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初人口的恢复与移民

明末清初，由于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川省人口丧失十分严重，以致清初四川“丁户稀若晨星”[68]。如川西平原的温江在“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顺治十六年清查户口，仅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69]。金堂也是“遭祸尤惨，兵燹之余，居民靡有孑遗，即间有以土著称者，亦不能尽道先代之轶事，且为数寥寥”[70]。川北的苍溪在三藩之乱后，“民不聊生，俱逃避深山穷谷中……人民破家失业不可胜纪”。当时编定丁粮，全县仅600户[71]。川东的云阳自“明季丧乱”，“孑遗流离，土著稀简，弥山芜废，户籍沦夷”[72]。此类描述，在地方史志中随处可见。

清开国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随着川省的生产和正常社会生活的恢复，人口也迅速回升。到雍正时，“蜀中元气既复，民数日增，人浮八口之家，邑登万户之众”[73]。如温江在战乱后，“渐次招徕，人迹所至，烟户递增，城镇田庐，载筑载兴，鸡鸣狗吠，声闻田野”。到乾隆之世，增至3万余户，男女14万丁口[74]。简州在战后仅存土著14户，清初陆续招徕有84户，按明制编为一里，到乾隆时户口达18809户[75]。资州在康熙六年清查户口时仅74户，520口，但以后“升平化洽，生齿日繁，十倍于昔”，乾隆十八年清查时已有“承粮花户”4072户，14486口[76]。芦县在“清康熙时，承平日久，并丁入粮，户口繁滋”，计编花户4538户，人丁26668丁[77]。巴县经明末之乱，“民靡有遗”，“然历康熙以至乾隆三朝之休养生息”，嘉庆元年后报部户口已达75743户，男女218079丁口[78]。

清初四川人口回升速度之快，仅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可能的，而根本动因是大规模的移民。由于清政府鼓励开荒政策[79]，在康熙中期以后至乾隆前期，外省人口大量涌入四川。如康熙中期，湖广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80]。雍正五年，湖广、广东、江西等省“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81]。由长江水路入川的“楚省饥民”，“日以千计”[82]。在雍乾之际，福建、广东两省几乎每年都有成批百姓“挈伴入川”[83]，仅广东潮、惠二府和嘉应州入川人户，“一县之中，至少亦必有千人，以有入川人民各县计之，不下万余”[84]。移民长途迁徙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引起了当局的忧虑，以致乾隆初开始限制移民入川，但仍难以遏制这股移民势头，仅乾隆八年至十三年（1743—1748年）5年间，广东、湖南人户“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85]。

移民大量入川，促进了川省经济的迅速恢复，但对人口和社会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

（一）人口成分的变化

清代移民入川之多，以致土著被湮没在移民的茫茫大海中，这在中国历史上亦属少见，因而历史上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其实，除两湖外，其他省的移民也为数不少。如大邑县清初土著少，客民多，“率多秦、楚、豫章（按：指江西）之人，或以屯耕而卜居”[86]。新繁县清初先有湖广人来垦种，继有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人民移入，“始至之日，田无业主，听民自占垦荒”[87]。简阳县先后有11个省的人入籍，全县222个氏族，外籍占213个，其中湖广籍达133个。在广安县客籍总人口中，湖北占4/15，湖南占5/15，江西占2/15，闽浙占1/15，广东占1/15，另外山东、山西等省占1/15，川人（双流、新津、阆中等县）迁籍占1/15[88]。

我们再以资料较为完整的云阳、南溪两县为例做具体分析。表2-1和表2-2分别列出了云阳氏族来源和移住时期：

表2-1

表2-2

注：表2-1、表2-2系吕实强根据民国《云阳县志》卷23整理。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辑，第230-231页。转引时稍有变动。

表2-1、表2-2说明，清代云阳人口基本来自外省，从见于记载的氏族比例来看，土著仅占1.1%，加上川省其他县的移住者，也不过占7.3%，这即是说外省移民达92.7%，其中两湖将近占总数的70%。从移入的时间来看，80%是清以后移入的，其中又以康熙和乾隆时期最多，两朝计移入90个氏族，占总数的二分之一。云阳的大氏族涂氏于康熙年间入川，“始以一二人之播越，历十世二百年之久，有二千三百九十人”[89]。再以南溪县为例，见表2-3、表2-4：

表2-3

表2-4

注：表2-3、表2-4系吕实强根据民国《南溪县志》卷四整理。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辑，第227-228页。转引时稍有变动。

从南溪的人口组成来看，移民也大多来自湖广，在72个氏族中有59个，占82%。其移入时间主要是清初，即顺康两朝，计49个，占总数的68%。

移民在川省人口成分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关于全川的移民数量历史上没有统计，我们只有根据有关资料进行估算。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嘉庆时便已基本结束，我们便以嘉庆十七年（1812）为终点。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为98.7万[90]，我们略去此前的移民不计，以此数全部作为土著。清嘉庆十七年以前，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均约6‰[91]，我们再多估1/3，以9‰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嘉庆十七年川省人口也仅307万[92]，只相当于该年实际人口2070.9万的14.8%[93]。即是说，到嘉庆中期，川省人口中的移民或移民后裔至少占85%。

（二）移民社会的形成[94]

大量移民入川聚落而居，滋生繁衍，并顽强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着原有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在异乡重组了自己的社会。四川的许多乡场，便是由移民所建，一些城市也因移民而兴。如重庆“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95]。明代重庆城内仅8坊，城外仅两厢，到康熙中后期，城内发展到29坊，城外21厢[96]。移民基本上控制了重庆商业，“各行户大率俱系外省民人”。嘉庆六年在重庆领有牙帖者共109行，综计江西40行，湖广43行，福建11行，江南5行，陕西6行，广东2行，而四川籍仅2行，占总数的1.8%。山货、药材为重庆出口大宗，几乎全为江西、湖广移民所垄断[97]。

移民由于客居在外，对本土怀有的感情以及生存竞争的需要，建立了一些社会组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馆就是其主要形式。移民普遍建有祠、庙、宫、殿之类的建筑，并供奉其尊崇的神祇或先贤[98]。据有学者对四川有4所会馆以上的85个县做的统计，总共有会馆727所，其中直称会馆的174所，以宫名馆的471所，以祠名馆的20所，以庙名馆的62所。会馆最多的为屏山县，城乡共计52所，其次为灌县、绵竹、威远，分别有会馆37所、36所、34所不等[99]。会馆是同籍人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起着联络感情、沟通信息的作用。成员聚会一般都相当频繁，如重庆的江西会馆一年聚会达200次，其他会馆也在70-80次左右，而且还有特定的全体宴会、庆祝日等[100]。会馆的设立，起初主要目的是保护远离家乡移民的权益，但后来在一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对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机构。各会馆首事或客长与地方官进行公务联系，参与当地税捐征收、保甲、消防、团防、团练、重大债务清理、济贫、积谷、赈济以及孤儿院、养老院的管理，从事慈善事业等。但也应看到，由于移民的自我封闭和排他性，导致了移民彼此、移民与土著的隔阂和分离，同化和融合过程非常缓慢。由于这种社会组合的特点，使各省移民的后代保持着某些特有的素质[101]，因而对社会有一定的割裂作用。

（三）大家族的破坏和小家庭的普遍存在

在传统社会，人们世代固守一隅，这有利于宗族的发展，所谓“世家大族”成为宗法制度最顽固的阵地，但移民运动破坏了宗族结构。正如同治《巴县志》载《刘氏族谱序》所称：“盖人处乱世，父子兄弟且不能保，况宗族乎？”[102]所以在清代的重庆是“求一二宋元旧族盖亦寥寥”[103]。大家庭的迁徙十分困难，因而移民分裂了许多宗族，即使有少数大家庭迁徙到川，也往往为获得土地而分居或二次迁移。特别是那些进入城市”的移民，在脱离土地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是同宗族分离。城市生活的流动性、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同籍会馆的互助功能，都推动了人们与宗法关系的疏远，即所谓“凡城市之民，多五方杂处，为工为贾，贸迁靡常”[104]，以及“人各有业，业各有祀”[105]，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对社会组织的依靠远比宗族组织更为重要。

与大家族破坏相对应的是小家庭的增多，表2-5我们抽出嘉庆中期部分府直隶州的户口统计进行一些分析。

表2-5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5，《食货志·户口》。

大量的移民导致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从表2-5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全川平均每户仅4.1人，远低于全国水平。这即是迁徙的结果，一方面是小家庭有利于迁徙，另一方面是迁徙拆散了大家庭；第二，各个经济区有差异，A和C区家庭最小，B和D区家庭较大，这是因为移民一般都流向城市和富庶地区（即A区），而C区大多为省际地区，移民聚集最多。D区多为贫瘠之地，在嘉庆以前一般不是移民的取向，B区虽条件较好，但可供开垦的荒地为数不多，影响了移民的迁入。

（四）人口空间分布的移动

清代四川的移民是一次人口空间分布的自然调节，是以经济动因为核心的一种自由迁移，因此移民总是流向可得到较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地区。清初，移民大量进入地广人稀的川省，但他们中许多并不是一次定居，往往又视生存条件和环境再次乃至多次迁移。表2-6列出了清代四川人口分布的变化。

表2-6

资料来源：康熙六十一年和嘉庆十七年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所列户口数计算。宣统二年据施居父编《四川人口数字统计之新资料》（成都民间意识社1936年版）所列户口数计算。

从清代四川人口分布变化看，第一，清前期移民人口主要聚集在川东地区。如重庆府康熙末占全川人口的19.3%，夔府占11.9%，以后移民逐渐由川东向川西、川南、川北疏散，到嘉庆中期，重庆府和夔府的人口占全省的比例分别降到11.3%和3.2%。第二，清中期以后随着四川经济中心的逐渐东移，人口重心也往东移动，如清末重庆府人口比例再次上升到15.8%，而成都府却由18.5%下降到9.4%。第二，近边缘区在清中期后人口比例增加，这是由于中心和次中心的人口密度较大，促使人们向条件一般但开发余地较大的地区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