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韩中联合的探索与辛亥革命

1905年11月韩日《乙巳条约》的签订，使韩国面临着生存危机。韩人的危机意识日益强烈，各种各样的抵抗运动揭竿而起。新闻人张志渊在《皇城堡新闻》上发表了题为《是日也放声大哭》的文章，反映出了当时韩国人的愤怒。一些卸任和在职的官僚以及在野的进步人士以自决或殉国的方式表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殖民统治以及通过武力疯狂镇压抵抗运动，在韩国全境造成了恐怖氛围。日本的血腥镇压和严密管制进一步加重了韩国社会的不安。

此时，值得关注的中国人是潘宗礼。在日本留学结束归国途中，他访问了京城（首尔）并目睹了日本人虐待韩国人的状况，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感到极为愤怒。他在船上碰巧从一位商人那里看到一份闵泳焕的遗书，^[5] 然后说道：“忠臣之死还是晚了一步，就算想要捐躯救国也应该在死之前找到救国的方法。现在大势已去，流血又有什么用。中韩两国处于唇亡齿寒之紧密关系，韩国已经亡国了，中国也已经危在旦夕。但国民还没有这样的觉悟，我们不得不用鲜血去警醒他们。”潘宗礼写了多达14个条目的时局文章，拜托友人一定要转交给中国政府，之后纵身跳入大海壮烈殉国。对此，韩国人罗炳奎在1906年6月10日《大韩每日申报》上发表吊唁文章，标题为《吊清国义士潘公宗礼》，悼念潘宗礼的悲壮之死。^[6] 清朝大臣袁世凯在告知朝廷的同时，亲笔写下悲壮的悼词，以慰潘宗礼英魂。这一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对韩国的感情。

在此种危机意识之下，韩国启蒙论者和反日武装力量都在努力探索恢复国权的新方法。这是1907年大韩帝国时期最大的秘密团体新民会组织诞生的时代背景。当最主要的国家力量——军队被日本解散之后，新民会会员在倾力为守护国权而秘密地开展活动的同时，开始努力建立国外的抗日运动据点。他们直接到中国东北地区考察，选定了几个抗日根据地。为了培养反日独立军，他们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新兴武官学校。毕业于这一武官学校的军官在青山里战斗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并取得了胜利，^[7] 此次战斗在韩国反日独立战争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当韩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之时，在中国，以建立共和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金奎兴（别名金福）协助革命派势力并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8] 申圭植是听到武昌起义消息之后下决心流亡中国的。他于1911年12月前后途经沈阳到达北京。当时住在北京的曹成焕给身居美国的安昌浩写信说：“申圭植等几个人听到这次中国事变的消息之后，已经从内地（即韩国——引者）来到了中国。”^[9]

郑元泽也于1912年流亡到中国东北地区，他听到 “以孙文和黄兴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的消息之后便来到南京留学。^[10] 此外，李泰俊、金奎植等人也在获悉辛亥革命的消息后，下决心流亡到中国。曹成焕将“中国政变”的消息详细地报告给了安昌浩，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时局的强烈关注。说当时韩国社会活动家或反日运动领导人等流亡中国是“时代的趋势”并不为过。^[11]

这些人中，金奎兴是从1908年开始接触中国革命派领导人并直接参与其革命活动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和保管宣传革命的传单或秘密文件。因为工作成绩被认可，后被任命为“广东护军使顾问”。^[12] 申衡浩在上海自愿加入中华学生军团后，做了一个月左右的事务工作。申圭植和曹成焕与黄兴见面时，表明了韩国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态度，并拿出自己的部分旅费赠给黄兴作军费。^[13] 当时的韩中联合关系，可从申圭植所留下的五篇汉诗中得以一瞥。

特别是申圭植与孙文的面谈内容，既表明了韩国人对辛亥革命的深切期待，也成为日后韩国人正式同中国人交往的基础。“听到孙文先生回到了上海并又要前往广东的消息，我非常渴望能见上一面。昨日晚上去了汇中旅馆，在胡汉民的介绍下见到了先生。在胡汉民恳切的邀请下一同乘坐电梯来到了先生的房间。先生让我坐下，但我还是站着先喊出了‘中华民国万岁，亚洲的第一位总统万岁’的口号。先生在百忙当中也对我亲切谈话，这是我无上的荣幸……孙先生表现出了对同胞无限的博爱以及对邻邦亡国的悲痛。我赞颂先生救世救民的伟大事业。”^[14]

与孙文会面以后，申圭植与中方关系变得更密切了。1912年8月初，发生了北京警察厅逮捕八名韩国人并移交给驻天津日本领事馆的事件。申圭植四处奔波，成功使这八名韩国人获释。^[15]申圭植与中国舆论界的关系也在摸索中前进。申圭植就任民权报社的经理后，报社就成为上海韩人留学生的联络处。这两件事并非毫无关系，它表明申圭植拟通过舆论界来为韩国独立运动寻求支持的意图。他与革命派的陈其美和宋教仁的接触也是出于这一目的。^[16]

与此同时，申圭植组建了由300余韩人组成的同济社，其主要人物为朴殷植、金奎植、申采浩、文一平、朴赞翊、申健植等。为了增进同中国革命志士的友谊，他们还成立了新亚同济社，中国方面的主要人物有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邹鲁、徐谦等。同济社和新亚同济社都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心团体，也为新韩青年团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7]新亚同济社作为韩中联合的“出发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