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艺术的起源和上古劳动诗歌

第一节　文学艺术的起源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远在四五十万年以前，我国黄河流域已有原始人居住。这些原始人类经过长期劳动，自身和生产力都得到不断发展进步。据文献记载，大约到了传说中的神农、黄帝、尧、舜等时代，可能已经进入到氏族社会后期。正是在相当于传说中的这个时代，我国产生了以绘有各种精美图案和图画的彩色陶器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从这些原始文化遗物中，我们已可以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最初的文化创造，以及中国原始人类审美观念的萌芽。

我国文字起源很早，虽然何时开始有文字，现在还不能断定，但自从甲骨卜辞发现以后，证明中国至迟在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前，即殷商奴隶制社会的中期，已经有了足供使用的大量文字（据统计，目前发现的甲骨文的单字，已达三千余个），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同时也有了书面文学的萌芽。

那么，文学的产生，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不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呢？不是的。文学的产生和起源并不是在人类有了文字以后，而是早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已经产生了。最早的文学是原始人类的口头创作，是流传在原始人类中间的古老的歌谣和神话故事。在中国原始时代，反映原始人类劳动生活的朴素的歌谣和神奇、美丽、光彩夺目的古代神话故事，是中国文学的开端，是我国文学史辉煌灿烂的第一页。

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存在的一个需要探讨的科学问题，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解释，可以说自从文学艺术产生以来，人们就开始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世界各国就都出现过一些关于文艺来源的神话。例如，在我国古代《山海经》一书里，就有“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的记载。又曾说：夏朝的开国君主夏禹的儿子夏后启，是一个神通广大的英雄。他曾三次乘飞龙上天，偷偷地把天乐《九辩》和《九歌》记录下来，带回到人间改编作《九招》，在“大穆之野”演奏。在古希腊，也有关于文艺女神缪斯的传说：宇宙之王宙斯和“记忆”女神曼摩辛结婚，生了九个神女，这九个神女分别掌管着诗歌、音乐、戏剧、舞蹈等等，人间的诗人、艺术家们就是得到她们的启示和教导，才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来。把文学艺术的产生归之于上天神灵的创造和赐予，反映了原始人极为幼稚的观念，在今天看来当然是荒诞可笑的。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不断地对文学艺术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在众多解释中，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游戏说、心灵表现说、巫术说和模仿说等等。主张游戏说者认为，人类有一种发泄剩余精力的本能，游戏和文艺就都是由于这种本能的冲动而引起的。这是十八世纪欧洲席勒和斯宾塞首先提出的理论。实际上，作为单纯消遣性的游戏，只是后来才可能有的，在原始人那里，游戏并非没有功利性质，这从原始人游戏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据考察，原始人游戏的内容，或为战争，或为狩猎，或为采集，总是与他们的社会生活需要相联系的，实际上是对战争，特别是对劳动过程的一种再体验和训练。如果说原始歌舞产生于游戏，是从游戏脱胎出来的，那么原始人的游戏乃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和生产斗争，也是无疑义的。主张心灵表现说（亦称感情说）者认为，人生来就有一种表现自己感情的要求，高兴了就要笑，痛苦了就要哭。这种要求进而从声音、语言、形体上表现出来，就产生了音乐、诗歌、舞蹈等等。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他给艺术下的定义就是：“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艺术论》）实际上这种理论在我国产生得更早，《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淮南子·本经训》云：“心和欲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这实际是后世对诗歌创作心理和经验的说明和总结，并不足以说明原始诗歌最初产生的具体动因。原始诗歌有它的特定的社会内容和形态，它的发生是不能单纯用表情这一动机来解释的。主张艺术起源于巫术者认为，诗歌渊源于原始巫术的咒语。原始时代生产力低下，生存困难，从而产生了企图用语言控制自然、支配自然的巫术，在巫术活动中产生了最早的诗歌、音乐和舞蹈等。原始人的某些艺术确实曾附属于巫术的活动，但当时的原始信仰本身，却是出于人类物质生产需要，因此巫术本身并非是文艺所由产生的最后根源。主张模仿说者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和人生的模仿，这一说法始于古希腊的哲学家。如德谟克利特说：“在许多重要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著作残编》）亚里士多德说：“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诗学》）类似的理论在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如《吕氏春秋·古乐》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也是一种模仿论。这种说法与前面一些说法不同，它肯定了文学艺术来源于人对客观世界的模仿，成为后世“反映论”的基础。但事实上，即使是从原始的艺术活动（包括歌舞、绘画）看，模仿也只构成艺术的外观，是手段，并不就是艺术的创作动机或目的。总之，上述关于艺术起源的解释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总企图从人类的所谓先天本能出发，或者根据后世文艺创作现象加以推测，结果并没有真正科学地回答出这个问题。因为很显然，上面提出的一些解释，都不能说明文学艺术为什么只是人类发展到某一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不是更早，也不能说明原始的文学艺术为什么有它的特定的思想内容和形式，而不是其他。总之，以上种种说法，虽然都接触到文学艺术产生过程中的某些现象，但都是脱离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单纯从生物学角度的人和人的先天禀赋来回答，从而都没有能对文学艺术的起源做出科学的解释。

文学艺术发生的最终原因，只能从原始人类生存斗争的实际需要去寻找。处在人类最初阶段的原始人，不可能离开求食和保存种族等基本需要，而产生什么审美活动，而去从事什么艺术的创作。普列汉诺夫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指出：“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观点来看待它们。”他说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将一点也不懂得原始艺术的历史”（《论艺术》）。他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认为最早的文艺作品产生于人类的劳动过程之中，它是根据劳动的实际需要而出现的。

根据历史的考察，在文学部门里，最初产生的文学样式——诗歌，就是人类在从事集体劳动中，依照着劳动时的节奏，因袭着劳动呼声的样式而产生的。原始人的劳动多是笨重的体力劳动，所谓劳动的呼声，就是当人们从事一项吃力的体力劳动的时候，为了减轻一些疲劳，或为了在集体劳动中，协调一下彼此的动作，便自然而然地依照着劳动动作而发出的一种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因而形成一定的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正是诗歌韵律的起源。关于这一情况，我国古人也做过一定的观察，例如《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邪许”，就是指人们在集体劳动时，一唱一和，借以调整动作、减轻疲劳、加强工作效率的呼声。举重时是这样，从事其他劳动时，也会是这样。可以设想，最早的有节律的诗歌也正是伴随着劳动、因袭着这种劳动呼声的样式而产生出来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论到文学的起源时曾经有这样一段话：

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这说明最早的文学创作，正是在集体劳动中根据劳动的需要产生的。当然，仅只是简单的“杭育杭育”的劳动呼声，也许还谈不上就是什么真正的诗歌作品，但它是原始人最初的歌唱，是后来有韵律、有节奏的诗歌赖以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当这种劳动中的呼声一旦被语言所代替或与一定的语词、语言相结合时，语言便有了它的歌唱形式，呼声也有了更丰富、确切的含意，于是一种具有节奏性、音乐性的语言艺术——诗歌，也就正式产生了。

诗歌的产生是这样，其实与原始诗歌产生于同一时代，并经常与原始诗歌结合在一起的原始乐舞，也无不是这样。原始的音乐，就是劳动音响的再现，最初的乐器几乎无不是从原始的劳动工具转化而来的。例如我国古代的敲击乐器石磬和其他一些弦乐器，就都是由原始的劳动工具石刀、石斧和弓箭的弦索改装变化的。原始舞蹈的内容和舞姿，则更明显地表现出是某种生产动作的模仿或某一劳动过程的重演。由于劳动是有节奏的，因而再现劳动音响和动作的乐舞也是依从一定节奏的，而古时（中国的或外国的）舞蹈、音乐、诗歌之所以经常是三位一体的，也正是由劳动节奏的一致性所决定的。

上面说到，诗歌的产生是由于劳动的需要，是原始人组织劳动、鼓舞劳动的一种手段，而乐舞的产生，在原始时代也同样出于劳动的实际需要，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原始人的乐舞，模仿劳动的音响、劳动的动作，重演劳动的过程，这或者是出于训练劳动技巧、总结劳动经验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教育本部落的成员，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以便更积极无畏地参加生产劳动。也就是说，它们也无不同劳动生活的实际需要有密切关系。

前面说过，原始的诗歌和乐舞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保留着这样一段关于原始时代歌舞情况的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操牛尾”，是描写他们歌舞时手拿牛尾做道具；“投足”，是说他们用踏脚来打拍子。所歌的八阕，“载民”“玄鸟”，大约是歌咏祖先的由来和他们的原始部落的图腾；以下则分别歌咏草木、五谷的生长；“敬天常”“依地德”，大约反映着当时人们对与生产有关的气候、土地的重视。总的说来这八阕反映了他们的原始宗教意识，也反映了他们种五谷、猎禽兽的劳动内容。按其记载，这组歌舞的场面还是相当宏大的，所歌的“八阕”想必各有相应的歌词，只是没有流传下来。因此，所谓劳动或劳动生活的需要，在原始人那里也包括他们在原始宗教幼稚的观念支配下产生出来的某种幻想中的需要。原始人不认识自然的客观规律，往往以为周围的世界是可以用自己的意志随便改变的。因此，他们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相信他们歌舞活动的作用，认为用它们可以影响自然界，可以影响神（自然力的化身），于是常常把诗歌当作“咒语”来使用，也把歌舞作为娱神的工具。但目的还是为了满足对现实的要求，即企图用它们来控制自然灾害，或在生产中获得丰收。

总之，如上所述，最初的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来源于原始人的劳动实践和劳动实践中的需要。它们或者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直接产生出来的，成为组织劳动、激发劳动热情（所谓“劝力”）的一种手段；或者是模仿和再现劳动生活情景，以巩固劳动经验，熟悉劳动技巧；或者是出于某种幻想，企图用它来战胜自然，争取丰收。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要把费尽一切力量去为生存而斗争的两脚动物想象为离开劳动过程、离开氏族和部落的问题而抽象地思想的人，这是极端困难的。”（《苏联文学》）因此，文学艺术的起源绝不是由什么人类的生物本能冲动所引起的，最初的文学艺术创作也绝不是什么超功利的、不抱任何社会目的的活动。离开人类的社会性，离开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他们最基本的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去探寻和解答文学艺术的起源问题，都只能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

第二节　上古劳动诗歌

原始时代的文学作品，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可以记录，因此大都湮没不存，很少被保存下来，所谓“虞夏之前，遗文未睹”（《宋书·谢灵运传》），造成了后世研究的困难。我国古书中记载了一些所谓尧、舜传说时代的歌谣，如《击壤歌》《卿云歌》《南风歌》等，但都是出于后人的伪托，不可信。[1]只是在某些古籍中偶尔保存下来一些质朴的歌谣，从它们的思想和形式上看，比较接近原始形态。如《吴越春秋》所载的一首《弹歌》[2]：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

这首短歌相传为黄帝时所作，但被说成是“孝子不忍见父母（尸体）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这显然是后世的附会。我们从其内容和形式看，无疑是一首比较古老的猎歌。它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人民的劳动生活，描写了他们砍竹、接竹，制造出狩猎工具，然后用弹丸去追捕猎物的整个劳动过程。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摆脱原始蒙昧时代的重要标志。恩格斯曾经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国弓箭的发明很早，有所谓“少昊生般，是始为弓”（《山海经·海内经》）和“羿作弓”（《墨子·非儒》）的传说。当然，弓箭的发明，不可能归于个别人的创造，而是原始人在漫长时代中智慧和经验的积累。这首短歌无疑流露着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造灵巧猎具的自豪感和喜悦，也表现出他们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诗很简短，但淳朴、自然，有很强的概括力，是一支原始型的优秀歌谣。

在《礼记·郊特牲》中，还记载着一篇相传为伊耆氏时代的《腊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伊耆氏，一说指神农氏，一说指帝尧。蜡，是古代一种祭礼名称。周代在十二月，举行祭百神之礼，称为“蜡礼”，蜡礼上所用祭祷辞即称“蜡辞”。这首短歌从其明显的命令口吻上看，实际是对自然的“咒语”。大水泛滥，土地被淹没，虫灾，草木荒，眼看使他们的收获无望。在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下，原始人妄图靠着这种有韵律的语言，来指挥自然、改变自然，使它服从自己的愿望。这正如高尔基曾说过的：“古代劳动者们，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提高劳动效率，防御四脚和两脚的敌人，以及用语言的力量，即用‘咒文’和咒语的手段来影响自发的害人的自然现象，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它表明人们是多么深刻地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而这种信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组织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劳动过程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和十分现实的用处。他们甚至企图用‘咒语’去影响神。”（《论文学》）

与此性质相同的，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还记载着命令旱神——魃——北行的短歌：“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所谓“神，北行”一句，显然是一句“咒语”，大约是由当时的巫人依据一定的调子来唱念的。后两句则是写旱魃被逐、旱灾解除之后，就会下雨，因此要做好“除水道”“通沟渎”的准备。原始人出于无知，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而产生了神的观念。他们认为旱灾乃是旱神“魃”肆虐的结果，于是便幻想通过这种诗歌形式的语言，驱除旱神，以维护生存，为劳动生产创造条件。这类诗同样产生于原始人的生产斗争之中，是他们生产意识的延续，只不过是把人的能力、诗歌语言的作用理想化了。

另外，在古籍《周易》中，也保存了一些古老的歌谣。如《屯·六二》：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这是写抢婚的诗。一群男子骑在马上迂回绕道而来，原以为是敌寇，等到闯进门来把姑娘抢走，才知道是为了婚事。它反映了古代社会确实存在过的抢婚制度。这一短章仅十二个字，但写得曲折、形象，而音韵亦很和谐。

又《中孚·六三》：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这是写战争的，描写战争结束胜利归来的情景，战胜敌人以后，有的仍擂鼓示勇，有的坐卧休息，有的因失去亲人哭泣，有的在引吭高歌，寥寥十个字，音节顿挫地写出了一个动人的场面。

诗歌起源于劳动，最初是与劳动动作相联系的，因而人们在劳动动作中产生的呼声，就自然而然地决定了诗歌的节奏。但这种有节奏性的语言形式一旦形成，就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特有形式，因此，即使不在劳动场合，不作为劳动伴唱的时候，它也同样作为一种诗歌的形式，即诗体而使用着。

我国原始型的诗歌大都是二言形式，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在原始社会，生产技术幼稚，从而劳动动作也很简单，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这时劳动的节奏是短促的、鲜明的、整齐的，因而伴随劳动动作产生出来的诗歌，它的句式也必然是极简短的。第二，诗歌是与本民族的语言特点紧密相连的。在远古时期，人们的思维和语言还都十分简单，在当时的汉语中，单音词比较多，即一个词是由一个音节所构成；但一个单词并不能构成句式，也就是说，至少要两个词才能表达出比较明确的或相对完整的意思。这样，由两个词构成一个短促的句式，以与由劳动动作所派生出来的节奏相配合，就是原始型的最早的诗歌形式。当然，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向前发展，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会多样化起来，同时，诗歌创作中的单纯的功利目的，也会逐渐渗透进更多的审美需要和审美趣味，这时诗歌也就成为独立的精神产品而出现了。如《周易》中《归妹·上六》的一首牧歌：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

写牧场上男男女女在剪羊毛、拾羊毛。男的看起来在刲（割）羊，但不见有血；女的在承筐装着，但没有重量。这可能是男女双方边劳动边互相戏谑地对唱出来的。这首短歌有情有景，生动有趣。形式上看二、三言各半。

《吕氏春秋·音初》篇还载有一首一句之歌，后人称之为《候人歌》：

候人兮猗！

传说大禹治水，娶涂山女为妻。禹省视南土，久不归，女乃唱出这支歌，渴盼禹的归来。从历史发展上看，比较稳定的夫妻关系和夫妻感情，只有在一夫一妻制婚姻出现以后才有可能，而这时已属私有制萌芽后的氏族社会晚期。这首歌以二字为句，后拖歌唱性语尾长音，从而取得了特殊的抒情效果。《吕氏春秋》说它“实始作为南音”。它既是产生于我国南方的最古老的情诗，同时也开了诗歌以抒情为传统的先河。

原始氏族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年代，就当时的口头创作诗歌作品来说，其数量一定会是不少的，只可惜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但从这仅存的少数孑遗来看，它们却闪烁着人类童年时期所特有的生动、活泼、天真的光彩，表现出我国先民们可贵的艺术创造力，同时为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诗歌历史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