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组织者

由于美国广袤的地域和结伴旅行的需要，出现了组织者的权力。对于生活在政府管辖之外，又远离其父辈住地和风尚的人们有待于劝说他们尽自己的责任。这里有一种新的需求，要同时兼备各种素质的人来说服或诱使他人为其集团尽自己的本分。尽管一个旅行社群的领袖并不拥有军队指挥官的那种权力、传统或威望，但他必须有把事情办成的能力。他必须迅速建立起一种团结精神，在成分混杂的集团里，当人们面临饥渴、疾病、沮丧、重大危险和死亡等情况时，能使这种精神保持不衰。许多因素赋予组织者以一种权力，这种权力，除了以前在军界或文职机构以外，他是极少掌握过的。在传统的、安定的社会里，许多素质——诸如高贵的门第、地产、财富、勇敢、军事才干、学识、精明干练或雄辩的口才——也许可以使某个人成为一位领袖。但是在人烟稀少的美国大陆上西行的过客中间，能做说服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人就是领袖。

这种成分混杂的集团——“人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其中还有少数女性”——在独立城组成或是在西行小道上几英里的地方组成的这些集团，非有领导人不可。这些组织者建立了大车队。有时候像斯蒂芬·W·卡尼上校这样的人，显然是凭其经历和军衔而取得指挥权的；或者像约翰·巴特尔森这样的人，由于手下拥有为扩大队伍所需要的那七八个人而成为领袖；而他们手下的人如果当不上头头，他们是不干的。但是，这个位置常常是经过一番争夺而落到那些既有组织才能、又能赢得选票的人的手中，因为这种挑选一般都是民主的。

按照格雷格称之为“这些混杂的商旅队的惯例”选出一位首领，通常要经过大量的竞选和“派别活动”。候选人自己宣布参加竞选，物色支持者，还要竭力宣扬自己的优点。然后，“经过反复多次的唇枪舌剑”，选举正式举行，获胜者被当众宣布为“大篷车队的首领”。

这位首领的权力并无任何“组织条款”的规定，因而这种权力是不明确的：命令只被视为请求，服从或置之不理全凭下面人的高兴。但是应当说，人们期望，首领在白天要指挥行进的秩序，夜间则要指定宿营地点；还有其他许多一般性的职责，对于这些职责的执行，整个集团感到还是默认为宜……但在选出首领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组织工作了。一纸“公告”首先通知车主们提供一份关于他们的人员和车辆的清单。车队一般编为四个“分队”，庞大的车队尤其如此——我们的车队有近一百辆大车，外加十几辆四轮马车和其他一些小车，还有两尊小炮（一尊发射四磅炮弹，一尊发射六磅炮弹），分别架设在两辆车上。每一个分队任命一位“副手”，负责检查途中的每一条沟壑和溪流，选择最好的渡口，并且用大草原的话说，主持每一次扎营的“安排”事宜。

每一个这样的车队的货物大概值二十万美元。最需要的人才，不是那独居于深山老林之中的无所畏惧的人，也不是那身着毛边鹿皮衣的神枪手；最需要的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组织者。迁流者的领袖必须建立起一个社群，在沿途陌生的土地上，在面临层出不穷的危险时，他必须鼓舞、劝诱、收买，或者胁迫其成员去完成他们所不熟悉的任务。灵活、热情、想象力、胸襟宽广和鼓舞人心的语调，要比尊严、体面或高贵更起作用。一个人的组织才干不仅是在结伴旅行中培养出来的，而且也是在人烟稀少的广漠大陆上其他许多特殊的生活需要和机会中培养出来的。试以皮货贸易为例。

北美第一家规模巨大的皮货贸易企业是哈得孙海湾公司，该公司由英王查理二世特许成立，是一家专利公司。在1821年以后，一位美国型的白手起家的苏格兰年轻人乔治·辛普森领导了这家公司。在辛普森富有活力的领导下，这家公司以伦敦为中心，通过精心设计和范围广大的组织进行贸易，得到了新的动力而兴旺发达起来。严格说来，公司的主要活动是皮货贸易，而不是捕捉皮毛兽，这一点与当地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有关。阿尔衮琴族与北方的其他印第安人部落很早就对枪支、水壶和毛毯发生了兴趣（后来成了他们生活的需要），而他们只有从欧洲人那里才能得到这些东西。于是，他们愿意用所积攒的皮毛去换取。但是南部平原和落基山南面的印第安人，却并不为白人的这些东西而动心，因为野牛为他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原料。他们对欧洲的货物没有多大的兴趣，因而他们让白人自己进入这些地区去捕捉皮毛兽。这一点也没有减轻组织工作。相反，白人不仅要设点收购印第安人的皮毛，还不得不从实地捕捉着手，组织一切活动。

正如我们在海勒姆·奇坦登将军的生动记录中所读到的那样，美国远西地区皮毛贸易的历史，就是一部组织与反组织、贸易公司与交通运输、贸易站和偏远地区的城镇，以及忠诚与背叛的历史。交通运输事业使西部的皮货贸易得以实现，并且有利可图，它一开始就是一种集体事业。最早出现的是一种有龙骨的内河货运船。至少在1830年以前，这种船一直是密苏里河上主要的商业运输工具，后来才慢慢消失。这种船长五十至七十余英尺，船身最大宽度为十五至十八英尺，吃水浅，两头尖，从船头至船尾，两侧都装有踏脚板。这种船是特别为逆水行舟设计的，它无法由一个人操纵。船的推进工具通常是纤绳，它是一根长绳，系在高高的桅顶上，用短绳穿过缚紧在船头的一个环，以帮助掌握方向。这条绳要由二十到四十个人在岸上拉。在不能拉纤的时候，就由许多人站在两侧的踏脚板上，用篙插到河底，他们一面向船尾走动，一面使劲撑篙，就这样推动着船逆流而上。如果纤绳和篙都用不上时，就在船头的两侧各置五六把桨来划船前进。在上千英里的长途航行中，这种船一天最多只能走十八英里，每前进一英里都是齐心合力、紧张搏斗的成果。

小轮船渐渐取代了这种龙骨内河货船。轮船也是一种合作事业，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社群。在这些轮船里，捕兽人和皮毛商带着装备和交换的货物，从圣路易斯溯密苏里河而上。船顺流回来时，又把疲惫不堪的捕兽人和皮毛商带了回来，这些人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从荒原里带回了猎获物。

大篷车队和集合地也是十分重要的。陆地旅行比之水路旅行需要做更为周密的组织工作。西部皮货贸易的车队通常在密苏里的独立城组成，人们在这里集合，货物也就在这里集中和捆扎，编成长途运输的骡子队或大车队。在没有水路运输的地区，别无他法可为捕兽人运输其捕猎所需以及在偏僻岗位上的生活必需品。大篷车队日行约十五至二十五英里，入夜则选在有水草树木的地方宿营，还要安排夜间放哨以防印第安人袭击。他们往往要走一千英里甚至更远的路程才能到达目的地——一年一度的集合地。在这种集合地既可以看到精确的组织工作奇迹，也往往可以看到酗酒放荡的景象。

大约从1820年开始，集合地这种制度主宰了美国皮货贸易近二十年之久。这种集合地的组织形式要比哈得孙海湾公司旧领地的组织形式更多变、更灵活，以及在许多方面也更为复杂。在北部，习惯做法是建立永久性的贸易站和有设防的居民点，但要使这些贸易站和居民点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则代价很高，也很困难和危险。它们常常惹印第安人恼怒，而且也很难于转移。多才多艺、有事业心的圣路易斯商人威廉·H·阿什利和他的合伙人安德鲁·亨利建立了这种集合地制度，大大扩展了捕兽人的活动范围。他们的想法就是不要在固定的堡垒和贸易站办事，而是要在一年一度的集会地点开展工作。

阿什利和亨利每年定出集合地点，这样，随着贸易盛衰的变化，集合地可以一年迁移一次。这样也就不需要全年的维持经费，也不存在印第安人经常挑衅的问题。

这种经营方式省钱得多，但要求更高的组织能力。要不断注意详情，要能灵活改变经营方式，还要善于笼络阿什利和亨利不断招聘来的大量新人。按照老规矩，只需建立一个小小的常设工作组收购捕兽手们送来的皮毛。而现在则是招募人员派出去当捕兽人，并规定他们在指定时间回到指定的地点。在1822年3月20日的《密苏里共和党人》报上，他们登载过一则广告，招募“一百名年轻人开赴密苏里河源头”。在集合地制度的全盛时期，曾经组织过多达六百名的捕兽人去搜索落基山河源地带。每个人回来时都把他的猎获物带到这些年年转移而精心安排的总部。

如果没有一个个“山中人”的勇敢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皮货贸易当然不可能兴旺发达起来。这些人懂得如何在深山老林里生存下来。他们知道哪里能找到河狸，也知道怎样躲避印第安人，怎样诱骗和招致他们来为我所用。阿什利和亨利手下的一名早期捕兽人休·格拉斯，就是一个传奇人物。1823年，他与他的一伙人失却联系，遭到一头灰熊的攻击，他的伙伴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就弃他而去。他爬行了将近一百英里到达基奥瓦堡。他在那里养好了伤，东山再起，重又投入大规模的猎捕活动。

如果没有组织者，这种业绩以及像吉姆·布里杰和比尔·萨布莱特的事业都不会成功，也不可能获利。美国西部这些史诗中鲜为人称道的尤利西斯就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或威廉·H·阿什利这类精明能干的组织者，他们借助于别人的雄心壮志来实现一种宏伟而又有利可图的理想。

甚至那些以自己的真实的或虚构的功绩而点燃起众人热情的神枪手和山野之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也是靠了其说服别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能力。例如，丹尼尔·布恩的出名，不仅因为他打死过一头熊，还因为他具有领导的才能。他长期积极地从事对人的组织工作：他作为特兰西瓦尼亚公司的代理人，曾于1775年3月率领第一批移民前往该公司的肯塔基新殖民地，并监督建立了布恩斯镇。他先任民团的队长，后来又成为少校；他向移民收款以购买土地证；他还是菲亚特县的一名中校军官。

在十九世纪初，除少数例外，事业上最成功的皮货商、深山居民以及西部的开拓者，也都有其政治生涯。其中最突出的是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他是1856年共和党提名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1850年曾当选为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位联邦参议员，还曾担任过许多其他官职。丹尼尔·布恩，除其军事指挥职务外，也曾两度当选为弗吉尼亚州议会的议员，并担任密苏里准州的地方行政长官。戴维·克罗克特尽管以拖沓懒散闻名，也当选为地方长官，并在一个民团当过上校，还曾任州议会议员，然后又当过两任国会议员。皮货商的先驱者兼集合地制度的创始人威廉·H·阿什利，曾竞选参议员并两次竞选密苏里州州长，后来也当过两任国会议员。比尔·萨布莱特担任过一些官职，并当过总统选举人团的成员；他也竞选过国会议员。

一个曾在皮货贸易或在开发西部方面做出过一番事业来的人，他一生中通常都要当一任地方行政长官和竞选州长或国会议员。皮货贸易公司的西部小道，直通准州、州和全国立法机关。西部远征队的一位成功的组织者总有一些雄心壮志，也可能很善于从事民主政治。至于说其中许多人喜欢当“隐士”，喜欢离群索居，这种名声是后人给他们加上的。这往往是东部的文人以及坐在市内办公室里的新闻记者，摇动生花妙笔，对这些西部人绘声绘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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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以外，宗教至少也是西行的组织者取得成功的一个显著例子。例如摩门教徒担负起发现和开发“希望之乡”的任务。在许多方面，他们和那些也想建立其天国的、组织严密的早期新英格兰清教徒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摩门教徒和以前的清教徒一样，毫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用以建设良好社会的真理；正如清教徒称他们的教徒为“看得见的圣徒”一样，摩门教徒称他们的教会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和早期的清教徒一样，统治摩门教徒的是一种家长式的独裁主义精神。他们按照《摩门经》创立宗教。《摩门经》是纽约州北部的约瑟夫·史密斯从一些金牌上不可思议地翻译过来的，于1830年首次出版。他们是当时根据在美国神示的圣书而建立起来的唯一的重要教派。他们的《摩门经》，旨在使圣经故事和其他神圣的基督教著作中的故事在新世界继续流传。这些摩门教徒是一种特别勇敢、坚毅和精力充沛的人。但是人家并不把他们看作是好邻居，即使是通常欢迎新来者的西部人也如此。由于他们所到之处接二连三地遭到抵制，他们的西迁就不时被迫作集体迁移，而迁移的组织工作做得一个胜似一个。

在俄亥俄州柯特兰的第一个总部所在地，约瑟夫·史密斯及其追随者于1836年造好了一座壮观的教堂，但不久他们由于搞土地投机买卖而破产。与此同时，他们中有一伙人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独立城附近定居下来。他们极度的自命不凡，他们的勤奋、节俭和活力不久就惹起了人们的妒忌，而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友好态度也招致了人们的猜疑。

在杰克逊县，他们的印刷厂被捣毁，他们的领袖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示众。他们被逐出了杰克逊县，迁入邻近的克莱县。他们获得密苏里州议会的批准，自己建立了一个县。他们的新县城名叫“远西”，是按照约瑟夫·史密斯的几何图形方案建设的：城内有十二所教堂，四方的街区，根据设计最后可以容纳两万人。摩门教徒又一次兴旺发达起来，也又一次引起了邻人们的疑忌。周围社区的敌对情绪促使他们组织了一支自卫队，叫做“丹之子社”，而就是这支自卫队又成了反摩门教传说不断的来源。在1838年的选举日，非摩门教徒试图阻止摩门教徒投票，摩门教徒进行反击，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内战。摩门教徒的部队人数在一千人以上。约瑟夫·史密斯以穆罕默德自比，借用了“不接受《古兰经》，就接受刀剑”的口号，并且预言：“最后我们也必然是——‘不接受约瑟夫·史密斯，就接受刀剑！’”但在一次对摩门教徒的大屠杀后，史密斯投降了，并被判处枪决。由于指挥官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史密斯及其圣徒们再向西逃，到了伊利诺伊州的昆西。这第一次摩门战争使圣徒们损失了一百万美元和四十条人命。

1839年，这一历史在伊利诺伊州又一次重演。摩门教徒此时要在瑙武建立一个新的天国，他们又一次按照约瑟夫·史密斯的几何图形来建造，只是规模要小些。到1842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将近一万五千人。伊利诺伊州议会颁发的特许状，使瑙武成了一个近乎独立的城邦，这个城邦不久就以一座“大学”和更为美好的前景自夸。摩门教徒们深信自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并抓住他们在西部的机会来争取独立。他们运用他们的组织天才，在神学、宗教仪式和规章制度等方面精心设计了一些新奇的原理，其中包括对死者行洗礼以及在教堂举行新的婚姻仪式和“捐赠”仪式。

在瑙武，虽然约瑟夫·史密斯与其他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矢口否认，他们确实实行了他们改革的最为臭名昭著的一夫多妻制。1843年，史密斯受到了神的启示，把一夫多妻制定为一条教义。但在摩门教徒们再度向远西部迁移之前，摩门教会的领袖们始终否定这种做法。后来，1852年，在盐湖城正式宣布将一夫多妻制定为其教义，甚至定为教徒们的义务。这一制度被巧妙地与摩门教其他神学理论联系起来，特别是与他们的灵魂先存说相联系。摩门教徒们声称，如果不计其数的灵魂确实是无所归宿，到处游荡，迫不及待地要获得肉体的躯壳，以便栖居人间，那么每一个男子与女子就有义务尽可能迅速有效地提供这种肉体躯壳。一个女人只有通过结婚才能得救，而一个男人的孩子越多，则他在身后得到的报酬也就越多。于是，一夫多妻制就成了一种讨厌的义务，而不是肉体上的乐趣。布里格姆·扬在犹他州说教道：“我们应当作好准备来尽这个义务，就像我们尽其他义务一样。”

在瑙武，尽管一夫多妻制尚未被公开承认为该教派的教义，但其他方面的问题也足以引起周围非摩门教徒的反感。这个发展中的城市，越来越不受约束，好斗性也越来越强：摩门教徒的政治权力（他们在伊利诺伊州议会作为一个集团进行投票），似乎也更具有威胁性了。他们竟能在伊利诺伊州的沼泽地上兴建起一座繁荣的城市，这使他们的邻人对他们更加害怕了。密苏里的历史又一次在这里重演。摩门教徒中产生了另一个分裂集团，它谴责史密斯的独裁统治。正在史密斯使用暴力镇压这些内部敌人之际，一场与外部社区较量的新的内战也在进行。1844年6月，约瑟夫·史密斯和另外三位摩门教领袖在伊利诺伊州的卡西奇的狱中被杀害。翌年，伊利诺伊州议会撤销了瑙武特许状，于是摩门教徒们不得不继续迁移。

在寒冷的1846年2月，布里格姆·扬率领大队人马向犹他州行进。这一次集体向西旅行，是美国历史上组织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光辉典范之一。摩门教徒在其通过艾奥瓦州的漫长征途中，自己修建了道路和桥梁，他们甚至在沿途种植庄稼，以供下一季节到来的后继队伍收割。到1847年8月2日为止，布里格姆·扬一直在设计新的天国——就是后来的盐湖城。他再一次运用了约瑟夫·史密斯的几何图形方案。扬的周密而有效的组织工作，引导一队又一队人马通过了大平原。一批人于10月初终于抵达犹他州，他们是乘坐五百四十辆大车的一千五百四十名摩门教移民，连同一百二十四匹马、九头骡子、两千两百一十三头公牛、八百八十七头母牛、三百五十八只羊、三十五头猪和七百一十六只鸡。一年以后，当扬亲自率领的一支将近两千五百人的队伍抵达时，他们看到这里已建成了一座兴旺的中心“城市”和其他十个居民点，并已经营着两所磨坊和四家锯木厂。摩门教徒的史诗又将重新上演——这次规模更大，利害关系更重要，而且结果是决定性的。

反摩门教徒的狂热原先仅限于每个新居民点内摩门教徒的邻居，此时这种狂热变得前所未有地强烈起来，并且扩大到全国。最后一次摩门战争，是联邦军队对一个建立不到十年的兴旺发达的社区所进行的。在1857—1858年这场不为人所称道的、不光彩的内战期间，布坎南总统派艾伯特·西德尼·约翰逊上校率部镇压摩门教徒“暴动”，恢复秩序、自由和道德。当摩门教的领袖们呼吁，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来保障他们的权利的要求失败后，他们就打算脱离联邦。

虽然布里格姆·扬是一位异常讲求实际的人，但摩门教徒却根本未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主张被纳入美国的政治生活——他们并未能以对他们说来意义重大的摩门教的名称德塞雷特来命名其地区；他们未能建立一个明确地属于摩门教徒的州。他们不得不修改其教义，作为参加美国政治生活的代价。从1862年的《莫里尔法》开始，政府颁布了关于禁止一夫多妻制的一系列联邦法律。最后，在1890年，摩门教会的主席威尔福德·伍德拉夫签署正式文告，禁止一夫多妻制。直到1896年，犹他才被接纳为州，甚至一直到现在，这个州仍然是西部为其天才组织者所提供机会的一座活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