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规则内容与立法技术之间的关系

毋庸讳言，我国的民事立法技术较为简陋，亟待提高。例如，迄今为止的民事立法，都欠缺法律是否溯及既往的规定，给民法的适当适用带来困难，甚至造成裁判不公。如果民法典公布的同时颁布民法典实施法，就会将局面改观。

民法规则具有“法律语句”（法条）的语言形式。法条是语词与语词的组合，借此，以一般方式描述的案件事实（构成要件）被赋予同样以一般方式描绘的法律效果。^[1]法条分为完全法条和不完全法条。不完全法条包括说明性法条、限制性法条、指示参照性法条。它们各有各的用处，编纂民法典可以也应当视情况而定选取哪一种：（1）说明性法条，它或者详细描述应用在其他法条的概念或类型（描述性法条），或者在考量不同的案件形态下，将一般用语特殊化，或者更进一步充实其内容（填补性法条）。大多数描述性法条是针对构成要件要素所作的规定，而填补性法条则大多针对法律效果作进一步说明。（2）法条的构成要件经常规定得太宽，以致其字义概括了一些本不应适用其法律效果的案件事实。这样的构成要件必须透过第二个法条加以限制。于此场合，只有同时考量法律规定的全部，才能认识一个法条的真正适用范围。（3）法条会在其构成要件中指示参照另一法条，有时用“也适用之”之类的语句表示，有时用“准用”或“比照”的字样表示，有时用“视为”的措辞表示。^[2]

民法作为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本质上要求反映其内容的文字表述准确、周延，此外最好通俗易懂，以便人们了解。

在风格和语言方面，《法国民法典》堪称杰作，其表述生动明朗和浅显易懂，司法技术术语和没有交叉引证都颇受称赞，并且因此对法典在法国民众中的普及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相对而言，《德国民法典》编纂的教条和枯燥的语言却全无这些优点^[3]，不过，较为准确和周延，且不少条文含有举证责任的分配。

制定中国民法典最好吸取它们的长处。毋庸讳言，中国现行法在这些方面确实不尽如人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34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其中的“权利人”为主语，“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系状语，由于该状语中无自己的主语，“权利人”这个主语就不但是主句的主语，而且是该状语的主语。如此，《物权法》第34条便成为：“权利人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这既不通顺，更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意，因为立法者原本是在说“他人”（侵权人，或曰无权占有人）“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

《物权法》第35条关于“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的规定，第36条关于“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的规定，第37条关于“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的规定，都存在上述缺点。

再如，《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对此，法律人绝不可单纯地、望文生义地将其适用于个案，必须结合《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确定免责的格式条款的效力。其道理在于，免责条款，顾名思义，肯定是免除一方的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无论哪一种，都符合《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就都得无效。如此，免责的格式条款在《合同法》上都统统无效，不会存在有效的情形。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违反生活常识的，并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目的。应当这样认识问题：《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文义涵盖过宽，依据立法目的，此类免责的格式条款若系企业的合理化经营所必需，或免除的是一般过失责任，或是轻微违约场合的责任等，并且提供者又履行了提请注意的义务，那么，此类免责的格式条款应当有效；除此而外的免责的格式条款才归于无效。因而，对于该条规定应当进行目的性限缩。对此，法释〔2009〕5号第10条已经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39条第1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此次编纂民法典应当修正《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

此次编纂民法典务必注意条文表述的准确、周延，在此基础上做到生动明朗、浅显易懂，并尽可能地含有举证责任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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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学生版），陈爱娥译，150~162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

[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学生版），陈爱娥译，156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

[3][德] 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潘汉典校，169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