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我们都在盲人摸象

在《社会中知识的应用》（1945）一文中，哈耶克举了一个锡的例子，以说明价格体系的信号传递作用。在本节的讨论中，我们使用一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案例1.1）。

案例1.1

张三的烤肉餐厅决策

假设拥有很好烤肉技术的张三，打算在某城市开设一个烤肉餐厅，亲自担任大厨，现在需要做出是否开设这家餐厅的决策。张三所拥有的“局部信息”，主要是他自己的厨艺，但要开好一家成功的餐厅，仅仅拥有好的厨艺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忽略注册、选址、装修、员工、广告、原料渠道等因素（也可以把这些内容也包括进张三已经掌握的“局部信息”之中），只关注哈耶克所说的价格问题，即假设张三知道一份烤肉的综合成本，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确定它的未来销售价格，并据此判断他是否能够盈利、是否确实可以开设这家餐厅。

在哈耶克的讨论中，张三面临的问题很好解决，即观察市场上的价格，以此价格作为基准，扣除已经知道的成本，就得到了利润；如果利润符合预期，就可以开设餐厅。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张三面临的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这里我们只关注最重要的两个问题。

首先，张三到底要观察什么样的价格？最好当然是同样位置、同样装修、同样规模、同样厨艺、同样服务、同样停车方便程度的餐厅中同样烤肉的价格。但是，如此“同样”的餐厅或烤肉是不存在的：张三新开餐厅的原因正在于其“不同”所带来的优势。所以，张三只能在有限维度上选择类似的价格进行观察，比如，地理位置和规模相似（而不是相同）的餐厅中相似（而不是相同）菜品的价格。

其次，张三需要了解目标客户的价格承受能力和在给定价格水平下的销售数量。张三提供的并非标准化产品，而是涉及了未来可能价格水平下的可能销售数量，所以，张三不可能免费得到这样的信息，而且即使花费了较大成本（如采取市场调查的方法），得到的也可能只是非常粗略的信息。

模型、数据和理性

在案例1.1中，张三的决策过程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的因素，即模型、数据和理性。模型是把决策目标（即“因变量”）与影响决策的因素（即“自变量”）联系起来的一个思考框架，每个人在理解经济现象、进行经济决策时，都需要使用模型，只不过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使用的模型，往往是非正式的，有时甚至是我们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即“日用而不知”）。

张三在解决案例1.1中所提到的两个问题时就需要使用模型。比如，他为了了解潜在客户的价格承受能力，决定聘请专业调查公司进行市场调查。在这一决策中，张三至少使用了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的因变量是“烤肉价格”，而自变量之一是“客户愿意支付的价格”；第二个模型的因变量是“客户愿意支付的价格”，自变量之一是“受访客户表示愿意支付的价格”；第三个模型的因变量是“市场调查的成本收益比”，其中的自变量可能包括“自己亲自调查的成本收益比”“聘请专业调查公司进行调查的成本收益比”。

模型只是一个框架，其中的所有变量必须被赋予具体数值才能够发挥帮助决策的作用（参见下一章的详细讨论）。前面提到的三个模型最终都是为了给“烤肉价格”确定一个具体的数值。当然，这个数值又是为了融入上一层次确定利润的模型，从而为张三的最终决策服务。

理性是经济主体在经济决策中追求感知到的最优的一种行为倾向（参见第4章的详细讨论）。如果没有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这一根本性动力，张三完全不必考虑观察价格、了解目标客户的问题，也就无所谓运用模型并为模型赋值的问题了，所以，理性是模型和数据的基础。

每个人的粗略简化模型

任何经济主体在经济决策中，都会与张三一样，必然涉及模型、数据和理性三个方面的因素，而每个经济主体在这三个方面都是有限的。从模型来看，任何模型都既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被证伪（参见本书第3章），所以，任何人使用的模型都只能是简化的粗略模型，不可能是唯一正确的模型；为模型变量赋值的数据，永远只能是从有限的维度来反映事物有限的特征，再加上生成、获取、加总、平均过程中必然存在的误差，任何数据都只能是粗略的，金融数据如此，其他经济数据更是如此；任何人的时间、精力、知识和资源都是有限的，从而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而只能做到有限理性。

在案例1.1中，张三在确定“烤肉价格”的过程中，层次递进地运用了三个不同模型，但如果要保证充分的理性，还需要增加更多的模型来分析每一个决策以及每一个决策所涉及的因素。比如，在第三个模型中，在确定“聘请专业调查公司进行调查的成本收益比”的值之前，还需要采用一个模型，确定“聘请哪家专业调查公司”，等等。实际上，完全理性所要求模型的数量是无穷的。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中各个部分之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模型本身要保证绝对准确，需要考虑的参数也是无穷的，需要的统计数据当然也就是无穷的。在实际社会运行中，每个人都只能在有限模型、有限数据和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从而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

经济决策的必然模糊性

上述简要分析表明，价格体系也同样存在哈耶克已经指出的、中央计划者了解经济状况时不得不依赖的统计数据所存在的缺陷，从而并不能如他所说的那样，传递经济主体所需要的、关于外部经济状况的全部信息。实际上，经济主体由于面临着前述模型、数据和理性方面的局限，永远不可能得到他需要的足够信息，在经济决策中始终只能奉行“差不多”的基本原则（参见本书第4章），即在已经获得的部分信息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形成具有一定风险，从而必然模糊的决策。

对于经济主体在现实中所做决策的模糊性，凯恩斯在《概率论》（Treatise on Probability，1921）一书中就做了非常详尽的论述。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在获奖演讲中概括了凯恩斯关于不可能准确度量概率，从而总是存在模糊性的观点：

因为这一根本性的模糊性，人们在金融交易中难免有“幻想的成分”。关键决策都是在冲动而不是计算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人可能计算过概率，但通常不会完全相信自己的计算，而是遵照直觉的指引。[8]

凯恩斯所说的模糊性，从根本上源于我们都在盲人摸象这一最基本的事实。由于模糊性是不可能避免的，所以，在现实世界，经济主体的大量决策都是建立在“冲动”和“直觉”基础上的，这实际上是凯恩斯所说“动物精神”的核心含义（参见本书第9章的详细讨论）。

基于“冲动”和“直觉”的决策，当然会经常出现失误，而这正是经济发展需要勇于和善于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的原因：“勇于”指的是不要害怕出现决策失误，愿意承担可能出现的损失；“善于”指的是做好充分的风险防范措施，在出现失误时，不至于被彻底淘汰，并且能够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从而能够在时机适当时“东山再起”，并享受高风险带来的高收益。

金融危机的可能

从宏观上来看，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时正确、有时错误，其宏观经济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同时，有些微观上的错误决策，在宏观上并没有不利影响。比如，张三开设餐馆如果出现决策错误，一年后被迫关张，从而浪费了装修费、餐桌椅购置费、所付员工工资等，但从宏观上来看，这些支出构成了其他人的收入，增加了他所在地区的GDP。因此，虽然每个经济主体都在盲人摸象，但整个宏观经济通常情况下也能够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正常运行。

不过，如果一个时期内大量经济主体在决策上出现同样（或类似）的错误，尤其是在这些错误决策出现相互强化（而不是相互抵消）的情形时，整个经济就有可能会陷入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市场危机引发的，而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在对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预期下，美国大量经济主体在同一时期犯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错误。

具体来看，对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预期，刺激了居民的买房意愿和房贷需求，促进了贷款机构完全以住房为抵押来发放贷款。由于抵押品的价值在不断上涨，居民通过不断再融资的方式，一方面保持了继续偿还所借贷款，违约率非常低；另一方面使整个社会的需求强劲增长，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使评级机构及投资者认为次贷相关证券的风险比较低，从而增加了对这类证券的需求。证券需求使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市场，一方面使房地产市场持续上涨，另一方面推动着整个次贷市场的迅速膨胀。这是一个“自我实现预期”的典型过程（见图1.1）。

图1.1所示的房地产价格螺旋式上涨的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或者由于政府关键政策的出台，或者由于某家机构的破产，或者由于信用评级机构普遍下调相关证券或机构的信用评级，等等，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预期转变成下降预期，不断上涨的螺旋被反转，房地产价格出现持续下跌，而下跌的速度通常要远远超过原来上涨的速度，结果就是危机的爆发。

上述讨论表明，我们都在盲人摸象并不必然导致危机，但却隐含着危机的可能，这正是我们需要在充分发挥斯密所说“看不见的手”（亦即哈耶克所说价格机制）的作用的同时，还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原因。我们都在盲人摸象也是危机的前提，因为如果经济中至少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经济主体（“全能者”），那么，这个必然“善良”（否则就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全能者”，最终就会控制整个经济金融体系乃至全社会，并使之按照“正确”的轨道运行。因此，对整个社会带来巨大不利影响的金融危机的存在和可能，使我们有必要深入地探讨我们都在盲人摸象背后的逻辑，而这一探讨的过程和结果就是金融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