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府俘获的基本模型

一、芝加哥学派的斯蒂格勒模型

规制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回答两个宽泛的问题：①为什么我们在经济生活中能够观察到政府干预？②政府干预形成的政治经济过程如何？而规制体现了经济活动中广泛的政府干预，目前规制经济学研究大多是从基础设施规制角度出发，其政治影响也偶尔被关注。目前支持规制的主流观点的理由是自然垄断。规制的目的是防止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权力，另一个支持规制的理由是公共利益假说，即规制者有义务保护消费者。然而，实际观察结果却常常与这些假说相左，即使规制的出发点是政府为了限制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权力，但规制的结果往往是被企业操纵。斯蒂格勒研究提出的规制俘获理论为我们分析和研究规制问题提供了现实的视角。这一理论包含但不仅限于对垄断产业的规制。他的分析始于对规制是应产业需要而产生的观察，认为规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产业的利益。一系列数据表明规制不仅仅是因为自然垄断这一名义上的理性解释。存在许多经济活动会吸引政府以价格固定（price-fixing）和进入控制（entry control）等形式的干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斯蒂格勒从规制的供给和需求入手进行分析。规制需求方与产业利益集团的两大基本特征相联系，即利益集团的大小和规制产生的利益大小。当利益集团规模过于庞大时，将不利于该集团组织化的形成，即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解决。Olson认为组织规模过大将使个体在正常游说活动中减少自己的努力。此外，规制所形成的大量租金会给产业集团的规制需要带来一个正向的激励。对规制供给方，他认为必须注意规制产生的机制——公共部门对政治压力的反应。斯蒂格勒将政治家视为潜在的规制供给者，并且他们是追求私利的，由此规制会倾向于有利于增加规制者权力的一方。如果这种权力同时依赖于金钱和选票，则规制成本将会使规制者受欢迎程度降低。然而，斯蒂格勒发现了一个可以减少这一成本的因素，即绝大多数受规制边际影响较小的选民没有质疑规制的激励。

斯蒂格勒通过对美国卡车规制政策的经验研究证明了他的结论。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卡车开始出现并成为铁路的有力竞争对手。铁路部门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对卡车城际运输强加了许多限制。斯蒂格勒列出了各种可能影响规制需求的因素：①在那些拥有很多农场卡车的城市，铁路很难说服农场主不利用卡车服务；②卡车在短途运输上比长途运输对铁路的威胁要大，对那些城际距离短的卡车服务需求就高；③如果城市的公路质量高会更倾向于采用卡车运输，铁路对这些城市也存在服务需求。

斯蒂格勒观察了1932年在美国各州出台的有关四轮卡车和六轮卡车的运输限制与铁路的不同偏好程度，解释变量对应于前面的三个因素，即每1000个劳动力拥有的卡车数量，铁路运输的平均距离，高质量公路所占百分比。这三个变量在跨州的计量回归结果中显著（除了六轮卡车运输限制与高质量公路之间的回归结果）。

斯蒂格勒的理论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在公共利益假说中，政府规制政策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他的理论得到了佩尔兹曼、贝克尔等人的积极响应，并逐渐形成了规制理论的芝加哥学派初期阵营，之后，布坎南、塔洛克等人在其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弗吉尼亚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相得益彰。他们认为规制者在特殊利益之间是摇摆不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能够完全俘获规制者。这一理论引发了一场有关政府最优规模和规制范围的大讨论。在微观经济领域，庇古和萨缪尔森认为，受政府干预的外部性影响，市场对私人产权的配置是无效率的；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斯蒂格勒提出了经济性规制理论。如果规制者作为一系列特殊利益集团压力的中介，我们是否应该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以中和潜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偏向性？又或者我们应该回到无规制状态并容忍市场失灵？20世纪的规制理论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我们可以从斯蒂格勒的理论中获得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启示。

然而，正如Posner所言，斯蒂格勒方法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利益集团的清晰描述。斯蒂格勒认为所有权集中的产业更容易俘获规制者。然而，对于希望赢得选票的政治家而言，规模较大且多元化的集团更容易获取有利的规制。

二、弗吉尼亚学派的佩尔兹曼模型

佩尔兹曼（Pletzman）重新定义并扩展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提出了三种相互区别的正式模型，其中第二个主要关注价格进入规制。这一模型的关键是分析了大集团和小集团的理性决策。在这一模型中主要有三个参与人：拥有强制权的政治家、未定义数量的生产者和未定义数量的消费者。政治家试图最大化其“支持”和“权力”，即M＝M（p, π），其中p是消费者支付的价格，π是生产者获得的利润。假定政治家的“支持”随着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增加而减少（价格上涨选票减少），生产者的利润却随之增加（由于生产者利润增加所以他们投了支持票，并且由于他们的物质支持，他们可以左右一些选民的投票）。因此高价格带来的权力损失效果与利润增加效果被认为是边际强度递减的。于是，M＝M（p, π）有如下的形式：Mp＜0, Mπ＞0, Mpp＜0, Mππ＜0。假定价格的边际效果不随着利润水平变化而变化，反之亦然，则有Mpπ＝0。所有有关供给和需求的信息都可以写成函数π＝f（p, c），其中c＝c（q）是企业的生产函数。假设fp≥0, fpp＜0, fc＜0。

政治家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价格M＝M（p, π），而这一价格服从约束条件π＝f（p, c），或者，满足这一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当一个企业没有竞争者，且价格低于垄断价格时，价格的增加导致利润的增加（df/dp＞0），联系前面的假定Mp＜0, Mπ＞0，一阶条件告诉我们，从垄断价格开始（相对高价格），规制者将会降低价格获取选民的选票，直到边际选票效用等于生产者“不满意”带来的边际权力的损失。反过来，如果始于竞争价格，规制者将会不断提高价格迎合产业，直到产业带来好处的边际效用等于选民选票的边际损失。这一效应对于存在多个企业的产业，当价格固定在竞争价格之上时同样适用（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一阶条件反映的是整个产业的利益而不是单个企业的利益）。

这一模型说明规制既不会完全倾向于规制者，也不会完全倾向于消费者。“政治”价格常常会处于竞争性和完全垄断水平之间。进而，由于可以从改变价格中获得的收益最高，“规制者进入”的激励在产业完全垄断或完全竞争时达到最大。换句话说，垄断会形成对规制的吸引，因为政治家可以扮演作为生产者的适当政治损失同选民政治收益之间交易的代理人。

一旦政治价格考虑对资本的重新配置，规制者的干预对社会福利就是有利的（生产者剩余加消费者剩余）。另一个极端是竞争性产业对规制干预的需求，因为在初始阶段，相对于从生产者获得的效用，消费者带来的权力的边际损失是非常小的。后者常常表现为政府对竞争性产业进行价格固定或者通过许可证形式进行进入控制。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在技术分化的产业这些令人费解的规制的存在。

佩尔兹曼模型将俘获模型转化为政治家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三方交易行为。然而，它却很少提及这种交易是如何实现的。模型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没有被作为一个积极的、策略性的参与人被予以清晰地描述。进而，政治家如何区分垄断价格和竞争价格也没有论及。在自然垄断的例子中，由于设定一个较高的价格可能会受到谴责，规制者可能会给企业一个合理的回报率。

三、图鲁兹学派的委托代理模型

理解俘获的另一种方式是采用三层委托代理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包括作为委托人的政府，规制者和作为代理人的企业。应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分析不同参与人的激励问题。最简单的委托代理模型分为两方：企业和可能被俘获的政府。作为中间层的规制者的引入可以使我们了解政府在其代表存在被俘获的风险下的反映。

Tirole可能是第一个利用三层委托代理机制分析规制俘获问题的学者。这个模型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不了解边际成本情况下对垄断进行的规制。在这一部分，企业拥有关于自身成本的私人信息，因此政府不知道该如何对企业的产品进行定价。政府的最佳做法就是提供给企业一个能够限制其利用不对称信息谋利的次优合约。然而，由于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刚性的，因此即使价格很高（事实上存在高成本的可能性），而当实际成本较低时，政府就给企业留下了获取租金的余地。在第二部分，Tirole的模型被Laffont和Tirole进一步扩展，假定规制者对产业了解，并且知道企业的真实成本。此时，企业就有激励贿赂规制者向政府隐瞒企业的真实成本。如果规制者不报告较低的成本，政府所给予的最可能合约依然会给企业带来租金。此时，政府就有激励提供给规制者一个使其不隐瞒以及降低企业贿赂规制者激励的合约。

我们设企业利润为π（p）＝q（p）p－C（q（p）），其中q（p）是需求函数，p是允许的价格；C＝F+qc表示成本，其中F为固定成本。边际成本c的集合为｛cl, ch｝，而0≤cl≤ch。边际成本的变化受参与人无法控制的不可预见因素影响，例如油田的发现，天气的变化等。因此，假定其由自然条件决定。设低成本的概率为γ，高成本的概率为1－γ。为了解企业的价格，政府要向企业进行T转移支付，这一部分是由消费者承担的。企业的全部收益为∏＝π（p）+T，消费者的全部收益为消费者剩余减去他们通过缴纳税收而转移给企业的部分（我们假设政府平衡预算，消费者缴纳的税收被等额转移给企业）。政府的最大化社会福利可以写成S＝s（p）－T。因此，政府为了最大化净剩余会使用转移支付为实现企业的边际成本和价格相等进行补偿。政府意识到c时，这种安排是可行的。但当政府不清楚c时，假定政府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完全信息合约｛［T＝F, pl＝cl］, ［T＝F, ph＝ch］｝，即使成本非常低，企业依然有激励宣称自己的高成本并且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偿。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低成本的企业获得的信息租金为∏l＝q（ph）（ph－cl）＝q（ph）（ph－ch）+q（ph）（ch－cl）＝q（ph）（ch－cl）≡q（ph）Δc，其中Δc＝ch－cl，很明显，q（ph）Δc＞0，低成本的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获得了一个正的租金。

政府除了简单地为低成本的企业提供一个完全信息合约之外，还可以提高高成本企业的价格，以至于较低的需求数量会减少信息租金。这种做法的问题是减少了消费者剩余。由此政府面临的问题就是在效率和租金之间的权衡。对此，政府虽然有很多种可能的选择，但每一种选择都要求尽量不产生对私人信息的扭曲。因此，政府安排必须满足∏l（pl, Tl）≥∏l（ph, Th），该条件被称为低成本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类似地，提供给高成本的激励相容约束必须满足∏h（ph, Th）≥∏h（pl, Tl）。同时，两种类型企业的参与约束为∏l（pl, Tl）≥0, ∏h（ph, Th）。实际上，政府将会提供下列安排：∏h＝0, ∏l＝＝ch+＝cl。证明过程见附录1。从这一结果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结果：首先，为了减少低成本企业的信息租金，政府提高高成本企业的价格γ（1－γΔc）（这一价格减少了需求数量，信息租金也减少q（）Δc）。注意到当γ很高时，政府进一步增加ph，因此减少信息租金的期望收益就大，减少消费者剩余的期望成本就小。其次，对低成本的企业，边际成本定价得以保留，对于高成本的企业就不会产生租金。

政府倾向于选择能够了解企业成本并且能够给出最优合约的规制者，则政府可以节省留给企业的租金并且对高成本的企业形成激励。假设企业为低成本，规制者了解的概率为λ，并且可以为政府所证实，规制者不了解这一情况的概率为1－λ，当成本很高时，规制者了解的信息很少。博弈的时序为：①企业的成本由自然条件决定，企业了解自身成本；②政府给出规制者的薪资及企业的规制合约，两者都受规制者报告的潜在影响；③规制者以概率λ了解到c＝cl; ④企业和规制者决定合谋；⑤规制者向政府发送一个报告r∈｛cl, ∅｝。这意味着即使规制者发现c＝cl，他依然宣称不知情（当然也可能是真的不知情）。在获得这一报告r之后，规制者的工资和企业的合约就都可以获得。

规制者发现，当成本低时，如果提供给政府真实报告，将会使政府给出一个完全信息合约并且不接受任何高成本的要求，则企业的信息租金就会消失。因此，企业激励贿赂规制者购买他的“沉默”。信息租金的价值为q（ph）Δc。政府想要促使规制者诚实地报告，则需要承诺r＝cl的支付条件。假定规制者的保留薪水为0，政府的支付为w。假设企业每向规制者支付1美元的成本为1+ψ。如果想要规制者报告真实信息，则政府给予规制者的薪水必须满足w＞。

防止合谋的好处是可以揭示完全信息。成本就是提供给规制者的激励和提供给企业的合约可能扭曲。我们现在假设阻止这一合谋是十分必要的，并且关注均衡分配的结果。

如果规制者与企业合谋，他将会宣称不知情，则较低成本的可能性为r。在一个反合谋合约中，规制者是讲诚信的。所以，当成本很低时，规制者宣称不知情的概率为μ≡P（c＝clr＝∅）＝＝。我们假设政府不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考虑规制者收入，除非这种收入是从消费者收入减少中获得。当政府无法获取信息时，即使考虑规制者宣称不知情依然存在实际上低成本的可能性，它也会为企业开出次优合约。次优合约为低成本企业提供边际成本定价，为其带来了租金，而这些租金取决于高成本企业的选择。当企业成本很高时不会有租金的剩余。政府期望的社会福利为EV＝γλ｛s（cl）－F－w｝+（1－γλ）｛μ［s（cl）－Tl（μ）］+（1－μ）［s（ph, u）－Th（μ）］｝，其中Ti（μ）（i＝l, h）表示政府收到无信息报告r＝∅，并且认为μ为低成本时所提供的次优合约的转移支付。这一问题的最大化产出为ph＝ch+－。这一表达式包含了相似条件（r/（1－γ））Δc，即不存在规制者时的最优合约扭曲。但附加条件－意味着当存在规制者时高成本价格的扭曲更小，即使规制者存在合谋。参数ψ可以被看成是俘获参数。当它为0时，企业容易与规制者共享信息租金，此时，企业的贿赂具有最大的权力购买力。在这种情形下，随着趋向于0，权力扭曲逐渐消失。当ψ为正时，扭曲增加，规制者变得越来越难以俘获，因为即使最小额的俘获对企业来说也是成本高昂的。由此，我们得到ph＝ch+－＝ch+。证明过程见附录1。该式表明，相对于没有规制者的情况，这种扭曲的消失与规制者所能掌握的信息成比例。规制者的信息质量也影响结果，当规制者从不知情时（λ＝0），就好比规制者不存在一样；而如果规制者总是能了解成本（λ＝1），价格扭曲的节省是最大的。理想的规制者是了解企业成本且不被俘获的（λ＝1, ψ→∞），这时没有任何扭曲，理想的ph＝ch。理由是规制者能够抵抗俘获，并且能够经常向政府报告低成本，也就属于政府是完全信息的情况。

这一模型依赖于一些基本假定。受规制的企业拥有生产成本的私人信息，政府希望企业的产品能够尽可能地便利消费者。然而，政府无法强迫企业在最优条件下生产，因此政府给予企业补偿的前提是了解其生产成本。政府委托一个规制者去了解企业这一信息，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风险，低成本的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租金会试图与规制者合谋，使其不报告真实成本。企业俘获规制者的范围取决于规制者能够掌握企业的私人信息量和向规制者贿赂的难易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