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政治局势总体平稳，政治生活围绕选举展开

2017年至2018年，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局势总体来说平稳有序，各项工作平稳向前推进。围绕国家政治体制，各党派以及民众的意见渐趋统一。得益于印度尼西亚前期肃贪工作的良好开局，在2018年里，印度尼西亚的肃贪工作持续推进，相关流程和规定也在不断完善。鉴于2018年是印度尼西亚的地方选举之年，且衔接着2019年的总统大选，因而各类社会力量均围绕选举而开展政治活动。保证选举顺利完成对佐科政府来说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政治工作。

（一）政府权力基础扩大，执政满意度创新高

2017年，佐科总统成功巩固权力后，不断扩大其权力基础，加强其政治权威，削弱反对力量。这一年，佐科总统成功地缓解了2017年初由两件事所引发的政治紧张局势：一是在雅加达选举中，雅加达省原省长钟万学的失利；二是钟万学亵渎神灵被判处两年刑罚。^[1]佐科果断地回应了这些事件，并基本维持了国家政局的稳定。

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班邦·苏沙迪约（Bambang Soesatyo）认为，佐科总统执政3年来成功地维护了国内政局稳定，并良好落实九项施政纲领中的诸多项目。目前，几乎所有民调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均显示，民众对佐科—卡拉政府的满意度高于70%，其中政治方面业绩居高，这归功于佐科亲民以及能够团结诸多政治力量的领导作风。班邦·苏沙迪约表示，在专业集团党和国家使命党加入支持政府政党联盟之后，佐科政府更致力于保持政局稳定，且使议会对政府的支持率达68%。自2017年至今，佐科政府践行了诸多国家建设纲领，具体体现在：海上高速公路，跨巴布亚等边缘地区之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以提高地区间的联通性；印尼智慧卡、印尼健康卡、希望家庭、非现金粮食援助、土地认证援助等社会福利项目以提升乡村生活水平等。^[2]

（二）肃贪工作继续开展，肃贪成果较为显著

印度尼西亚肃贪委员会（KPK）成立于2002年，是印度尼西亚政府为预防和惩治贪污腐败而特别成立的官方机构。成立初期，肃贪委受制于国家体制的不完善而无法发挥其实际作用。如今，佐科政府领导下的肃贪委工作成果显著，在2016～2017年良好态势的铺垫下，2017～2018年的肃贪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2018年初，肃贪委规划了全年打击贪污腐败的工作。首先要彻查电子身份证（e-KTP）舞弊案和印尼央行注资案（BLBI），此外，还决定彻查更多的大企业舞弊案和自然资源贪腐案。^[3]自2017年以来，印尼反腐工作取得显著成果。占碑省省长祖米（Zumi Zola）涉嫌接受与占碑省建设项目有关的酬金或承诺，肃贪委已把祖米定为嫌疑犯。肃贪委副主席芭莎莉娅（Basaria Panjaitan）说，祖米担任2016～2021年占碑省省长期间，还有其他违法的收入来源，总数大约为60亿卢比，祖米自2018年1月25日已被禁止离境。^[4]国会第五委员会前副主席尤迪（Yudi Widiana Adia）涉嫌在马鲁古与北马鲁古公路和桥梁建设舞弊案中受贿，被雅加达贪污刑事法庭判处9年徒刑，外加罚款5亿卢比或代之以3个月监禁，并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5]2018年5月23日晚，东南苏拉威西省布顿（Buton Selatan）县县长阿古斯·菲依沙尔（Agus Feisal Hidayat）及其他6人因涉贪污案被肃贪委人员当场逮捕。^[6]

鉴于印度尼西亚的腐败贪污具有向国外延展的倾向，肃贪委积极寻求外部合作，严厉打击贪污腐败。2007年，肃贪委与伊朗总务稽查组织签订谅解备忘录；2009年，肃贪委与伊朗总务稽查组织出席政府内部监督机构会议，紧接着两国缔结有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合作关系。肃贪委发言人费布理（Febri Diansyah）2018年3月7日在雅加达表示，希望与伊朗政府加强有关肃贪的合作。费布理表示，此前肃贪委已与伊朗缔结多项合作协定，往后肯定会有更多的合作事宜，往后的合作事宜主要包含交换有关信息及分享两国反腐成果和经验，以及肃贪委通过反腐学习中心更加重视肃贪训练和辅导活动。^[7]

（三）地方选举陆续开展，各方力量瞄准总统选举

2018年是印度尼西亚的选举之年，在这一年里，印度尼西亚的170余个地区举行选举，这对民主化起步不久的印度尼西亚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此外，在2018年地方选举的基础上，2019年4月17日，三级议会选举与总统大选将首次同时举行。这关乎印度尼西亚未来五年的政策走向和发展态势，因此各方力量纷纷活跃起来，进行分解、组合、再分解以及再组合的政治循环，剑指2019年的总统之位。

1. 2017～2022年普选委员会（KPU）制定选举规则，选举机制不断完善

2018年被印度尼西亚定义为政治年，首先是全国同时举行地区首长选举，其次是登记参与2019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2017年初，各方力量代表围绕选举法进行博弈，致使选举机制相对混乱。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印度尼西亚各项草案出台，选举机制也不断完善。

为了保证2018年地方选举和2019年总统选举顺利进行，印度尼西亚成立了2017～2022年普选委员会。2017年4月5日，经过为期两天的资格鉴定，国会第二委员会通过投票机制选出7名2017～2022年普选委员会委员和5名选举监督委员会（Bawaslu）委员。当选的5名监督委员会委员是：拉特纳·德维·佩塔洛洛（Ratna Dewi Pettalolo）、穆罕默德·阿菲福丁（Mochammad Afifuddin）、拉玛特·邦加（Rahmat Bagja）、阿布汗（Abhan）和福利特兹·爱德华·斯雷噶（Fritz Edward Siregar）。当选的7名普选委员会委员是：普拉莫诺（Pramono Ubaid Tanthowi）、瓦尤·塞提亚万（Wahyu Setiawan）、哈西姆·阿斯亚里（Hasyim Asyari）、伊拉姆·萨普特拉（Ilham Saputra）、维尔扬（Viryan）、伊维·诺维达·金廷·马尼克（Evi Novida Ginting Manik）和阿里夫·布迪曼（Arief Budiman）。^[8]2017年7月21日，印度尼西亚国会又通过选举法草案，包括对普选委员会未能达成一致的“选举制度、总统候选人提名门槛、议会门槛、选票转换成议席方式和每个选区的席位分配”五个关键问题做出决定。^[9]这些举措的落实和草案的颁布使印度尼西亚的选举步入稳定、有序的发展轨道。

2018年6月30日普选委员会委员普拉莫诺通过手机短信表示，曾被监禁的前贪腐案犯不得参加2019年国会和省/县/市议会立法议员选举，上述规定从公布之日开始生效。尽管尚未在司法人权部通过，但普选委员会认为，该规定已在普选委员会文档与法律信息网上公布，因此它是有效的，可以作为进行2019年议会选举的准则。^[10]随后，普选委员会主席阿里夫·布迪曼发布2018年第20号KPU条例，其中明确规定不仅是已被定罪的前毒贩，而且包括涉及对儿童性犯罪和贪污腐败的前案犯，均不得被提名为国会议员候选人或省/县/市立法议员候选人。^[11]

目前，围绕普选委员会的此项条例仍有争论。针对KPU主席阿里夫·布迪曼发布的2018年第20号KPU条例，佐科总统明确表示，法律赋予普选委员会制定法规的权力，普选委员会有权自主制定选举规则。如果有人反对上述条例，则可以提请最高法院对该条例进行司法审查。不过，司法人权部拒绝颁布上述条例，认为该条例与关于大选的2017年第7号法令相抵触。^[12]

虽然存有争论，但是没有阻挡普选委员会实施条例的步伐。阿里夫2018年7月17日在雅加达明确表示将按照KPU条例的规定，在已生成的议员候选人名单中删除前贪污案犯、毒品案犯和性侵儿童案犯的名字。阿里夫说，尽管该条例被起诉到最高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但只要法院还没有做出裁决，KPU将坚持按规定执行。在报名登记阶段，KPU仍然会接受政党提名的有上述污点的候选人，但在候选人资料验证阶段，他们将被除名。^[13]

此外，普选委员会委员哈西姆·阿斯亚里还提醒正副总统候选人组合，千万不要推选正副地方首长为助选团团长。他指出，这项禁令载于2018年第23号关于普选竞选的KPU条例。其中，第63条第1款明确规定，正副省长、正副县长或正副市长被禁止成为助选团团长。^[14]

2.地方选举顺利开展，党员规范成为民众关注点

伴随着印度尼西亚民主化进程的改革，印度尼西亚政党开始进入印度尼西亚政治舞台的中心。目前，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生活大多围绕政党展开。从地方选举到各级议会选举，再到总统选举，都是依托政党而展开的。数十年的政党建设使印度尼西亚的政党体制逐渐成形。如今在印度尼西亚政党体制的运行下，印度尼西亚的地方选举相对顺利开展。

印尼举行了三次地方首长选举：第一次是2015年12月全国269个地方选举，选出9个省长、224个县长和36个市长；第二次是2017年2月全国101个地方选举，选出7个省长、76个县长和18个市长；第三次是2018年6月27日全国171个地方选举，选出17个省长、115个县长和39个市长。民族民主党取得10位省长胜选，成绩最好。^[15]2018年的地方首长选举中全国78%的选民参加，规模盛大，其中西爪哇、中爪哇、东爪哇、巴厘岛、南苏拉威西省等当选省长都直接表明支持佐科在2019年蝉联总统，加上六大国会政党组成联盟支持佐科，声势浩大，佐科胜选2019～2024年总统几无悬念。^[16]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2018年9月5日为9个省的省长与副省长主持宣誓就职仪式，这18名当选人将在2018～2023年领导各自省份。他们分别是南苏拉威西省省长Nurdin Abdullah与副省长Sudirman Sulaiman、北苏门答腊省省长Edy Rahmayadi与副省长Musa Rajekshah、东南苏拉威西省省长Ali Mazi与副省长Lukman Abunawas、中爪哇省省长Ganjar Pranowo与副省长Taj Yasin Maimoen、巴厘省省长I Wayan Koster与副省长Tjokorda Oka Artha Ardhana Sukawati、西加里曼丹省省长Sutarmidjidan与副省长Ria Norsan、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Viktor Bungti luLaiskodat与副省长Josef Nae Soi、巴布亚省省长Lukas Enembedan与副省长KlemenTinal和西爪哇省省长Ridwan Kamil与副省长Uu Ruzha-nul Ulum。^[17]

随着印度尼西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意识的增强，民众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积极性也不断增强，对选举、政党等提出更多要求。2018年8月2日，数以百计的谏义里（Kediri）县民主斗争党群众提出了更换当地全体支委理事。民主斗争党群众表示，目前在任的当地民主斗争党领导在2018年的选举中违反党规，同时当地支委理事在更换和其他重要事件中都没有与分支干部们进行意见交换或征求看法。^[18]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历程还很短，所面临的各类政治问题也将随着发展的进程不断涌现出来，这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是一大考验。

3.总统选举在即，各方力量博弈

2018年是印度尼西亚地方选举之年，2019年总统选举也将开启。围绕总统这一至尊之位，印度尼西亚各方力量纷纷活跃起来，积极开展竞选预热。印度尼西亚在民主化进程中不断修改与完善的政党法与选举制度使政党间竞争趋于规范，形成了较稳定的温和多党制。^[19]目前印度尼西亚政坛上活跃的主要政党有专业集团党、民主斗争党、民主党、繁荣公正党、大印尼运动党、国家使命党、民族觉醒党、建设团结党、民心党、民族民主党等。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总统大选中占据绝对优势，政党分合现象十分显著。

就当前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的情势来看，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佐科与马鲁夫·阿敏组合，二是普拉博沃与善迪亚卡组合。佐科于2018年8月9日在雅加达与联盟各政党总主席和秘书长会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选择的副总统候选人是伊斯兰学者理事会（MUI）主席马鲁夫·阿敏，两人将组成竞选搭档，参加2019年总统大选。^[20]得益于佐科政府在近几年的工作成果，民众满意度较高，因而佐科组合的呼声较高。肃贪委前主席安达沙利则直接公开呼吁支持佐科赢得2019年大选。安达沙利表示其领导的梭罗全力支持佐科竞选，并将团结梭罗及周边地区社会各界人士，支持佐科在2019年大选中胜出。^[21]另外，大印尼运动党总主席普拉博沃2018年8月9日宣布与雅加达省副省长善迪亚卡组合后，两人在包括大印尼运动党、国家使命党、繁荣公正党、民主党等盟党领导人的陪同下于10日下午向普委会登记，正式参加2019年正副总统选举。普拉博沃致辞时表示，普委会有义务确保举办诚实和公正的民主盛会，而民众对政治选择有绝对的自主权，以让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