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精神导师

梦的解析

王阳明出生的那一年，可以肯定，余姚王氏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乃至王阳明的降生地，后来雅命名为瑞去楼的所在，却是他们不得已租来暂时栖身的。

王阳明的祖父，也就是王世杰的儿子，名王伦（公元1421—1490年），字天叙。这个王伦也是个谨守祖训的人，并不热心仕途，亦没有迹象表明他参加过科举，走的却是槐里先生的老路，唯以开馆授徒的方式，换取薄酬，赡养老母。

王氏家风果然平和，仿佛在养精蓄锐。

王伦自幼接受父亲的严格训练，再加上聪明伶俐，因此一度被左邻右舍看好。槐里先生去世时，家徒四壁，一无长物，最值钱的家当就是那数箱书了。然而王伦视之如命，说：“这是我们王家的传家宝，我若不努力学习，则王氏家风将会在我手上败落。”于是废寝忘食，口诵心唯。王伦发现自己特擅长《仪礼》《左传》和《史记》。甫弱冠（二十岁），远近富家闻其名，争相请他当塾师。

王阳明出生的那一年是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其父王华（公元1446—1522年）二十六岁，正在异乡做塾师。也就是说，祖父王伦在少年王阳明的性格养成方面，有着莫大的影响力。

苏轼有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王伦也有这个癖性。他在居所周围种满竹子，得闲就呼朋引伴，在竹林里消磨时光。王伦弹得一手好琴，这在娱乐单一的年代，是个不错的消遣。

王伦不止一次带客人去参观他心爱的竹林，仿佛那是他毕生的宫殿。王伦确实也把它当成自己的宫殿，说：“这是我直谅多闻的朋友，怎么能一日相离呢！”

孔子说：“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意思是，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诚实的人交朋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对自己是有好处的。竹者，中空外直。王伦确实够正直的，正直得他的儿子王华都可以做帝王的老师。在儒家的眼里，有修养的正直的人必须是这样的：“如果富贵合乎于道就去追求，即使是给人执鞭开路，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不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还是按我的爱好去做吧。”[6]因此，正直的王伦，“视纷华势利，泊如也”[7]。

世人遂称他“竹轩先生”。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王阳明，其他且不说，识字自是比其他小孩要早。

王阳明出生的那天晚上，祖母做了个梦，梦见有仙人穿着红色的衣服，在悦耳的鼓吹里，腾云驾雾而来，送给她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她伸手去接，随即惊醒，却听见儿媳妇的房间里传来小孩的啼哭声。有传话说，添了孙子。祖母亦喜亦惊疑，便将刚才所梦，告诉了尚在竹林下徘徊的王伦。竹轩公王伦亦以之为异，遂名之曰王云。

当然，这样的故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可也，当不得真。因为王阳明的父亲，后来声名远播的状元公王华，其出生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异相：王华的母亲待产时，梦见她过世的婆婆递给她一个身穿红色衣服、腰佩玉带的小孩，说：“只因你侍我至孝，所以我恳请了上帝，送此孙给你，可保我们王氏从此以后，世世荣华富贵。”这么一来，孩子就名为王华了，其兄名王荣，据说是为了“符梦”的缘故。

刚刚说过，爱竹的王伦，“视纷华势利，泊如也”，很有节操和情怀的一个人。仅仅是转眼之间，他就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荣华富贵”的名，这不自己打脸吗？事实上，这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菜刀放在厨房里，就是切菜的菜刀。倘要拿在手里，在人多的菜市场挥舞起来，那就不是菜刀了，而是凶器。同样的道理，追求荣华富贵不是病，不择手段才是百弊丛生，这叫作“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自觉福薄的王伦，在清辉之夜的竹林里，鼓琴与弟子们唱和。就算鬼哭狼嚎也心平气和，一点都不心浮气躁。

没有迹象表明，王云天生早慧。因为直到五岁时，别说伶俐，他竟连话都不会说。这不免让王家人感到紧张。王伦就想，这个“云”字在说文解字里就是说的意思，这是否意味着把底里道破了呢？王伦决定给孙子改个名字，不叫王云了，叫守仁。

恪守仁道，做个有仁德的人，这便是王伦对孙子王守仁的期待。荣华富贵也罢，金山银山也罢，光宗耀祖也罢，坚守仁德，做个有道德的人，这是底线，也是修行。

说来也怪，只是这么一改，奇迹真的发生了。一天，王阳明不但开口说话了，且将祖父平日里读过的书，流利地背了一遍。这下王家炸开了锅。王伦更是惊得合不拢嘴，结结巴巴地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倒是王阳明不解地睁着惊奇的眼睛，说：“祖父平日里读过的书我已默记在心了呀。”

王伦这才确信，此儿得好好培养。

少年头角

隔代亲是中国的传统。王华亦是由其祖父槐里先生耳提面命调教出来的。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王华似乎比王阳明早慧。杨一清在《海日先生墓志铭》里说：

“公（指王华）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诗歌，经耳辄成诵。稍长，读书过目不忘。”

杨一清曾任嘉靖年间的首辅。“海日翁”是王华晚年的自号，人又称他“龙山先生”，是因为王华曾在龙泉山的一座寺庙里读过书。

余姚龙泉山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著名的姚江便从其南麓经过。站在龙泉山顶，可以俯瞰余姚全城景色，姚江又旖旎东去，令人流连忘返。山上还有一口有名的石井，井水清冽，常年不枯。据说水面时常呈现两条奇异的游龙波纹，如双龙戏水，故称“龙泉”。北宋王安石多次登临龙泉山，题有《石井》诗，其中一首道：“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

王安石有雄烈的济世之心，想来王华亦是有的，不然不会那么刻苦地读书。有个叫宁良的人，官居浙江左布政使，曾拜托“提学”张时敏为其子物色一个合适的老师。张时敏不假思索地推荐了王华。当时王华还不到二十岁，张时敏给出的理由是“学行兼优”。宁良于是亲自登门造访。

在宁良的老家祁阳，王华住在宁良的梅庄别墅，内中藏书宏富，达数千卷。王华于是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耗在了藏书里。在梅庄别墅的三年时光，王华基本无暇关心风花雪月。祁阳当地有叫歌伎陪酒招待友朋的习俗——事实上这也无可厚非，唐朝的白居易、北宋的苏东坡经常是作了诗填了词，转手就递给歌伎谱曲来唱，然后携歌伎畅游江湖——然而王华“峻绝之”。婉转地拒绝也还好说，却用了最高级的形容词“峻”，可见持守之严，仿佛壁立千仞。

仅凭这一点，就让祁阳的读书人佩服得不得了。

不过，学行兼优并不意味着诸事顺遂。王华在考中状元之前，经历了一些波折，叫作“连举不利”。转机出现在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参加浙江省乡试，考得第二名。翌年，即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三十六岁的王华，出人意料地在参加殿试时一举夺魁，高中状元。

根据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各省举人每三年汇聚京城，参加由礼部举行的会试，时间是逢辰戌丑未年（王华参加会试的那一年是成化十七年，按干支纪年即辛丑年）。会试合格者称贡士，接着在举行会试的同一年，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8]考试合格者才称为进士，分为一、二、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其中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由皇帝亲自选定，故而称为“天子门生”。[9]

这保证了状元王华足够荣归故里。

行文至此，需要提请列位看官注意的是，王华鉴于绍兴地面的景致不输余姚，且又是先世故居，故而举家又从余姚徙居越城之光相坊。虽然限于文献，我们已无法确切地弄清楚其徙居的具体时间，但可以肯定这是个事实。所以《王阳明年谱》只得含混地写道：“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岁，皆在越。”越即越城即绍兴，“十有七年辛丑”即王华高中状元的成化十七年。

改变也发生在这一年。

按照明代的规矩，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一职。换言之，翰林院修撰是状元独享的荣誉。明代的翰林院是个秘书机构，也是皇帝的智囊团，职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虽不直接参与政事，但可以就朝政发表意见，地位清要。其主官为翰林学士，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检讨等。

且不说薪水，至少有官署可以落脚。于是，王华决定接六十岁的王伦来北京奉养，十一岁的王阳明随行。

对于王伦来说，这无疑是长脸的事。因此，他并不急着赶往北京，而是一路游山玩水，以愉快的心情消受这百年不遇的愉快时光。

这一路走走停停，就来到了江苏镇江的金山寺。镇江位于长江边上，向为名胜之地。南宋辛弃疾有词曰：“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这个“北固楼”就在镇江，著名的金山寺也在镇江。金山就是《白蛇传》里“水漫金山”的金山。特别适合有月的晚上，在地居高处的金山寺赏月赏风景，万里澄静全在眼底，长江浩渺，月色如画。

王伦携酒在金山寺的妙高台招待客人。酒酣，兴致起了，不能不赋诗。这时，大人们都想留点空间给年幼的王阳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想试试他的才华。王阳明正愁闲着无事，于是张口就来：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微醺，斜倚妙高台，看月，看清辉笼罩着偌大的金山，却在烟波长江中不过一拳头耳。这时，远远的又有箫声，仿佛湿滑的路径，不觉自失。长江波平万顷，龙王想是睡着了。

这样的诗，我总疑心不是十一岁小孩的口吻。若换得王伦，倒是贴切。客人们也大感惊异，复命作命题诗《蔽月山房》。王阳明随口就来：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简直是妙想联翩，比上一首有过之而无不及。山大月小，或者山小月阔，只是观察角度的不同，这一奇特的思维方式，完全摆脱了诗歌内容对尘世风景的依赖。十一岁的王阳明竟懂得看问题得从不同的角度，这是值得瞩目的。

出自《周易》的成语“错综复杂”，就提示从事占卜决疑的人们，要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这似乎预示着少年王阳明有成为哲学家的潜质。

只身闯荡

奇异少年王阳明在来京的第二年，就上学读书去了。很可能这是王华说服了父亲。王阳明再这么跟着爷爷，怕是要被惯得汪洋恣肆了。这不，刚上学没几天，塾师就客客气气地找上门来，并且找了个相当客气的词来形容王阳明在私塾的表现，据说是“豪迈不羁”。其实对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来说，要能力没能力，要经济没经济，就算天才卓荦，也只是初出茅庐，说白了就是不受约束，屁股底下有针坐不住。

王华深以此为虑，竹轩公王伦只得呵呵一笑，因为他清楚，王阳明这年少初长成的时光，跟他的日子居多。不过，王伦的育人方法也不是一无可取。文献记载说：“凡及门经指授者，德业率多可观。”[10]也就是说，王伦不只是教教书，还注重弟子的品德养成。少年王阳明的品格是没有问题的，这不用质疑，因为这是王氏立身的根基，自从忠臣王纲以来便是王氏家族的血统。只是王阳明似乎有点多动，静不下心，功课自然不长进。王华担心的应该是这个。

状元王华决定从父亲的手中接过教育权。

王阳明后来多以静坐的方式来教导门生弟子把心猿意马的心收拢回来，这样才能专心致志地做事。他说：“所谓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11]意思是说，所谓静坐，不是要学老僧的坐禅入定，只是因为平日杂事多，心不静，欲借静坐来把放逸的心收回来罢了。

宋明诸大儒普遍重视“静坐”。周敦颐、陆九渊都重视静坐的功夫。程颐一旦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朱熹的老师李侗自己静坐，也教学生静坐。朱熹也以静坐指点学生：“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他将教育划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

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段，十五岁以后为大学教育段。

朱熹特重视小学阶段的教育，认为应在日常的洒扫、应对、进退中，培养坚定的操守，良好的品格，并且养成耐心做事的习惯，如此方可以成为日后“大学之基本”。因为“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12]。若自幼失了小学，或坯模没打好，大了要补填就困难了。

王阳明正是基于此理来调教求学者。同样，深谙朱子之道的王华，眼下亦要借此一段功夫把王阳明调教出来。

《王阳明年谱》说：“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

王华教导王阳明，读书之前，如果发现心静不下来，则需闭目静坐，先把心搞定了，自然事半功倍。

应该说，这是王阳明第一次实打实地接触到圣贤之学。虽然现有的资料中，无有关于王阳明与其父王华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记载，但王华要跟十二岁的王阳明把这个深奥的问题表层地解释清楚，话固然是少不了的。至于是否有棍棒的协助，那就不得而知了。

然后有一天，王阳明平静地问私塾先生：“什么才可以称为天下第一等事？”

先生好奇地将他打量了一番，然后说：“自然是读书考取功名了。”

没想到王阳明并不同意先生的这个观点，说：“考取功名恐怕不能算天下第一等事吧，或许读书做圣贤才是。”

王华听说此事后，笑着对王阳明说：“你想做圣贤啊？”

不知王阳明是如何回答的，父子俩是否就这个问题有过探讨，但很明显，满腹经纶的王华未能给王阳明一个满意的答案。看来私塾先生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关于如何做圣贤，王阳明满脑子只有祖父的教育和祖先的影子。

祖父王伦据说“胸次洒落”，是陶渊明和林和靖一流的人物。[13]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了官不做，宁愿回家务农自己过活，日日睡到日上三竿，偶尔也在东篱下采采菊。北宋林和靖结庐杭州西湖之孤山，终身不仕，亦未娶妻，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常驾小舟纵游西湖诸刹，寻访高僧。每当有客来，童子以放鹤为信，林和靖见鹤则归棹。这些大把挥霍光阴的人物，在少年王阳明身上留下的烙印，就如前面那两首诗所展示的一样，路数已明显不同。

再就是家族系统里面的前尘往事。王阳明五世祖王彦达躬耕养母，粗衣恶食，终身不仕。高祖王与准结庐四明山，一度还要往更深的山“深遁”。曾祖王世杰拒绝科举，宁愿饿死也不让侍卫的脏手触碰他的衣服。于是乎，王阳明后来学佛学道学神仙，不能说没有家族这方面的影响。

这是他耳濡目染的圣贤，也是他必走的弯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没人能给他指明一条路。

于是，他决定只身出去闯一闯。

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王阳明出游居庸三关。

居庸关与紫荆关、倒马关、固关并称明朝京西“四大名关”，其中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又称内三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居庸关在北京市昌平区境内，紫荆关在河北省易县，倒马关在河北省唐县。十五岁的王阳明单枪匹马，既惊险刺激，又满怀灼热的激情，沿途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十五岁的孩子，要搁现在也就初高中的年纪，却风餐露宿，走了那么远的路，这是要有一定胆量的。养在温室中的花朵是万万不行的。由此可见王华的教育思想，当放手的时候，他放手了。雄鹰不吝把它的孩子往悬崖下推，然后雏鹰就学会了展翅。

不只是游山玩水，王阳明还一路考察了沿边风情，悉心搜集防御胡骑入犯的对策。这一路走走停停，花去了王阳明一个多月的时间。雄关漫道，长城的背影，疲惫的守备军人，惊弓之鸟一样散乱的马蹄，以及残阳、村寨、旅人，如此等等，都给王阳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是有了经略四方之志。

一天，他梦见了经略四方的代表性人物伏波将军。他去拜谒了伏波将军庙，并且饱含情感地写了一首诗：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这首诗歌颂了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之乱的功绩。

马援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名将。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马援以伏波将军的身份，平定了交趾之乱。诗中“卷甲归来”即是指马援平定交趾之乱后凯旋。是时，他还在边界立了一根铜柱，上面题写了六个现已失传的文字[14]。

马援一生的战绩皆与经略四方有关。他的名言是：“男儿当战死沙场，以马革裹尸，怎么能死在自家床上呢？”[15]

王阳明立志要做像马伏波那样的人。于是，奋笔疾书，将这一个月以来的所见所闻以及关于防御胡骑南侵的思考，写成奏章，打算上奏朝廷。

王华这回没让王阳明得逞，当即制止了这个狂妄的举动，并成功地把他赶回书斋。

习书南昌

王阳明十七岁那年，时局发生了变化。明宪宗朱见深驾崩，其子明孝宗朱祐樘继位，是为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

明宪宗朱见深颇有君王风度，用对了一些人，于是明宪宗时代的社会风气号称清明。当然弊政也不少，比如嚣张的西厂、歪门邪道的传奉官（皇帝不经吏部，违反选官程序，直接任命的官），便是他的政治遗产。

明孝宗朱祐樘继位时年仅十九岁，年号“弘治”。而后他的政治表现称“弘治中兴”，可见也是个不俗的人物。

是年，王华参与修撰《宪朝实录》，并充任明孝宗的经筵官，负责给皇帝讲读经书。

这里得解释一个名词：经筵官。

所谓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元﹑明﹑清三朝沿袭这个制度，尤以明代最为重视，以内阁大学士这样的重臣掌管经筵之事，以翰林官充任经筵讲官。除皇帝外，皇太子出阁读书，也开设经筵。

对于王华来说，成为经筵官，无疑是荣耀的。这不仅是对其学问的肯定，亦是对其品格的肯定。而经筵官因与皇帝有“日被顾问”之关系，有尽情进言之便宜，故而地位特殊：“天下事在宰相，有些事宰相当说却不方便说时，由御史来说。而连御史也不方便说时，则由经筵官来说。”[16]很可能是基于这层关系，后来连叱咤风云的大太监王瑾，见着王华，也要礼让三分。

也就在王华成为经筵官的这一年，王阳明腻烦了京师的繁华，回绍兴去了。或者他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才回的绍兴也未可知。比如当年七月，他即前往江西洪都（南昌），迎娶诸氏为妻。诸氏之父诸养和，时任江西布政司参议，从四品。万国根著《王阳明评传》一书认为，王阳明迎娶的诸氏是其表妹。至于是哪种“表妹”，语焉不详，不得而知。

总之是王阳明奉父命来到洪都，向诸家下了聘礼。根据中国古代的婚俗，聘礼之后是“请期”“亲迎”。事实上，这两个环节王阳明都省了，因为接下来，他直接在诸养和的官署等待大婚的到来。

然而就在成婚的当天，发生了一点意外。

闲着也是闲着的新郎官王阳明，避过熙攘的宾客和欢乐的人群，信马由缰，不期来到了著名的铁柱宫。见一道士盘腿坐在蒲团上，相当高深莫测，便起了好奇心。道士亦发现眼前这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不像是来骚扰的，倒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道士于是把多年的养生心得悉心奉告，并且热情地指导王阳明打坐。

第一次收心的功夫是父亲王华教的。

现在是第二次。

这一坐，便把时间坐忘。

等到诸养和派人找到王阳明时，已是第二天的早上。王阳明任性地荒芜了一个良宵，那本是属于诸氏的。

人是找到了，魂却丢了似的。

科举出身的诸养和，亦发现了王阳明的焦躁与不安，像春天的燕雀。但诸养和到底没有足够的学养可以给王阳明一个安慰，他只是建议眼前这个任性的东床快婿多练字。

根据经验，练习书法也可以使人安静下来。

于是，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的七八月至次年的十二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阳明几乎将所有的闲暇都耗在了书法上。

没有迹象表明，在这期间，王阳明再找过铁柱宫的那个道士。这很可能是出于诸养和的禁令。虽然他并不知晓如何才能成为圣贤，但诸养和毕竟是读朱熹的四书出身，知道孔孟圣贤气象绝非道士可比，况且孔孟那个时代也没有道士。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服王阳明安心在家练字。

王阳明果然安静多了，并且有了心得。

后来他常跟弟子们提起在洪都学书的这段经历，不无感慨地说：“我刚开始临帖的时候，往往只得字形。后来发现这样不行，便不再轻易下笔，而是先聚精会神地把要临的字，端详仔细，做到字在心中，然后再下笔。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悟得书法的门道。此后读到程颢的一句话：‘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并非一定要字好，又何必练字呢？原来古人不管在任何时间做任何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了，字自然而然也就练好了。”

吴与弼，号康斋。这个人名列《明儒学案》第一人，可见他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我们看来，吴与弼的生活是清苦的，甚至是艰苦的。他要下地劳动，下雨天也不例外，披蓑戴笠，捏着锄头柄，与诸生并耕。回到家，又发现没一块干燥的地方，因为连屋顶都在漏雨。挨到好天的有闲的夜晚，想读书，又乏油，老妻想了个法子，在瓦盆里烧柴火，吴与弼便就着跳跃的火光读《晦庵文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临帖，却说：

“明窗净几，意思甚佳。平生但亲笔砚及圣贤图籍，则不知贫贱患难之在身也。”[17]

又一日在明窗下习书，吴与弼自述说：

“心下清凉之甚，此身是贫是富，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北宋邵雍说：虽贫无害日高眠。”[18]

王阳明注意到练习书法也需要一心一意，是为“敬”。“敬”字的功夫，似是心的一种修行。但令他苦闷的是，就目前的情形看，王阳明无法就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有成效的开拓。都说“敬以直内，义以方外”，[19]宋朝的学者乃将这八个字拿来当座右铭，问题是功夫如何做，才能到达这个境界，就如想去洪都，得怎么走一样。

他需要一个心灵导师。

问道娄谅

诸养和官署中的那数箱宣纸告罄之时，已是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的年末，王阳明觉得也该回家了。于是，带着新妇诸氏，回余姚老家。这一路水乡泽国，搭船自是轻快。

行前，王阳明早已打听到，（江西省）广信府上饶县，有位重度隐居的大儒，名叫娄谅，堪称这方面的专家。

娄谅，别号一斋，是吴与弼座下三大高徒之一。娄谅早年亦有志圣贤之学，但苦于无所师承，不知道功夫如何下手，于是四处寻师，慕名拜访，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娄谅不客气地指责那些所谓的学者，不过汲汲于科举，营营于功名，并非真心瞩意自身的修行。其原话是这样说的：

率举子学，非身心学也。

此语一出，舆论哗然。

比这更高调的是，娄谅曾头戴古冠，腰佩古剑——这个装束有点像孔子——四处招摇过市。所过之处，众皆叹为高人。如此到了著名的姑苏（苏州）地界，有位叫桑悦的学者，也是怪人，存心拿着生僻书中的生僻字来问难。娄谅答不上来。桑悦得胜似的呵呵笑着说：“老先生固然品行高洁，不过学问功夫还是差了点。”[20]

娄谅扭头没理他。

这样个性的人，看见吴与弼吴先生田也自己耕，地也自己扫，大为震惊，不觉反思了自己的行为，遂决定痛改昨日之非，事事学吴先生，不再使唤童子。有个性之人行事果然个性，绝不拖泥带水，锋刃一样，遂为康斋入室。

《明儒学案》简略介绍了他的学问功夫：“先生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指。”[21]

居敬：持身恭敬。

放心：《孟子·告子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杨伯峻主张，这里的“放心”是指“丧失的善良之心”。固然。不过，根据前文的论述，笔者更倾向于广义上的“放心”，当是指不专心。《孟子》同卷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弈秋是全国的下棋圣手，假使让他教授两个人，一个人一心一意，只听弈秋的话。另一个呢，虽然听着，而心里却以为，有只天鹅快要飞来，想拿起弓箭去射它。这样，即使和那人一道学习，他的成绩一定不如人家。是因为他的聪明不如人家吗？自然不是。”[22]

所以然者，只是“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娄谅认为，把放飞的心收回来，这是持身恭敬的门户。

何思何虑[23]：并非无思无虑，什么都不想，而是所思所虑只在一件事，那就是复归善良的本心。当到达一定的境界之后，良知自在，又何须思虑来添乱呢。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意思是，（我们必须把义看成心内之物）一定要培养它，但不要有特定的目的；时时刻刻地记住它，但是不能违背规律地帮助它成长。[24]孟子接着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宋国有个人老嫌自己种的禾苗长不高，于是到地里去动手把它们一株一株地拔高，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家，对家里人说：‘今天可真把我累坏啦！不过，我总算让禾苗一下子就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去一看，禾苗全都枯死了。”

孟子评论说：“天底下不犯这种拔苗助长错误的人是很少的。认为养护庄稼没有用处而不去管它们的，是只种庄稼不除草的懒汉；违背规律地去帮助庄稼生长的，就是这种拔苗助长的人。”这两种情形同样不利于庄稼的生长。

这就是“勿忘勿助”的功夫。“勿忘”是不能放任自流，“勿助”是不能刻意强求。

娄谅认为，“何思何虑、勿忘勿助”是持身恭敬的主要方法。

王阳明舟至上饶的时候，便前去拜访了这位闻名的理学大家。这一年，娄谅六十八岁，正是学问的大成期。就在这次会面的两年后，他即谢世。双方很可能就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娄谅肯定地告诉王阳明：

“圣人必可学而至。”

这给了王阳明极大的信心。

京师向学

王阳明携娇妻，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岁末，匆忙赶回余姚老家。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得知了祖父王伦不容乐观的病情。

果然是不幸的，王伦即在本年逝世。根据制度，王华给亡父守丧三年的时间当从弘治二年算起，至弘治四年结束。

王华于弘治三年年初到达余姚。

时隔两年，父子再次相见，王华一定会问到很多他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他的责任。很显然，与大儒娄谅的相识，并没有让王华感到释然，反倒加剧了他的心理负担。这个敢只身闯荡居庸三关、仅凭一腔热情就敢给皇帝写信、敢在新婚之夜玩失踪的胆大包天的儿子，保不准会打着圣贤的旗号，再次迷失在旁门左道里。要知道，娄谅的那些学问（身心之学），即使在其同门师兄弟中间，也招致了批评，认为偏离了正统儒学，陷到佛、道异类里面去了。

这似乎预示了王阳明后来研究“心学”的必然际遇。

很可能是来自父亲的压力，王阳明并没有按照娄谅指示的门径去修习，而是重新拿起了课本，学习举子业。

明代的科举考试已相当完备，尤其八股文是明代科举考试中一门独有的应试文体。其基本写作形式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其中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部分又必须使用排比对偶而两两相对的双股行文，即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共计八股文字组成。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八股文是作为应试的标准文体而被官方确认的[25]，不加练习，确实难入其门。

尽管世人对举子业有这样那样的诟病，但王阳明还是很和平地看待了这个问题。有学者一心想做圣贤的学问，但由于父母方面的原因，不免要分精力去应对科举，他向王阳明请教，该怎么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王阳明回答说：

“由于父母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而妨碍了学习，那么，为了奉养父母而种田，也妨碍学习吗？前贤说过‘惟患夺志’，只要担心自己做学问的志向不真切就可以了。”[26]

王阳明的意思是，只要做学问的志向真切，不妨把举子业也看成一种修行。王阳明看问题的角度确实刁，这是他打小练成的，可以称得上是天赋。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人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科举失利不妨碍圣贤之业，因科举失利而悲欢离合，才是圣贤之业的障碍。

把得失看得太重是很累人的。

于是，王阳明便真切地做起举子业来。白天，和堂弟王冕、王阶、王宫及姑丈牧相等人，一起讨论“经义”，习作八股文。夜深人静时，却是他的天地他的世界。王阳明无法忘记自己的志向。既然连大儒娄谅的学问都备受争议，那么好吧，就从正宗的经史入手。王阳明铁了心了，不弄出个动静，誓不收兵。于是挑灯夜战，刻苦攻读经史子集。

他寄希望于圣贤书能给他开辟一条门径。

改变是有的。从内心的角度来说，这种改变是渐然的，但从外形看，不免有猛然的迹象。有一天，王阳明猛然地正襟危坐，也不苟言笑。其他人当然感到奇怪了，平日里不是喜欢开点荤素混搭的玩笑吗？今天这是怎么了？都把不解的目光投在他身上。王阳明说：“我以前太过放纵自己，现在知道错了。”他们不信。王阳明就证明给他们看。

他们信了，区别也出来了。王冕、王阶诸人见王阳明的文章日益精进，相当吃惊。旁敲侧击之后，不无佩服地说：“他的志向已不仅仅是举子业，难怪我们赶不上了。”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王阳明二十一岁，参加了浙江乡试，并且成功中举。举人王阳明随后来到京师，将这一年余下的时间全部集中在研读朱熹的著作上，意图一举攻破宋儒的格物之学，然后由此突破，大举向圣贤之学挺进。

南宋朱熹，号晦庵，世称朱文公。北宋洛阳人程颢、程颐的洛学，延至朱熹而集大成，后世合称程朱。

朱熹秉承前辈学者的遗续，以大手笔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抽出来，成为单独的两本册子，加上《论语》《孟子》，这就是后世见到的“四书”。

“格物”一词出自《大学》。《大学》有“三纲八目”之说。“三纲”是《大学》的三项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则是强调修养的八个条目，依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儒特别重视“格物”，尤其是朱熹。其所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乃是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八百年以来成为学者奉为圭臬的标准读物。朱熹对“格物”的解释是：

“格，至也；物，犹事也。”

“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也就是努力探求事物存在或发展的道理。所以又称格物穷理。

由于“四书”以《大学》开篇，因此，“格物”之学通常被视作儒学的根本。

格竹之失

一日，王阳明在朱熹的书中读到这样一句话：“众物之中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然后在王华诧异的目光中径出府衙，然后又在王华诧异的目光中回到府衙，身边多了个叽叽喳喳的人——他的钱姓同窗。

王华警觉地听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讨论，终于弄明白他们的意思。原来他们觉得朱熹引用的那句话很经典很明确，简直可以视作方法论，准备按它的指示寻一物来格。

格什么好呢？

恰巧王华的官署中种有很多竹子，于是王阳明和钱姓同窗就和笔直且充满人间情绪的竹子耗上了。他们的方法是，日夜盯着竹子冥思苦想，意图发现竹中蕴含的深刻道理。

那么，来自原生态的竹子，究竟有怎样的人生至理需要特别地挖掘呢？是物理知识，还是人文内涵？如果是前者，那太简单了，找本这方面的书来看即可，何必耗时耗力去冥思苦想？如果是后者，更简单，不过是因为竹挺拔修长，四季青翠，凌霜傲雨，遂与梅、兰、菊并称为四君子，又与梅、松并称为岁寒三友。竹轩公王伦不就喜欢竹吗？王华的官署中多竹，看来也喜欢得不轻。那么，王阳明到底想要有哪一种鲜为人知的发现呢？

程颐窗前茂草覆砌，繁荣得不像样。或劝之稍作修剪。程颐说：“不可。我想经常看到造化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人问其故。说：

“我想看万物自得意。”

程颢说：“观鸡雏，此可观仁。”这个“仁”即是生机，即是程颐所说的造化生意。

二程的表叔张载，又“善观驴鸣”，擅长观察驴的叫声，借此识得生机之趣。

是这些吗？

周敦颐（《爱莲说》的作者）不爱修剪爬上窗前的绿草，说是为了“浑然与万物同体”，这个就比较高深莫测了。与此有相似体验的还有陈献章，吴与弼座下三大弟子之一。巧的是他也格竹，不过他发现：

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

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

格窗前之竹，乃至格出“物我一体”，确实惊人。

是这些吗？

或者这样说，既然竹中可以格出某种高深莫测的道理，同样作为一物，是否意味着屎溺中也有“至理”可言呢，如庄子说的“道在屎溺”，我们也要盯着屎溺来格？

显然这很荒诞。

王阳明遇到了死胡同。

事实也正是朝着荒诞的方向进展。三天之后，钱同学先累倒了。王阳明勉强支撑到第七日，也累倒了。

王阳明一定在方法上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就目前的学力体系来说，尚不足以支撑他完成如此强大的实验。

多年以后，王阳明就此问题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他说：

“世人总认为对格物的阐释要以朱熹的观点为标准，他们又何尝切实运用了朱熹的观点？我确实真正地引用过。早些年时，我和一位姓钱的朋友探讨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现在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力量？我指着亭前的竹子，让他去格。钱友自早到晚去穷格竹子的道理，费神伤力，第三天时，竟过度劳累卧床不起。当时，我认为他精力不足，自己去穷格，从早到晚仍不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与钱友一样而卧床不起。因而我们共同慨叹，圣贤是做不成的，主要是没有圣贤如许大的力量去格物。后来我在贵州龙场待了三年，深有体会，此时才明白，天下之物本无什么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家身心上做。我坚信人人都可做圣人，于是就有了一种责任感。此番道理，应该让各位知晓。”[27]

因而，他释义“格物”的“格”，是消除本心中不正之念，来保全本体的正善（去其心中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28]“物”字即是“事”字，都是从自心上说的。[29]

他在《答顾东桥书》中，就此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朱熹所谓的格物，就是‘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是从所有事物上寻求所谓定理，是用自己的心在所有事物上寻求理。这就将心与理分开为二了。到所有事物上去求理，就好比说在父母身上去寻求孝的理。到父母身上去求孝的理，那么孝的理到底是在自己心上呢，还是在父母身上呢？假如在父母身上，那么，当父母逝世后，自己心中难道就没有孝的理存在了吗？看见小孩落井，一定会产生恻隐之理。这恻隐之理到底在孩童的身上，还是在我心中的良知上呢？或许不可以跟着他跳入井中，或许可以伸手援救他，这些都是所谓的理。这理到底是在孩童的身上呢，还是出于自己心中的良知呢？以此来衡量，万事万物之理，概莫能外。这就可以明白将心与理分析成两种事物的错误所在了。将心与理分而为二，这就是告子的‘义在外’的学说，遭到过孟子的坚决反对。‘致力于外物而遗失了内心，博学多识但缺乏根基’，您心里也知道这是错误，那么您究竟认为是怎样造成这样错误的呢？称之为玩物丧志，您还认为不对吗？至于我所说的致知格物，是指将自己心中的良知推及所有事物上，则所有事物就都有天理了。将自己心中的良知推物，就是致知；所有事物都得其天理，就是格物。这样，就是把心与理统一起来了。把心与理相统一，则但凡我前面所说，与《朱子晚年定论》的观点，都可以不言而喻了。”[30]

有了这样的反思，当有人再问起“一草一木，皆要格，如何”时，晚明顾宪成就胸有成竹地做了这样的回答：

“圣贤的话，是根据不同人的不同情况而说的。有人专门从性情上研求，圣人故而加以引导说：‘性情固然切要，但一草一木也含有至理，不可忽略不察。’有人沉溺于研求事物的道理，圣贤亦会加以这样的引导：‘研求物理知识当先知道人间至善的道理所在，若只停留在观察事物的道理上，恐怕如脱离大部队的游骑，单枪匹马跑太远了，结果找不到回去的路了。’一进一退，道理井然，圣人什么时候真叫人去格草木了？”[31]

亦文亦武

到目前为止，王阳明经历了几场不痛不痒的失败：

一是上书的失败；

二是静坐学养身的失败；

三是娄谅路线的失败。

就程度而言，眼下格竹的失败无疑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不免让王阳明感到心灰意冷。他乃至怀疑起自己的天分，怕是没有做圣贤的资质。于是，抱着认命的心理，立定转身，不冷不热地备战接下来的科举。

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王阳明参加了这一年的会试，但结果不容乐观，他失利了。连阁臣李东阳（公元1447—1516年）都登门慰谕，这可能是缘于李东阳和王华曾是同僚的缘故。李东阳比王华小一岁，但发迹比王华早，十八岁就中了进士。他们履历的交集始于明孝宗弘治初年，李东阳和王华前后脚都参与了编修《宪宗实录》。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明孝宗身为太子时，李东阳就做过他的老师（东宫讲官），辅太子诵习。而明孝宗继位之后，王华又成为明孝宗的经筵讲官。他们两人可谓是皇帝信得过的左膀右臂，关系自不一般。

李东阳打趣说：“你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状元赋来。”从人情世故的角度分析，纵然不是玩笑，这句话安慰的成分也多了一点点。然而王阳明有他的自恃，因而在众目注视之中，还真写了一篇，古文简捷地称为“悬笔立就”。众人理当喝彩。这喝彩声，我认为不管所占的比重或多或少，终归有应景的成分，就如十岁的王阳明赋诗金山寺一样。于此，我们似乎亦可窥探得王阳明的个性：

具有十足的表现欲望。

或曰当仁不让也可以。

不过，这将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伤害。

尽管有众人看好的才华，但这丝毫没有给王阳明带来任何好运。三年后的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王阳明再次会试失利。面对这个出人预料的结果，他的表现更出人预料。有落第的考生表情落魄，王阳明反倒安慰自己说：

“世人以没考中为耻，我以没考中动心为耻。”

动心：字典的意思是指思想、感情引起波动。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我四十不动心。”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说：“吾自持正学而应举，未尝以得失为念。”不“动心”的具体化就是不以得失为念。不患得患失，自然可以坦然一点，该干吗干吗去。

看来王阳明的失败，并非全然做无用功。他隐约地感觉到，读书当以调摄此心为重点，只是路线尚不明晰而已。

下一科的会试还得等三年，王阳明于是回了一趟余姚老家。余姚附近有龙泉山，王华十四岁的时候，曾与伙伴结伴读书于龙泉山寺，所以王华后来又有“龙山公”的雅号。据说，当年的龙泉山寺曾闹鬼，不良寺僧亦借机煽动，把心怀疑忌的读书人全给赶跑了。唯独王华，没事人一样，该吃吃，该睡睡，该读书读书，不为所动。寺僧奇了，变着花样来吓唬眼前这个嗜书如命的小男孩。王华依然不为所动。寺僧服了，从暗处走出来，当面给王华赔礼说：“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有这样的定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

王阳明这次回来，亦选中了龙泉山寺，与同好结诗社，吟诗作赋，游山玩水，然后游目骋怀。要说没落差，恐怕很难吧，只是以哪种方式疏导而已。比如在回余姚的路上，时值初冬，王阳明顺道游览了山东任城（济宁），并登上了李白住过的太白楼，写下了长长的叹惜一样的《太白楼赋》。

李白人称“诗仙”，有才，但终其一生，也有才不得志。因此，王阳明在赋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吁嗟！

太白公奚为其居此兮？

余奚为其复来？

……

亦遑遑其求理。

生逢时以就列兮，

固云台麟阁而容与。

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

登斯楼乎延佇？

信流俗之嫉妒兮，

自前世而固然。

怀夫子之故都兮，

沛余涕之湲湲。

王阳明的失落情绪还是无法克制地流露了出来，不过据诗意，所失落的并非为落第，而是“信流俗之嫉妒兮，自前世而固然”的缘故。据说，在李东阳的提议下，王阳明悬笔立就一篇《状元赋》，这招来了嫉妒，引来了麻烦，仿佛树大招风。《王阳明年谱》说：“及丙辰（弘治九年）会试，果为忌者所抑。”周月亮在其著作《王阳明大传》中就此提出反驳：“科学过程是相当严密复杂的，糊名法早已实行，作弊取上与作弊打下都非易事。”固然。但不要忘了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科场泄题案，并由此决定了两个著名历史人物的命运。一是才华横溢的程敏政，二是号称“江南才子”的唐寅唐伯虎。

李东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和程敏政（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是弘治十二年会试的主考官。言官指责唐伯虎向考官之一的程敏政行贿，然后程敏政向唐伯虎泄题。朝廷调查的结论是“交通题目”，表示罪案成立。唐伯虎废弃终身，坊间传说他“点秋香”去了；程敏政则勒令致仕，并终因这件事郁闷而死。

事实上，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当时就已成糊涂案。声称程敏政受贿“鬻题”的奏折是户部给事中华昶写的，明孝宗却又以华昶所奏不实，调职南京。这其中的错综曲折，比黄河还浑，一时难以厘清。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阳明为嫉者所抑存在上下其手的可能性。王阳明于是进一步直抒胸臆，胆子之大，直让人胆战心惊：

进吾不遇于武丁兮，

退吾将颜氏之箪瓢。

这不明摆着骂明孝宗是有眼无珠的昏君吗？多亏明孝宗向来不与文人计较，否则王阳明这样激烈的言辞，不死也得脱层皮。骂归骂，王阳明也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倘遇着武丁一类的贤君，他就要做马伏波、做王越。实在不行，求其次，回到乡野，他就做颜回。

王阳明当时还不敢那么贪，尚不敢奢望鱼和熊掌兼得。然而造化弄人，他后来竟安邦定国的事业做得，圣贤也做得，实在了得，千百年来也就他一人了。

在结社龙泉山寺的过程中，王阳明结识了退休官员魏瀚。魏瀚也是余姚人，曾为王阳明的祖父王伦立传。其父菊庄翁与竹轩公（一个菊庄，一个竹轩，志同道合啊）是至交，这么说，魏瀚当是王阳明的父执辈。

魏瀚向以才华自视，但与王阳明的交往，使他意识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于是心悦诚服地对王阳明说：“老夫当退数舍。”这个意思，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对苏轼说过。

因此，《太白楼赋》的末尾，王阳明写道：

舟之人兮俨服，

亦庶几夫之踪者。

他也可以是李白，他确有这方面的资质。

瞩意兵法

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王阳明二十六岁，回到京师。

这时节，明朝的北部边境相当不太平。

元朝灭亡之后，北元分裂，其中之鞑靼部落的主要首领，明人称之为“小王子”。他们倚仗飘忽不定的骑兵，时常进犯明朝的北部边境，成为明朝一两百年来最为头疼的对手。为抵御蒙古骑兵，朝廷先后在北部边疆设立了诸多军镇，其中最有名者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蓟州、太原、固原、甘肃，史称“九边”，而甘肃、宁夏、延绥地处最西部，称为“西三边”。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朝廷接受创设“总制”的建议，特命参赞军务左都御史王越，总督军务。朝廷给王越的总督节制权包括延缓、宁夏和甘肃，并命令各边巡抚、总兵均受其节制，是为三边总制。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王越被免职，三边总制撤销。

眼下，弘治十年五月，边境的告急文书再次雪片般飞来，鞑靼小王子又来进犯潮河川、大同，杀死军民无数。朝廷复议设置三边总制，再次起用王越，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冬，王越卒于甘肃。[32]

边境狼烟，生灵涂炭，牵动朝廷的每一根神经。朝廷一面赶紧布局，遴选良将，一面加紧对将才的培养。当时，选拔武勇之才的方法叫武举。跟文科考试一样，武科也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中者分别为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殿试成绩也分“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分别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

王阳明不觉动了心思。因为他考察了当时的武举制度，发现了其中的诸多弊端，比如所选拔培养的对象，尽皆是拼体力的拼命三郎，对于真正的统驭才能的培养，如西汉张良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却无能为力。

王阳明很想上书，像十一年前那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他成功地克制住了这种貌似冲动的想法。王阳明知道，以他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现实，那就先改变自己吧。于是，王阳明冷静地逛了几回书肆，相继为他的藏书增加了《六韬三略》这样的兵家秘籍。然后他研究了有史以来的著名战例。

也就是说，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兵法上。

他需要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是他可以做到的。

明太祖朱元璋大败陈友谅的应天一战，王阳明当是熟悉的。朱元璋成功地应用了间谍这一手段，让康茂才（陈友谅的老朋友）给陈友谅写信诈降，诱使陈友谅做出错误的判断，而后朱元璋伏兵破之，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间谍的运用方式有五种，即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这五种间谍同时使用起来，使敌人无从捉摸我用间的规律，这就是使用间谍的神妙莫测的方法，也是国君克敌制胜的法宝。”

铁的事实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

战国时期，著名的长平之战，秦、赵双方胶着于长平，预感耗不起的秦国，即使用了反间一计，成功将赵国方面老成持重的老将廉颇撤换掉，换上了好战的年轻将领赵括，最终一举击溃赵国的主力，迫使赵国从此无力与秦争锋。

楚汉战争时期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亦是一种“间”。刘邦集团通过散布假消息，制造假象，成功迷惑了项羽，为刘邦集团逐鹿中原创造了条件。

此战例亦是经典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例。

这些战例，这些计谋，王阳明在日后的军旅生涯中屡屡用到，并且频放光彩。

不过，我心中尚存一个疑问，王阳明是个立志要做圣贤的人，圣贤那是品德上的山高水长。王阳明研究过朱熹的书，“四书”之《孟子·尽心篇上》说：“羞耻对于人关系重大，干机谋巧诈事情的人是没有地方用得着羞耻的。”[33]然而《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特别是用“间”，显然与耍心计、干机谋巧诈事情有关。那么，王阳明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这里面有个原则性的问题，《孙子兵法》称为“微妙”。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意思是：“不是睿智聪明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慈慷慨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谋虑精细的人不能分辨证实间谍提供的情报。微妙啊，微妙啊！无时无处不可以使用间谍。”[34]

王阳明对这句话理当有独到的见解，因而能够一边安然地做圣贤，一边自在地带兵打仗。因为一个不仁慈的人，是难以取得部属的信任的。一个不能取得部属信任的人，开展合作恐怕都难，何况是机密地用“间”？就算未取得部属信任而冒险用“间”，恐怕间谍工作尚未开展，秘密却已先泄露了出去，又谈何用“间”呢？

换言之，一个仁慈慷慨的人，取得别人信任的唯一方式，便是品格说话，舍此别无捷径。这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巨大威力。

东汉何进是汉少帝的舅父，他与袁绍合谋诛除诸宦官，底牌是秘招凉州军阀董卓入京。曹操听说后，大笑：“要灭宦官还不容易，诛其首恶，只需一狱吏足矣，何需从外地调集部队？况且大兵一动，谋必外泄，何进必无好下场。”事情的发展果如曹操所料，何进因谋泄反被宦官所杀。

下面这个例子亦足以说明，用间之微妙的确存乎一心。

燕王朱棣和建文帝叔侄之间的皇位之争，到了见白刃的时候。问题是，朝廷方面已无良将可用，而燕王却是一员惯于征战的虎将。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五月，前线战事节节失利，方孝孺忧心如焚。这时，他的学生林嘉猷献了离间一计。朝廷已接近束手无策，建文帝只得同意试试。方孝孺于是给燕王世子朱高炽写了一封信，企图离间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没想到朱高炽生性谨慎，收到书信后，根本就不启封，连人带信都交给了燕王。离间计彻底失败，燕王势如破竹，建文帝愁云惨淡。

方孝孺不够有品格吗？举世皆知他饱有学问，为了他的忠肝义胆，与他有牵连的十族人，陪他丢了性命。方孝孺确实是品德高尚的人，天底下再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的人。然而他到底用间失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在某个方面必有缺失，比如智谋，比如用间的火候。

王畿（王阳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在其著作中，曾记录了王阳明的用兵心得。他写道：

“我曾问阳明先师：人多称道您用兵如神，您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先师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秘术可言，不过是平生信守良知之学，凡临机处置、对敌区画，皆是自心良知的感应，一毫不为生死利害所动，所以能做到在施展机谋之初即周密细致，让敌人摸不着头脑。在我原是做本分上的事，世人误以为神耳。”[35]

非仅用兵，王阳明用人亦是依着本心，所以能人尽其才。有人问钱德洪（王阳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阳明先生择才，始终能得其用，他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钱德洪回答说：“吾师用人，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所用。世人单看重才能，却不察其心，所用的人往往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故而不足以成事。”[36]

基于前面的论述，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一个相对棘手的问题，就是王阳明为什么对于用兵打仗的一些敏感而又能决定胜负的细节从不加以说明？钱德洪在《征宸濠反间遗事》一文中提到：“当年我服侍先生八年，在侍同门每有问起用兵打战的事，先生都默不作答，以故征剿南赣盗乱、平定朱宸濠叛乱之事，其始末我们都不知道。”[37]关于这其中的原因，很奥妙，我想，最基础的理由莫过于，他担心这到底是权谋术数，耍的是心眼玩的是心机，讲太多讲太明了，怕世人后生学力不够，画虎不成反类犬，或者陷入机关丛林而不自知，则害人害己，罪莫大焉。

这样的担心，孔子也是有的。西汉董仲舒说：“孔子之门，五尺高的童子都羞于提起五霸，这个意思最见得好。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其间品格个性的差别，何至数倍。然只一件，个个心地光明，提起权谋术数，便觉忸怩不好意思，何况其他，所以个个都摈弃不谈。”[38]

我想起“罗什吞针”的典故。鸠摩罗什是抱着弘法的志愿从印度远来中国的高僧，后秦皇帝姚兴却逼他娶妻。大家知道，出家人娶妻是不可以的。因为戒除各种欲望是佛教提倡的修道原则之一，而男女情爱更是绝对应当禁止的第一种欲望。然而鸠摩罗什迫于情势，还是答应了姚兴的请求。有僧人见大师都娶妻快活了，也想学样。这引起了罗什的恐惧，他赶忙召集众僧，示以一满钵的针说：“你们若能与我同样，将一钵银针吞入腹中，我就同意你们娶妻蓄室。否则，绝不可学我的样子。”说罢，竟真将一钵银针吃到了肚里，与平时饮食无异。诸僧自感无此异能，遂不敢效仿，罢了娶妻的念头。鸠摩罗什仍不放心，每次登座讲法，必要对大家解释说：“我被逼无奈，娶妻蓄室，行为虽同常人，精神却超越俗事。譬如莲花，虽生臭泥之中，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大家万万不可以认为我沉溺世俗之乐，而学我的样子，忘却出家生活的乐趣。”

鸠摩罗什是入了地狱的，从他的苦衷中，似可窥见王阳明的难言之隐。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王阳明终究觉得，权谋、术数、技能之类，终非根本性的学问。尽管若能从自身本体上有所感悟，如前文所述的坚守行事的规矩绳墨，权谋、术数、技能之熟能生巧，亦可以通入精妙之境。比如北宋欧阳修所著《卖油翁》那则故事里的“行行出状元”的卖油翁，酌油技艺之娴熟，堪称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然而彼终归只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会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文化方面的。这就是孔子说的“器”。“器”就是凳子只做凳子使，不可做旗帜使。因此，孔子提出“君子不器”，“不器”就是要做一个通才，可以用来为苍生谋福利的。人生的格局显然超越了许多，仿佛登泰山而小天下。

王阳明的意思大抵与此接近。所谓权谋、术数、技能，不管如何超凡入圣，终归“其意有所着”，“着”就是有所附着，就是“器”，未免偏了，终究不够平和，不足以倚仗它来完成临政赋民这样的大事。因此，“君子不用”。不是不懂，只是不用而已。[39]

下学上达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威宁伯王越死了，死在他建功立业的遥远的边疆。没能得到这个历害的前辈指导，不能不说是王阳明的遗憾。王阳明固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但王阳明是人，不是神。是人都需要精神导师，不管是来自书本，还是来自过来人。特别是后者。因为他懂道又懂你，在你遇到困惑走不出来，或者想要升一级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带你一把，轻轻一托，就能省你很多功夫。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海市蜃楼中的那个高人没有款款地出现。不得已，王阳明只得借助大摆宴席的机会，把餐桌当战场，想办法让成堆的果核变成士兵，然后变化无穷的军阵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一刻，他是姜子牙，也不是。姜子牙有上钩的周文王，但他什么也没有。《王阳明年谱》对此毫无记载，什么也没有发生，连个对话的人都没有。

接下来在独自摸索的道路上，王阳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自从格竹失败之后，他从古书堆中抬起了头发凌乱的脑袋，然后看看布满星星的夜空，看看窗前长势旺盛的荒草，发了一阵呆，不觉想起了铁柱宫，想起了诸养和的官署，想起了斑驳的娄谅的老宅，以及无拘无束的一个人的旅途。

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继续当年的旅程，然后逐一敲开散落在大地上的鸿儒硕学的紧闭的柴扉。至少那一年，理学大家陈献章还活着（公元1500年去世），虽然远在遥远的广东。弘治一朝亦名臣辈出，像不久前去世的丘濬，还有父执辈的李东阳，都是大学者。但王阳明总觉得“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写写诗，填填词，无法让他的内心获得满足。

他总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某日，不死心似的，王阳明又拿起朱熹的书来读。一边读一边思考。然后他读到了这样一句话：

“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渐进，为读书之法。”

“居敬持志”和“循序渐进”都是指导读书的方法，但二者有区别。打个比方，“居敬持志”就如家，“循序渐进”是或走路或开车回那个家。

“志”就是目标，“敬”就是专心，“循序渐进”就是心无旁骛地达到那个目标的过程。

王阳明担心“循序渐进”不好把握，特地查了相关资料。

孔子有天大发感慨说：“没有人会知道我了。”子贡说：“为什么会没人知道你？”孔子说：“不埋怨老天，不怪罪别人，下学人事而上达真理（下学而上达），知道我的，只有天了。”[40]

朱熹对“下学而上达”做出如下释义：反己自修，做好分内的事，然后循序渐进，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就是“下学”；做到了“下学”，“上达”自在其中。[41]

有点怪吧，“循序渐进”不单单是指读书，它还是实践的功夫。要知道，一部《论语》，所讲的皆是人事。“下学”学人事，学的就是洒扫应对这样的人事，“上达”的真理就在这些人事里。

王阳明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于是做起了功夫。

时弘治十一年，也就是王阳明二十七岁那年的事。

一段时间之后，王阳明颇有心得，心境亦平和了许多，至少焦躁不安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正当他信心十足地继续用功之际，来自程朱理学派的学者却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告诉他这样用功是不对的，是误入歧途。理由是追求心境的平和是“上达”的功夫，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到基础扎实了之后才可以学，劝他回头再从“下学”开始用功。

王阳明这就纳闷了，不是说“下学而自然上达”吗？怎么就把“下学”与“上达”分成两截了呢？果如此，那么“下学”的远方在哪里？“上达”又从何处入手？“下学”与“上达”是什么关系？王阳明一时想不明白，便又大病了一场。

他沿着那条山道，心灰意冷地来到山中，听古刹钟声。不期然又有道士讲养生，王阳明遂萌生了隐遁山林的想法。

事实上，如果当初王阳明态度上能够再坚决一点，行动上能够再果断一点，不那么急病乱投医，不那么言听计从，他一定有机会发现，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多么的正确。很多年之后，他这样告诫他的弟子说：

凡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说得清的，心里想得出的，就是“下学”；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说不清的，心里想不出的，即所谓“上达”。就像一棵树，日日的栽培灌溉，便是“下学”；至于昼夜细微的生息，枝长叶茂，却是“上达”的事，人哪有能力去干预它的生命力呢？所以，凡是可以用功的，可以告诫的，都是“下学”。而“上达”就包含在“下学”里。学者只管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会“上达”，不必再去寻找什么“上达”的功夫。[42]

多么简单明白的一件事。

只可惜他被“庸儒”所误导，错用了二十年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