介绍过“平方方法一、立方方法一”，可能与代数学有关。他与欧洲天文学家多有来往，在欧洲发表了在华进行的大量天文观测。从他在雍正、乾隆时代主持的《历象考成后编》编纂工作来看，证实了他非凡的历算才能。

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后，传教士接踵而来。耶稣会士通晓欧洲科学，又怀有强烈的宗教热情，试图以科学为手段来达到归化中国之目的，促进了欧洲宗教、科学和艺术在中国的传播。由于享有远东保教权，葡萄牙要求各个修会派遣的传教士必须宣誓效忠葡王，才可以免费搭乘葡萄牙商船到传教目的地，并且可以获得葡王一定的资助。因此来华耶稣会士多从里斯本上船，经印度到达澳门，然后进入内地。澳门是多数传教士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站，而且他们到内地后，仍与澳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生活来源及来自欧洲的补给都是通过澳门中转，澳门是当时远东天主教名副其实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