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文本、显文本：“伴随文本”的两种理解^[1]

王长才^[2]

摘要：本文试图对赵毅衡先生提出的“伴随文本”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再讨论。本文认为，谈论“伴随文本”存在着以泛文本和显文本为对应核心文本的两种理解，这两种理解对“伴随文本”的认定范围和意义指向有所不同，需要仔细辨析。本文还对伴随文本的主动/被动选择与正面/负面影响、伴随文本与核心文本的相互转化、发送者与伴随文本、伴随文本理论的普适意义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伴随文本；泛文本；显文本；核心文本；副文本

“伴随文本”是赵毅衡先生在2010年《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一文中明确提出的，后来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2012，2016，第六章“伴随文本”）、《广义叙述学》（2013，第四部分第一章第二节“叙述中的伴随文本”）、《哲学符号学》（2017，第二章第二节中的部分小节）等专著中多次重申，其表述稍有调整，但所指总体上没有太多的变化。此概念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有学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具有“适用性广、包容度高、操作性强”等优势^［1］，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概念进行了讨论或补正^[3]。还有多位学者将它运用于小说、新诗、电影、纪录片、流行歌曲、学术论文、广告、弹幕视频、新闻、体育比赛、书籍装帧等各领域表意实践的研究中，显示了这一概念的重要影响及强大的可操作性。本文试图对“伴随文本”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再讨论，希望得到赵毅衡先生及各位专家学者的指点。

一 泛文本与显文本

如何理解“文本”是理解赵毅衡先生的“符号学”“符号（广义）叙述学”的关键。在赵先生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处对“文本”的界定和论述：

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是符号文本：

1.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

2.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2］（P42）}

文本的定义可以简化为“文化上有意义的符号组合”。^{［3］（P115）}

文本要如何组成，才能有合一的意义？实际上取决于接收者的意义构筑方式。接收者看到的文本，是介于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它不一定是具体的物质存在，而是意义传达构成的关系：文本是符号表意跨越时间空间的间隔，成为一个表意环节。反过来说，通过表意，此符号组合就获得了“文本性”（textuality）。因此，文本一方面是意义解释的前提，另一方面是意义解释的构筑物，这是一个双向生成的过程。^{［3］（P115）}

在赵毅衡先生看来，文本是指表现意义的符号组合，而其得以成立的根据是“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这就和其他学者所说的文本概念有很大不同，尤其像家具、饭、比赛这种非文字媒介的符号组合也被视为文本，和通常意义的文字文本适用于同一套理论范畴。更主要的是，对于文本的界定并不依赖于外在形态，作者曾举例说，一部小说读到尾是一个文本，而中止阅读的话，读到的部分也可以构成文本，一首诗的一行甚至一个字，只要读者把它读成一个整体，它也构成文本。这将确认文本的权力赋予了接收者，不仅使得文本的范围大大地扩展，还使得文本的形态也具有动态性，而非已经完成的、静态的客观存在的文本。为了论述方便，我将前者称为“泛文本”，将后者称为“显文本”^[4]。泛文本与显文本的关联和异同，可参照表1。

表1 泛文本与显文本对照

通常所说的文本，大多是指“显文本”，比如一本书、一首歌、一部电影等，但在具体的接受时，依据接收者的感知对“显文本”进行处理形成的单一的文本则为泛文本。严格意义上说，泛文本与显文本会或多或少有所偏离。

二 如何确认“伴随文本”：两种理解

在笔者看来，赵毅衡先生提出“伴随文本”的概念，主要是强调一个文本不可能单独存在，而必然与其他因素，尤其是文化、社会的因素发生关联，这些被接收者感知并对理解文本产生影响的因素，被称为伴随文本。为了讨论方便，相对于伴随文本的文本可以称为核心文本。对于一次理解行为来说，核心文本是中心，伴随文本的作用是影响或辅助对核心文本的理解。它们共同构成了全文本，这是符号文本的必然存在状态。

如果我们按照赵毅衡先生的泛文本定义，即凭借区隔文本才得以成立^[5]，那么是接受者区隔出了核心文本，并由其感知范围划定周围伴随文本的界限，从而构成一个全文本。随着不同的接收者，甚至每一次接收行为的区隔、感知范围的变化，核心文本、伴随文本和全文本的形态也随之变化。这样看来，核心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状态类似于相机的聚焦：核心文本是接收者的聚焦点，它最为清晰地呈现在感知者视野中，在感知视野中的其他景象则是伴随文本。聚焦点和背景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一幅画面，也就是全文本。随着聚焦点的变化，背景也会发生变化，整幅画面也会变化，从而成为另一个全文本。

作为客观存在的显文本有着明确的范围，比如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幅图画，但接收者在具体接收情境中，并不能一下子接收这个显文本的全部。显文本有不同层次和侧面，不同的接收者由于其经验（比如训练有素还是缺少经验）、趣味（对某些方面的特别喜好）及特定的接收条件，关注点会有所不同，因此同一个显文本，实际上落实到每位读者感知范围内的核心文本也不同，随着聚焦不同、关注角度和关注对象的差异，从而呈现出无数个泛文本，而每一个泛文本被视为核心文本时都会有伴随文本。借用朱光潜《谈美》所举的例子，显文本意义上的同一棵古松，由于幼年人、中年人、木商、植物学家和画家的关注点不同，在接收者那里成为不同的泛文本，与此相应的伴随文本也各不相同。^{［4］（P8-9）}如果将一行诗中的一个字视为文本，这行诗中这个字的上下文、前后行、所在节、整首诗、这个字的词典义、诗人或其他诗人对这个字的使用等都有可能是伴随文本，原则上说可能的伴随文本可以无限延伸下去，只要能被接收者确定与文本的关联。甚至我们的阅读过程，也可被视为对一个个由伴随文本所包围的局部核心文本的理解过程，当接收者的关注点从局部上升到整体时，局部的一系列核心文本合一为统一文本，而此前的多层次的伴随文本也会随着接收者感知范围的调整而进行取舍，重新汇聚整合成新的伴随文本以及全文本，从而得到理解。这种阅读就是一种核心文本与伴随文本不断显现又退隐的过程。与核心文本相比，伴随文本相对更为宽泛、复杂。伴随文本的边界只存在于接收者的感知视野，只要接受者将某个元素与所关注核心文本构成了关联，就可以将它视为伴随文本，并不一定受发送者的控制。比如，博尔赫斯在芝诺、韩愈、克尔恺郭尔、勃朗宁、邓萨尼勋爵这些与卡夫卡完全没有直接联系的作品中发现了卡夫卡式的踪迹^{［5］（P431-433）}，显然是接收者的联想确立了卡夫卡作品的这些伴随文本，而不是由核心文本自身携带着这些伴随文本。

再让我们看一下赵毅衡先生对伴随文本的表述：

……伴随着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笔者称作伴随文本。

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组合，而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

在相当程度上，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要理解符号的意义机制，必须明白伴随文本的作用。^{［2］（P139）}

理解任何一个文本，必须与文化的符号场连接。这不等于符号接收者必须把所有的伴随文本因素都采用到解释里，任何解释不可能内化所有的伴随文本。符号的伴随文本群，界域过于辽阔，从定义上就不可能“全部”进入解释，绝大部分只是潜在的可能影响解释的因素，在每一次解释中，不可能全部感知，更谈不上全部内化这些因素。^{［2］（P151）}

在此，伴随文本成了附着在核心文本之上的明确存在，“被一起发送给接收者”，似乎意味着伴随文本是由显文本的发送者一起发出的。但这似乎并不能涵盖伴随文本的全部范围。“在每一次解释中，不可能全部感知”这样的表述意味着有明确的、先在的伴随文本群，接收者的感知是从这些已经存在的伴随文本群中选择一部分，而不是由接收者的感知认定才得以成立、存在。这个伴随文本群的限定似乎指所有接收者感知的可能性所确定的范围。

赵毅衡先生进而对伴随文本进行了分类：“显性伴随文本”［作为文本“框架”的“副文本”（Para-text）、指明文本所从属集群的“型文本”（archi-text）］、“生成伴随文本”［“前文本”（Pre-text，“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同时文本”（文本产生的同时出现的影响因素）］，以及文本出现之后的“解释伴随文本”［“评论文本”（meta-text，“关于文本的评论”）、“链文本”（link-text，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收的其他文本）、“先文本/后文本”（Preceding/ensuing text，两个文本之间有仿作、续集、后传等特殊关系）］。“任何符号表意文本必然携带以上各种伴随文本，反过来，每一个符号文本都必须靠一批伴随文本支撑才成为文本。”^{［2］（P148）}显然，这些分类仍是以显文本为基础，所举伴随文本的例子也都是先在的显文本，只是继续强调伴随文本与核心文本的相互支撑的状态。

伴随文本应该都是主动或被动地与文本相链接、相联系，一起被接受，似乎都属于“链文本”。因而，这个分类中，“链文本”的性质最为含糊，似乎是将其他几种伴随文本独立出来后不好归类、性质不明确的文本的统称。

除了上述六种伴随文本之外，还有一种“深层伴随文本”（一种文化对文本与伴随文本的“背书”，指向更隐蔽的文化机制^{［2］（P154）}），在《广义叙述学》《哲学符号学》中并没有过多涉及。深层伴随文本与前六种伴随文本不同，它在形态上并不是显文本，与它们也不是并列关系，它强调需要接收者具有更强的批判能力，挖掘出深层的文化机制，似乎从泛文本的立场进行界定更容易些。

此前无论热奈特还是克里斯蒂娃，在谈论副文本、跨文本关系、文本间性时都是以显文本作为基础，显然赵先生的“伴随文本”是想与此前理论家的观点对接起来，比如副文本就直接吸收了热奈特的概念。与这些理论家的观点相比，赵先生的理论大大地拓展了理论疆域，最为重要的变化就在于，从基本上只涉及“生产伴随文本”，拓展到将“解释性伴随文本”涵纳进来。也通过细致地分类，使混杂的伴随文本的形态及作用得以明晰。

由此可以看到谈论“伴随文本”的两种立场，即分别以“泛文本”和“显文本”为核心文本并确立伴随文本的不同状态。

严格来说，文本因每次接受时不同的感知聚焦范围而异，伴随文本也相应地不同，各类伴随文本中除了副文本与核心文本关系密切几乎不可能忽视之外，其他类型的伴随文本都可能并没有被感知，或即使感知了，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差异。因此，每一次接受活动都会有一个唯一的全文本。如此一来，人们对于同一本书、同一部电影的解释差异，有可能是由于我们关注的是该显文本的不同侧面、不同的面貌形成的不同的核心文本（泛文本），再加上不同的伴随文本构成的全文本之间的差异。我们谈论某个核心文本的伴随文本，也只能是谈论者自己认定的伴随文本。

这样的“泛文本”理解可能导致的问题是人们讨论的全文本实际上并不完全一样，无法沟通和交流。所以为了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会假定我们讨论的是同一文本，只能以“显文本”为交流的基础。这样，泛文本和显文本的两种立场似乎又成了理论上的、原则性的伴随文本与应用中解释实践中的伴随文本的区别。

如果以泛文本的立场来看，赵毅衡先生的“伴随文本”分类似乎也需要重新审视。比如，“显性伴随文本”中来自热奈特的“副文本”概念，原本强调的是来自作者或者出版社发出的信息，是明确出现在一本以文字为主的书上、相对于正文的各相关要素，比如封面、书名、标题、前言、后记、附录、评论、插图、注释等，显然是以显文本为基础的。按照泛文本的理解，这种显性特征可能并不一定明确。比如当接收者将核心文本限定于某个句子或某个词时，作为整本书的副文本对于此核心文本来说也并非显性伴随文本，仍需要接收者的感知和选择。同样，指明文本所从属的“集群型文本”有时也不一定一目了然，也和接收者的认定与选择相关，比如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则笑话中，一位精神病人读电话簿读得津津有味，评价说这部小说不错，只是人物太多了。按泛文本的理解，核心文本和伴随文本在接收者这里几乎同时确立，“生成伴随文本”和“解释伴随文本”都是在接收文本之前的文化条件，似无性质上的不同。

从泛文本的理解看，伴随文本似乎可指除核心文本之外接受者的感知、联想能力所划定范围内的各要素的总和。从显文本的理解看，除了围绕着核心文本的副文本可以明确之外，其余伴随文本似乎还是无法摆脱接收者的确认，而关键是伴随文本对核心文本的影响还是从接收环节实现的，它与泛文本立场的理论有交叉，但又无法整合。

三 “伴随文本”相关问题

关于伴随文本还有一些小问题可以再讨论。

1.对伴随文本的主动/被动选择与其正面/负面影响

伴随文本是由接收者的感知范围决定的，但并不是所有进入感知范围的因素都被感知者接纳为伴随文本，并被运用到对文本的解释中。有些因素与文本关联太紧，以致很难将它们排斥于感知范围之外，比如一些明显的副文本。但接收者仍然可以忽视或者排斥这些因素，从而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比如，现在很多图书都裹着书腰，上写某某名人推荐。这些书腰上的推荐语对于有些读者是重要的伴随文本，甚至决定是否购买。而有些读者对书腰深恶痛绝（甚至豆瓣网站有“恨腰封”等明确表示反对的小组^［6］），很明显这些读者倾向于否弃“书腰”作为伴随文本。但即使这些读者排斥书腰，书腰只要曾经出现于读者的感知范围，仍多少会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继续产生微妙的影响。另一些读者则更为主动地寻求伴随文本的支撑，比如研究者写论文，对当下研究现状的了解是必须的。与对象文本相关的研究、背景等都是伴随文本，都必须主动地寻找并做出选择，如果赞同伴随文本的观点，会吸收到自己的理解中作为佐证；如果不赞同，会将其视为一种干扰和噪音，有意识地排斥，或忽略或加以批驳，但它还会在解读过程中构成阴影。前者是正面影响，后者则是负面影响。

2.伴随文本与核心文本的相互转化

按照泛文本的立场，伴随文本与核心文本之间的界限，不仅并非泾渭分明，甚至可以相互转化，而关键就在于接收者的感知视野以及聚焦中心的变化。即使按照显文本的立场，也存在着二者相互转化的问题。比如《三联生活周刊》“生活圆桌”专栏通常的形式是文章配漫画插图，由漫画家谢驭飞按照文章的主旨而创作。在此，文章是文本，漫画是伴随文本。后来这些漫画结集出版，漫画则成了文本，而原来的文章则成为理解漫画的伴随文本。罗伯-格里耶的短篇小说《密室》，原本是为古斯塔夫·莫罗的画展所写的说明性材料，相对于画展来说是伴随文本。而当它被收入短篇小说集《快照集》中，它本身成了核心文本，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它仅仅是一篇有些怪异的、充斥着场景描绘的短篇小说，只有了解相关背景的读者才会将画展作为伴随文本。报刊发表文章之前的“编者按”，按照通常的理解，只能是伴随文本，但由于有些“编者按”来自权威机构，它甚至能够将读者的感知吸引到它身上，正文反而成了印证“编者按”的伴随文本。比如，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系列材料所加的“编者按”。

赵毅衡先生提及“伴随文本执著”，指伴随文本“喧宾夺主，甚至接管了符号接收者的解释努力……解释过于依靠伴随文本，我们往往忘了文本本身”^{［2］（P153）}。在笔者看来，“喧宾夺主”的评价是以对核心文本和伴随文本的先在确认为前提的，似乎这种现象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对于有些接受者伴随文本吸引了他们更多的注意，从而成了聚焦中心，变成了核心文本，而原本的核心文本则变成了伴随文本。比如明星的粉丝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偶像，而通常观众眼中作为核心文本的影视作品仅仅是作为明星这一核心文本的八卦素材。因此在通常看来是舍本逐末的情形，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正常的文本解释过程，只不过对核心文本和伴随文本的认定不同。只是人们名义上是在谈论同一个文本时才产生分歧。

3.发送者与伴随文本

严格意义上说，伴随文本是由接受者所认定的，但是文本发送者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影响读者对伴随文本的选择。比如正式影片上映前后的预告片、宣传造势、炒作等，这些都属于伴随文本。但这些只是尽量进入接受者的感知视野而增大被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影响接受者对文本的理解。而作者和出版方有意安排的更直接的伴随文本则是热奈特讨论的副文本。从发送者的角度考虑伴随文本，也主要是他推想、预期接收者的态度与立场，并给予有意识的引导，从而令接收者选择发送者希望的伴随文本。当然，即使是发送者有意识的安排，也要通过接收者选择，才会被吸收到对文本的理解中。

4.文本的副文本化和副文本的文本化

在所有的伴随文本中，和发生者关系最密切的似乎是副文本。有些副文本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因而成为核心显文本的一部分，比如诗人雷武铃的《南方》，不看标题就是一首爱情诗，而标题则画龙点睛式地将一首爱情诗转化为一首写家乡的诗。^{［7］（P78）}比如，《洛丽塔》序文，表面上是伴随文本，交待了正文的由来，但这是文本的重要部分，是超叙述层。有时，作者意图在特定情况下会以副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自序和后记，如章诒和的“情罪小说”系列出版时，小说正文后还附有笔谈，就写作缘起、小说主旨等进行了详细的交待。还有一些副文本进入了文本，成为原文本难以剥离的组成部分。比如T.S.艾略特的《荒原》中的注释，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出版15年后又为马尔科姆·考利编的《袖珍本福克纳文集》增加了“附录：康普生家：1699年—1945年”。米兰·昆德拉则是相反的例子，则要求出版方除了正文之外，不得增加任何译者序、后记等副文本，意在尽量减少干扰，让文本直接面向读者。

5.伴随文本理论的普适意义

按照泛文本的立场，文本无处不在，因而伴随文本也无处不在。它不仅仅对于我们进行通常意义的文本解释或研究才有意义，甚至具有更为普适性的价值。很多观点都可以从伴随文本的角度重新进行解释。比如，索绪尔对符号价值的定义：符号的价值不在它本身，而是在一个系统之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差异。在此，符号本身可以被视为文本，而此系统内与之相比较的其他符号，可以被视为它的伴随文本。很多人的大彻大悟，就是因为在确认自己这一核心文本的伴随文本时发生了变化。比如原来是以名利为衡量自己价值的尺度，就是把名流、巨富作为自己的伴随文本，赚钱则是实现价值的唯一尺度，其他方面都被排斥。彻悟之后，重新审视自己，对伴随文本的认定发生了变化，将原本忽略的家庭、健康、愉快等视为伴随文本，从而自己这一文本也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对自己的认识。

结论

伴随文本的概念及理论指出了核心文本不可能孤立存在、必然与伴随文本相关联形成全文本的情况，对于我们把握文本形态有重要意义。对于“伴随文本”的讨论存在两种理解：从泛文本的立场看，每一次接收活动都以接收者的感知范围确立唯一的核心文本，并确立唯一的伴随文本的范围，形成唯一的全文本。它更多的是从理论上谈及伴随文本，在解释实践中会出现无法通约的情况；从显文本的立场看，文本和伴随文本都是已经明确存在的先在文本，这样的伴随文本概念便于实践操作，也可以分别从生产和解释角度进行分类，并与此前理论家的概念相对接并拓展，但与泛文本立场的理论有交叉，但又无法完全整合。

接收者对伴随文本的选择存在主动和被动的情况，伴随文本对核心文本也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随着关注焦点的变化，伴随文本与核心文本可以相互转化。发送者可以采用一些策略影响接收者对伴随文本的选择，但效果还是取决于接收者的最终选择。因为文本的无处不在，伴随文本理论还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1］李玮.适用性广、包容度高、操作性强——论赵毅衡“伴随文本”理论之三个比较优势［J］.当代文坛，2015（1）.

［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4］朱光潜著.朱光潜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5］〔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著.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 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6］豆瓣小组“恨腰封”［EB/OL］.［2018年2月1日 23时44分］. https：//www.douban.com/group/179783/.

［7］雷武铃.赞颂［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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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自然叙述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6BZW013）和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中西叙述学前沿问题研究”［教外司留（2015）1098］及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经典叙述学热点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SC15B089）的阶段性成果。

[2] 作者简介：王长才（1975— ），男，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叙述学。

[3] 国内已经有多位学者对伴随文本进行了讨论，大多集中在这六种伴随文本可能出现交叉的情况，并对如何分类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李玮、蒋晓丽认为可以修正“元文本”，深化“前文本”，扩展“链文本”，并建议取消“显性伴随文本”（见《试对“伴随文本”理论进行修正与扩展——与赵毅衡教授商榷》，载《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谭光辉从聚合文本和组合文本的关系角度讨论了伴随文本（见《文本的双轴主导与伴随文本的类型》，载《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并结合文本与伴随文本的关系讨论了纪实、真实、事实的区别（见《纪实、真实、事实的管辖范围及其与伴随文本的关系》，载《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1期）；展芳则建议分为自携伴随文本和指涉伴随文本两类（见《“伴随文本”划分再探讨》，载《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4] 赵毅衡先生曾用过“显文本”一词，但与笔者的界定有所不同。他说“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显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见《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载《文艺理论研究》 2010年第2期），在此“显文本”是与伴随文本相对的概念，接近本文下面要说的“核心文本”。

[5] 《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赵毅衡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二章“文本”的“全文本与普遍隐含作者”一节，基本上沿用了《广义叙述学》中关于伴随文本的内容，此前一节是“区隔：意义活动的前提”，强调了区隔的三大作用，即“对象化”（非均质化）、“文本化”、“类型化”（形式化），和文本、伴随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