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客体研究

政策客体是指政策实施的对象，我们注意到，有学者对于政策客体的理解与我们的理解不一致，如“政策客体指的是政策所发生作用的对象，包括政策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事）和所要发生作用的社会成员（人）两个方面”。^[25]他们认为，“公共政策客体包括两个方面：物的方面与人的方面。制定与执行政策就是要改变政策客体系统的现有状态，或是将政策客体的现有状态向人们期望的符合社会发展目标的理想状态转变。政策客体系统的这一变化，从外因的角度看，是政策主体对政策客体作用的结果。如果从内因的角度来看，政策客体的变化，是政策主体的作用改变了政策客体系统内部物的方面和人的方面的关系的结果。因此，政策主体对政策客体作用的目的在于调整和解决政策客体内部人的方面和物的方面的关系。”^[26]我们认为，政策中最核心的是“人”，至于“事”和“物”虽然很重要，但不是核心而是环境或手段，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政策工具的一部分来理解。由此具体到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个领域，我们将政策客体理解为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

那么，高等学校是不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中的客体呢？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高等学校确实有政策客体的某些特征。相对于国家施政这个角度，高等学校从形式上看有时候扮演的也是政策客体的角色，因为高等学校要按照国家要求进行管理以实现国家政策的目标，高等学校成为国家政策约束和规范的对象。可是，高等学校执行国家政策的落脚点是实现高等学校的三个基本职能——教学、科研和智力服务。而这三项基本职能的主要参与者是教师和学生，高等学校作为一个组织本身是不能完成这三个使命的，高等学校在实现这三个功能的过程中仍然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责，因而高等学校作为一级行政组织仍然属于政策制定的主体——国家政策主体——的一部分。因此，本研究只将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客体来看待。

一 关于高校教师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客体的相关研究

高校教师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过程中主要承担者，主要职责是通过其教学、科研和智力服务三个方面推进高等学校的国际化工作。目前，相关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教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前述三个方面：高校教师教学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政策、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政策以及智力服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政策。

“教师和研究生的国际交流相对有限。受诸多条件制约，我国高校人员的国际交流仍呈现出机会少、数量小的特点。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出国交流的机会不多，同时，外籍教师来我国参加教学科研活动的数量也相对不足，这与国外大学形成了鲜明对比。”^[27]学者们还研究了发达国家高校教师的国际化状况，通过研究他们发现，“发达国家高校的师资具有很高的国际化水平，教师的国际流动高度开放，呈现出多样化、多渠道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每年接受几千名国外访问学者，总计聘用了6万多名外国学者。根据《富布赖特计划》，美国设立本国教授在国外讲学或研究基金，每年派出的学者基本保持在700人左右。耶鲁大学拥有3200名专职教师，分别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70%以上的专家教授都曾参与过国际交流。”^[28]这种比较使我们看到我国高校教师在国际化工作方面确实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家和高等学校应该制定激励政策，提高我国高校教师国际化的水平。

陈慧蓝认为，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高校教师应该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建设。“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对于国际化专业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作为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师长，良好的职业道德不仅是对教师个人行为规范的要求，也是教师能否很好地教育学生的重要表现。因此，教师的职业道德是其必备的品德，唯有这样才能教导学生更好地做人做事，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29]张焱等提出：应用型高等学校教师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化活动，高等学校在师资管理过程中，要“强调教师队伍国际化培养的目标有效性，明确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先进教学技术、较高实践能力和较强发展潜力教师队伍的长远目标，统一个人和组织目标、分类培养目标和特色培养目标；突出教师队伍国际化培养的管理有效性，完善培养机制、强化过程管理、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关注教师队伍国际化培养的评价有效性、内涵管理绩效评价、培养成效评价和评价成果运用。应用型高校的教师队伍国际化培养旨在立足地方、突破地方的发展定位和目标，践行国家要求普通本科高校转型的发展”。^[30]

李函颖等认为，境外专任教师的引入是我国高等教育师资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他们通过对“985工程”高校官方网站境外专任教师数据的搜集与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境外专任教师的引入虽然仍处于初级阶段，总量较少，但却保持增长态势。境外专任教师队伍在地域、组织机构、学科、职称等方面则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金融危机对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我国政府的引才政策、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及其国际化办学战略以及学科知识特性等因素有关。”^[31]

郑宏认为，“双一流建设强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因此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双一流建设的题中之义，而教师的国际化又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键。复旦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帮助教师形成国际化的教学、科研理念；通过国际课程教学强化教师的国际化教学能力；运用信息化技术为教师营造国际化的教学科研环境，其提升教师国际化水平的在地化经验值得其他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学习和借鉴。”^[32]

郭城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发现“当前高校出现了青年教师‘难出国’‘难派出’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原因十分复杂，不仅有政策制度不合理的客观原因，也有青年教师学术职业发展与生活需求、家庭责任履行等发生冲突的原因”。^[33]为此，他提出几点改进对策，包括“更新青年教师出国留学教育理念，大力引导和支持青年教师同国际学术界学习交流常态化；优化教师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性举措，着力打造全方位的青年教师出国留学支持服务系统；发挥基层学术组织主导作用，科学构建符合现代大学制度要求的青年教师国际化培养模式；尽快建立科学规范的教师学术休假制度，有针对性地改进青年教师学术发展管理政策”。^[34]

Cotton和Pfaff认为，“为了更好地促进高等学校的国际化教学，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课堂互动是十分必要的，而课堂互动的最好办法不是一位教师自始至终唱独角戏，必须是多个教师合作，形成系列讲座的形式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这种系列讲座是连接教师在开展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与学生之间建立连接的最有效手段。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要真诚相待，敢于把自己心中的秘密拿出来同学生分享。”^[35]

美国有学者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高校教师使用图书馆电脑查阅文献的人数这个视角，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高校教师对待国际化的态度，通过比较，他发现，“作为高水平高等学校教师，在开展国际化教育中，必须及时了解世界各国在各个学科的发展状况，教师要善于把握相邻学科的最新进展，并能够在多个学科领域有自己的建树，不能人云亦云。”^[36]

Knowlton等从加强高等学校与基础教育学校教师之间的合作的视角来理解高校教师的国际化问题，他们认为，“高校教师的国际化不能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阶段的教学，而是应该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链，使得学生的知识能够顺利衔接。为此，高校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与基础教育学校教师的合作，建立一种教学联盟的方式，并因此形成为一种合作的机制”^[37]。

二 关于高校学生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客体的相关研究

高校学生（包括本科生、专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是高等学校开展国际化的主力，所有国际化最终的效果都是通过他们这个客体的表现而得到体现，因而必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主要依据和观测点。关于高校学生国际化的政策研究集中体现在高校学生国际交流方面，包括高校学生出国留学政策研究、来华留学生政策研究和国际短期交流学生的政策研究三个方面。

关于留学生政策实施的目的，西方发达国家将其定位为拉动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张双鼓认为，“英国和澳大利亚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政策，吸引外国留学生，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成为高等院校的重要收入来源，外国留学生的学费占澳大利亚教育收入的1/3。据美国一个基金会的研究表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购买各种商品的数量非常大，占美国商品采购相当大的比例，远远超过很多美国人的采购量。据2014年12月6日《环球日报》报道：来自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留学生去年为美国经济贡献80亿美元”^[38]。

王英杰、高益民认为，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就是要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专门人才，他们应该“具有关注国际学科领域和思想发展动向的意识和高度敏感性，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和开发能力，具有国际理解的胸怀和进行国际沟通的素养。在部分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以后，虽然高等教育仍然担负着培养科学研究人员和高精尖技术人才的职能，但是面对大多数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专业教育的特点在逐步减弱，而普通教育^[39]（general education）的倾向在日益突出。但是，这种变化丝毫未能对高等教育的国际性提出挑战，因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产生于一个国际关系日益紧密的时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非专业人员的国际素养也越来越成为必需。因此，高等教育也越来越需要承担起培养国际性人才的任务”。^[40]

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各国所培养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素养，江波、钟之阳和赵蓉等人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学生必须是国际化努力至关重要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在支撑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方而，高等教育国际化将更能发挥独特的作用。面向未来的高层次人才应该更具有引领未来的思想、国际视野、独立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具有创新意识，并能运用创新的思维分析和解决未来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或将创新的成果造福于人类社会。这种能力的培养不仅仅需要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弘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让学生带着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豪感走出去、走得远。这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责任所在。”^[4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倪怀敏，其观点是“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不是简单停留在通过传播人们维持生存必需的基础知识、培养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所需的社会意识、形成与社会规范相契合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习惯，而是通过各种专业知识的传授，培养各专业高级专门人才。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知识、信息增长与传递极为迅速的时代，这种专门人才必须具备敏锐和预见能力，即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善于捕捉和借鉴吸收国际学术前沿信息和思想发展动向，具有高水平的探索研究能力和开发未知技术的能力，具有国际意识和跨文化沟通的素养”。^[42]

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价值指向，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指向为社会功能，即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功能是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另一种观点则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个体发展的促进。姚望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在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共同目标往往在于其政治经济功能，而人类个体的发展更多的是被视为附加价值。在我国，虽然政府以及各界专家学者均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但他们主要着眼于该服务产业所蕴含的强大辐射力，亦即为经济建设、外交地位服务，而很少关注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的是，人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定联系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个体的一举一动都会产生影响整个社会的效果，因此高等教育之国际化在追求其政治经济目标的同时更应关注以个体的发展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43]

国际交流离不开研究生这个学生群体中素养较高的研究人才的参与，罗尧成、束义明就提出高等学校要关注研究生交流的国际化。他们认为，“外国留学研究生占在校研究生的比例是衡量一所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程度和知名度的重要标准。发达国家高校通过采取奖助学金、帮助学生解决学分转换和学制等问题、提供良好的学习和住宿环境等政策措施，有力地提高了外国留学研究生所占的比重。”^[44]因此，国家和学校应该制定鼓励性政策扩大研究生成果的人次和频率。

如何保障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公平性，有学者提出要加强政府间的合作，促进公平的国际化环境。如袁圣军和符伟就提出，要“签署政府间学生交流协议，推动国际学历学位互认。目前与我国签订学历互认的国家和地区仅有32个。现阶段存在一个极不公平的现象就是：我国的学历学位（即使是重点大学的）得不到发达国家的承认，而发达国家几乎所有高校的学位都在中国通行无阻。这种状况亟待政府通过平等协商、签订协议的方式予以改变。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应当建立学历学位和专业资格的认证制度，并不断完善我国的学位授予管理制度”。^[45]保证公平是国际交流的一个基本准则，这在1635～1659年期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威斯特伐利亚公会以及在会议上签订的合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领土主权等原则，从而为近代国际法奠定了基础。”^[46]）中就已经得到了确认，但是奇葩的是西方国家在处理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关系时却背离了这项基本国际法原则，上述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就是这种不公平原则的体现，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建设方面，始终坚持平等这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因此，有学者提出，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我们应尊重国际惯例，也应在国际交往中充分尊重对方的规则，同时也应保持我们自己规则的连续性。如何解决这一组矛盾，平衡国际规则与本土规则，是深入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前提”。^[47]这是一种比较务实的国际化态度。

Kalenkoski等认为，“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国际化，离不开学生家长的支持和影响。实际上，学生价值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上对大学生的影响并不亚于大学教育对他们的影响。学生的很多成就的取得也是受到价值的影响。高等学校应该适当开设劳动课，帮助学生认识到取得成就与生产劳动之间也有密切关系，生产劳动是锻炼学生毅力的很好途径，但是现在大多数高等学校已经对此完全忽视了。”^[48]

Moore等从研究学生的知识进化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中，发现“宗教信仰对于学生的更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大学课程内容的选择是与一定的宗教观点有一定的关系。接受一定的宗教思想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49]如果我们把宗教信仰转变为一种信仰，那么Moore等人的观点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了。

Bukhari等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给学校教师和学生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如何面临海量的知识和信息。如果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的教学方法难以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师生无法在课堂教学的单元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任务。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学生引导到图书馆去深入学习。图书馆作为学校的基本设施，在很多大学中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不少学生也未能意识到图书馆的作用。作为学校校长不仅要加强图书馆的基础建设的力度，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学生赶进图书馆而不是领到教室。”^[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