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接问题：目的差异下的衔接错位

目的往往决定着行为，立法活动亦是如此。耶林认为：“目的是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6]然而，不同的法律由于性质、调整关系的不同，往往有着不同的目的。

《反恐法》第1条便开宗明义：“为了防范和惩治恐怖活动，加强反恐怖主义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该条文表明，反恐法的目的有二，即防范、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和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刑法》第1条则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是该法的制定目的。其中，对“保护人民”应当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刑法通过规定犯罪、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免受犯罪的侵害；另一方面，通过罪行法定，刑法保障无罪的人民免受司法机关的追诉、惩罚。在此目的下，一般还认为，刑法的机能包括行为规制、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7]

显然，在严峻的反恐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反恐法更强调打击犯罪，而刑法却不得不着重强调人权保障。因为刑法是犯罪人的人权宣言。[8]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没有立法的犯罪打击可能是更加及时、有效、灵活与便利的，刑法主要是约束国家机器面对犯罪的反应速度与灵敏度。[9]可见，二者在目的上虽然存在共性，但是也存在差异。从两法的基本原则来判断，结论亦是如此。刑法的首要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强调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与对人权的保障；而反恐法的首要基本原则却是专群结合、联动配合原则，强调积极打击与全民反恐。因此，应当正视两法的差异，刑法应当做好对相同目的部分的衔接，并将与刑法制定目的不同的内容排除在犯罪圈之外。

遗憾的是，《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311条修改为：“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或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在司法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该条规定将行为人拒绝提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的行为予以犯罪化。这种做法恰恰体现了“专群结合、联动配合、全民反恐”的原则，契合了反恐法积极打击犯罪的目的，但是与刑法的目的是不吻合的，不利于保护人民。首先，打击犯罪应是国家专门机关的职责，将知情不举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有转嫁国家责任于一般公民的嫌疑。其次，该条规定不问行为人是何动机[10]就予以处罚，过于苛刻。最后，对于知情不举的行为，《反恐法》第82条[11]已有行政处罚的规定，刑法是否有必要再予厉化？谦抑的刑法应保持其独立之秉性，并且只能发挥“最后一道屏障”的作用；否则，罔顾人权保障的目的，错位衔接则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