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川盐行销

在清代长途贩运的商品中，其量之大、面之宽、与民生计之密切、从事的商人之众多，可谓非盐莫属。川盐之行销“辽远与两淮等，跨西藏及六省”。湖南凡淮盐不及之地皆食川盐；湖北的西南、西北及汉水之上游食川盐；贵州除沅水上游六县食淮盐、古州食广盐外，“余则属川盐”；云南“自扬子江上流，为舟楫所通之处，皆用川盐”；甘肃南部和川藏一带“皆食川盐”[471]。

川省之盐引分陆引和水引两种。陆引即票盐。持票者在票厘局纳厘金、领证书，“运贩于随近一带各州县”。陆引在川境内行销，其盐量较水引少得多。之所以称为陆引，是由于自流井附近各州县商人“从陆路运搬，陆续不绝”。水引：由户部规定引数，川省沿岸各州县及外省的贵州、湖北等地“皆由水路搬以贩卖”[472]。如从自流井搭船往邓井关转载大船，向各地沿岸转运。每引包数、每包斤数都有明确规定[473]。

康雍时期川盐产量大大提高，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政府在川省增行盐引15125引[474]，是为计岸行引之始。到雍正九年（1731）每年水引11166张，陆引61029张，折合盐92277840斤（见本书第五章表5-1）。但运销却存在很大的问题，一些山川险阻之地由于商人趋利避害，不愿承运，“以致私贩充塞，官引壅滞”，“至僻远地方……或因途路远难，向未行引，或因人民散处，不易招商，往往盐价高昂，民间淡食”[475]。

雍正七年（1729）川陕总督黄廷桂、四川巡抚宪德提出建立川盐运销制度的主张：“不论有无产盐州县，约计户口之多寡，均匀颁发，令其各自招商转运，在商人于本地方官领引，即于本地方官缴销。”[476]要求根据川省食盐人数确定销额，按盐运路线将各厅州县销额与对应产区挂钩，也就是以产地为起点，销地为终点，由运商将其连成一线，无数的运销线形成运销网。各需盐厅州县自己招商发引，到指定盐场运盐，回本地销售；边远地区招商不易，由官运行销。经清政府批准，这一运销制度开始在上游实施，实施区域包括35个产盐州县，83个不产盐厅州县，新设的彭县等10州县，改土归流的永宁、天全以及建昌所属德昌所、米易所、盐中左所，加上改设的清溪，共计134厅州县卫，基本上包罗了整个川省。新的运销制度实施后，川省每年额行水引12305引，陆引89811引，折盐112066810斤。后来官方统计数字虽有不同程度的增减，但大抵以此为准，称为“原额”[477]。

川盐向分楚、边、计三岸，运销湖北境内者称楚岸，由仁、涪、綦运销贵州者称边岸，运销本省内地各州县者称计岸，下面分别介绍三岸运销概况。

（一）楚岸

清初，川盐已有零星销楚，但由于食盐专卖，划界运销，因而两湖市场基本上被淮盐占领。但淮盐进入两湖由于路途辽远[478]，运价甚昂，“归州、巴东例食淮盐，淮盐从长江至汉口，入南津关抵归、巴等处，川江峡口，滩高水险，逆流而上，运载艰难，每不能随时接济，且盘脚重大，价至三四分一斤不等。贫民度日不给，无力买盐，致多淡食”[479]。而毗邻的四川夔州府等地食盐价止四五厘，两相比较，盐价几乎相差十倍。同时，因川盐不能下销两湖，造成了川盐的滞销。

从康熙时便有不少官员请将川楚、川湘界连之地改食川盐。乾隆元年（1736）大学士朱轼还特上《请定盐法疏》，呼吁“行盐地方宜酌量变通”。该年确定由四川改隶湖北的建始县额销云阳水引93张。乾隆三年（1738）议准湖北改土归流的鹤峰、长乐、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等七州县按建始县例购食川盐，共销水引34张，陆引1196张[480]。这七州县“各募殷实商人，在于就近各盐场领引掣盐运销，课额即赴川省完纳，府州县销引督催考成，俱归川省考核奏报”。乾隆五十四年（1789）改由楚省招募淮商运销川盐，但由于淮商不愿行销川盐，“以致课引久悬”，最后仍“咨川招商办理”[481]。但总的来说，清政府对川盐销楚是持控制态度的。

咸丰三年（1853），由于太平军占领了长江一线，淮盐无法上运，清政府遂允许川盐济楚，实行商运商销，“凡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不必由官借运。惟择楚省堵私隘口，专驻道府大员，设关抽税。或将本色抽收，或令折色输纳，均十取一二，以为定制。一税之后，给照放行”[482]。这给川盐扩大在湖北的市场造成了绝好机会，川盐得以大量入楚，据胡林翼估计：“入楚之盐，以旺月计算，约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张，一千万斤上下。”[483]又据研究者估算：旺月每月约合川省水引900余张，若以衰旺之月折中为800引，按道光三十年定章，每水引一张计巴盐8000斤，花盐l万斤，以花巴各半折9000斤计，月销川盐当为720万斤，年销额应为8640万斤左右。这还不包括无法计算的私盐在内[484]。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曾国藩即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试图恢复淮盐市场[485]。但由于川盐行之已久，民食已惯，欲复回淮盐销岸已甚困难，后经两江与两湖、四川总督频年争讼，于同治十一年（1872）划定川盐和淮盐销售区域及办法：湖北安陆府之钟祥、京山、潜江、天门，襄阳府之襄阳、均县、谷城、光化、枣阳、宜城、南漳，郧阳府之竹山、竹溪、郧西、保康、郧县、房县，荆州府之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宜昌府之宜昌、长阳、秭归、兴山、巴东、五峰，荆门州之荆门、当阳、远安，计5府1州33县；又湖南澧州之澧县、石门、慈利、临澧、大庸、安县等6县，均为济楚川盐与淮盐并销区域，销额按“川八、淮二”划分。即川盐占80%，淮盐占20%。

（二）边岸

边岸即行销于贵州之盐引，清初贵州之贵阳、安顺、平越、都匀、思南、石阡、大定等9府均食川盐，雍正十三年（1735）又增兴义府，共为10府。乾隆六年（1741）川盐运黔定额为水引5896张[486]。四川运黔边盐主要有四大口岸：由涪州、彭水运销下游曰“涪岸”；綦江运销下游曰“綦岸”；合江、仁怀运销上游曰“仁岸”；永宁运销上游及云南曰“永岸”[487]。乾隆初四川额销黔引5896道，后因供不应求，又陆续增添盐引[488]。乾隆时期贵州“尽食川盐，人齿日繁，引不敷食，所有各处滞引，专赖黔商代销”[489]。川盐逐渐占据了贵州市场，并由单纯的运盐逐渐发展到自运自销，“节节开设小店，每店动需一二万金。沿途以盐盘盐，到店则散发小贩，赴乡零售，按关收帐”[490]。而且把川盐的运销向云南发展，直至咸丰初边岸都处于增长的趋势，“犍厂每年额行黔水引四千六百零一张，滇陆引二万五千一百五十四张；富厂每年额行黔水引三千九百八十六张，陆引五十六张”[491]。以上各引折盐计达8100-8200万斤左右[492]。

咸丰四年（1854）以后，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川盐行销滇黔受到影响，数年中积滞盐引达5万余张[493]。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任川督后，对川行黔边盐岸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光绪三年，经清廷批准，丁宝桢向山东巡抚借解银8万两，又由司道各库陆续筹拨银42万两，共集银50万两，在泸州设局总理一切事宜，并于犍、富、射三厂设购盐分局，在各边岸厅州县设售盐分局，形成层层隶属、购销兼顾的机构[494]，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开办黔边及近黔13厅州县计岸官运盐务，改变过去黔省盐厘过重，有碍销路的状况，减轻成本，“各项经费又照从前裁减三分之二”[495]，使盐贩有利可图。第二，顺应商情，规定各地方关卡“概不准分厘重征，需索留难”[496]。第三，在总局发行联票，盐贩陆运时须折包驼载，用此票作为该商过境验放之用[497]。

经过整理，川盐销黔量大大提高。原每年约共销黔边额引五六千道，积滞黔边额引三四千道至五千道不等，自改归官运商销后，一年之中，总计川省13厅州县额引计引全数销竣，还代销了光绪元年和二年黔边积引10244道[498]。许多商人也因此获利不少，销盐商人日渐增多，过去四岸商号25家，在官运开办一年中，便新增9家，而且“沿途店栈愈开愈广”[499]，沿途商业又因之活跃起来。

（三）计岸

计岸系指川盐在本省行销之盐引，前已叙之，此仅略作补充。计岸分16岸，即綦边保边计岸[500]、涪边保边计岸、仁边保边计岸、永边保边计岸、滇边保边计岸、万楚川计岸、巫楚川计岸，泸南计岸、涪万计岸、纳万计岸、府河计岸、渠河计岸、南河计岸、雅河计岸（以上14岸配川南盐场）、江涪计岸、成华计岸（以上两岸兼配川南川北盐场）。另外还有票岸，由盐贩用牛马骆驼及人力载运，行销于富顺、内江、资中、隆昌、荣昌、永川、威远、荣县、璧山、泸县、宜宾、南溪等12县。乾嘉以后，由于票盐的冲击，计岸积滞甚多，光绪初经丁宝桢整顿，大量积引销往缺盐的贵州。

1903年，川督岑春煊以改练新军，饷无所出，见滇黔及近边计岸官运成效昭著，获利甚丰，遂于省内计岸也推行官运，奏准从1904年开始，将现行商运的成都、华阳等38厅州县全改官运，以裕饷需。另于省城设立计岸官运总局综理其事。行水引3932张，陆引28990张，约占川盐全额的15%[501]。至此，川省有61厅州县实行官运，其余州县归济楚的商运商销和归丁票地的民运民销。

川省在长期的贩运中，形成了独特的盐运方法，如富荣盐场的引盐由灶产出后，抬运至官仓或公仓暂存，过秤后，花盐用篾包装，以力夫抬；巴盐由漏明篾笼装以驼马运，或均以小拨船装载，一律运至关外，再交井河橹船[502]，运赴邓关。洪水期约需二三日，枯水期约需半月抵邓关，再于邓关改换长船[503]，分运至泸州、合江、江津、重庆等处卸载。泸南岸之行销泸州者，在泸州卸载；仁边岸在合江卸载，另觅船转入綦江，运至贵州；楚盐则在重庆卸载，从长江运至宜昌；如系渠河、涪万、涪边各岸之盐，则换木船装运。至于票盐，则由各贩挑运米、油、纸等货到富荣盐场出售后，即以其篾篓装运，或以麻袋用驼马载运，或仅以绳索肩挑而行。

川盐运销为川省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依靠盐运为生之川民更不计其数，盐运是清代川省重要的经济杠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