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参加了七次巡回座谈会，了解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小组的组员中。归根说起来，只有一个问题：他们中的一半以上要写，他们急于求得一个捷径，来完成他们想象中的伟大作品。他们努力在理论中探索，他们大半是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的，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他们创作的态度是严肃的，都希望他们的作品有教育意义，有政治价值；他们要求你告诉他什么叫通讯，如何写通讯，通讯与报告文学的不同处，相同处，如何写典型，小说中的典型与报告文学中的典型不同何在，什么是民族形式的作品；他们要求自己每篇文章都合乎新民主主义。他们的困难是材料缺乏，平凡，和写作上的不懂诀窍。然而，他们却缺乏耐心去欣赏一部名著，咀嚼一部名著。他们想抓得一些惊心动魄的材料，却把周围的日常生活忽略了，不去体验它，不去反刍它。他们在写，是准备发表的，又懒得修改。他们之中大半喜欢写诗，说诗比较容易些。这些问题，我们答复了，可是这空气却不是一下转变得过来。创作者并没有理智地去思考他最熟悉的事，最被感动的事，研究它，抓住它，表现它，而只斤斤追求其合乎理论的范围，这种舍本求末的方法如何不会老是些“差不多”、“八股”、“公式”呢。
我又到安塞去了。安塞保小有一个文艺小组，这里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学生，一部分是教职员。这个小组的情形我不大知道，因为时间的限制，想参加他们一次座谈会也没有可能。我回延安后在我孩子的作文卷子和日记中却看出问题来了。他似乎是一个使教员不大有办法的孩子，他们都说他聪明，却又常常要他留级。
他的作文卷子中一共有八篇，题目是《太阳》，《冬天快来了》，《秋收》，《听过故事的感想》，《早晨》，《夜》，《我最喜欢看的书》，《雪花》。在这些文章中，六篇都说到无产阶级，八路军，苏联，毛主席，共产党。一篇《听过故事的感想》没有说，但教员在批语中替他补上了，只有一篇《我最喜欢看的书》中没有。实际这篇也够政治化了，因为那里面所说的是“文件”，主要意思是希望那送文件者要英勇和坚决。从这几篇短短的作文中，孩子是应该使人满意的。阶级立场的坚定，使他无论在太阳下也好，月夜里也好，纷纷飞舞的雪花中也好，不管是冬天，秋天，早上，晚上，他都不忘记在前方杀敌的八路军和共产党。这些都是被教员在卷子中称赞了的，说是“意思好”。然而我看见另一面——他的思想的贫乏。孩子如果朝着这样好的方向往前走，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前途的。但孩子还被许为有天才。他高兴的时候，曾写信告诉过我，而卷子中也确有这样的评语，他的作文不特意思好，而句子也是好的。那末，我就抄一段所谓“好”的句子吧：“太阳，太阳，鲜红光亮，你有那样伟大的光芒，已经射到每个无产阶级的身上，请你指导着他们向着光明的道路，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永远的前进（这句是教员加的）。”
这样的句子也许是好的，但我想这绝不是孩子自己写出来的，不知道他从哪里抄来的，这样的话不是放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显得不通，而且很漂亮吗？但可惜却是滥调！我曾经问过孩子：太阳是否无论什么时候都鲜红光亮呢？是否只照到无产阶级的身上而且照在每个无产阶级的身上呢？孩子也哑口无言地笑了。
我承认孩子是不蠢的，我把他四年前（六岁）写给我的信抄两段在下边：“妹妹长得又胖了，脸胖得像个扁巴巴（粑粑），她已经会说很多话，一口常德话……”，“昨天我和婆婆妹妹到边城去看划龙船，人很多，太阳不大，婆婆打了一把伞，有六七只船，真好看呵！”这句子看来也许太平凡了吧，但是形象化呵，而且是一个孩子自己的话。如果我只看见他四年后的作文，我却实在不敢附议他是聪明的，更何况是“天才”。
因此我觉得这一个小组是更值得注意的，因为他们不特要自己写东西，而且还教着一代“将来的世界主人公”呵！
文艺不是赶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没有定律，没有神秘，没有清规戒律，放胆地去想，放胆地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更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孩子身上套，否则文艺没有办法生长；会窒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