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义演之实践

南北并举：清末“徐海水灾”筹赈中的慈善义演

伴随着近代社会中西交往的频繁、商品经济的发展，慈善文化开始在中国南北一些中心城市萌生。上海、天津等早期开埠城市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新的娱乐活动方式增多；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随着时代的变迁，民众的文化生活、娱乐方式发生改变——这些都推动了这些中心城市慈善义演活动的兴起。然而在中国慈善义演的发展进程中，就目前已有的历史材料所见，义演在上海和京津出现并开始向外传播后，各地义演活动在一个时期内还仅限于在当地进行，义演的组织者们缺乏相互间的联络与呼应，也尚未建立起一个跨区域救灾的联合体或“组织”，慈善义演多表现为各个地区局部的自救行为。而到了1906～1907年，“徐海水灾”发生，南北方的主要代表城市则表现出共同助赈的一致性，实现了慈善义演从多元并立到南北联动。

一 徐海水灾 哀鸿遍野

1906年，苏北地区持续降雨，有史料记载：“霪潦为灾，淮北罹患之酷，为数十年来所未有。”[1]据时任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夔龙所奏：查苏省居长江下游，历来潦多旱少。本年春夏之际，以湘汉大水建瓴下注，水较之往岁已觉增多。五六月间，淫雨为灾，晴霁日少，山水暴发，江湖并涨，积潦横溢，无计疏消，低处田庐悉遭淹没。被灾情形以徐州所属之宿迁、睢宁、邳州，海州及其所属之赣榆、沭阳，淮安所属之安东为最重；常州所属之宜兴、荆溪，镇江所属之金坛、溧阳，淮安所属之清河、桃源次之；徐州所属之铜山、萧县，淮安所属之山阳、阜宁，松江所属之华亭、娄县、青浦，苏州所属之常熟、昭文、新阳又次之。此外，江宁、扬州各属亦间有带淹之处。兼之运河迭启闸坝泄水，下游各处晚稻多淹……合计本年水灾之巨，遍及八府一州，而江北徐、海、淮安各属灾情最重，难民尤多。[2]此次水灾范围大、程度深、灾情重，其中尤以徐州、海州地区受影响最大，史称“徐海水灾”。严重的灾情产生了大量灾民，“江北徐海等属饥民数千万，灾区千百里日日饥饿而死者不可计数”。甚至树叶、草根被食用殆尽，“日前闻有食树叶者、食草根者，转眼树干草枯，将树叶草根而无食矣”。加之天气转凉，大量灾黎将遭受饥饿与寒冷的双重灾难，“日前闻有风餐露宿，无家可归者。转眼北风冽冽，雨雪霏霏，将饥饿又继之以寒冻矣”。[3]

这场“徐海水灾”，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嗷嗷待哺的遍地灾民，触动了各地民众的恻隐之心，人们积极参与到赈灾活动中来。针对此次水灾的筹赈，在当时两江总督端方的全面主持下，地方政府联手筹备，在江皖地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赈灾活动。当地有一些绅商自发地组织赈灾活动，发动民间力量参与到赈灾活动中，“仁人大施仁术，吁求善士慨解善囊，扩己饥己溺之心，宏大慈大悲之愿，博施济众”。[4]此次救荒活动被称为“丙午赈案”。[5]

二 南北并举 集腋成裘

在“徐海水灾”的发生地——江北地区的灾害“自救”活动紧张开展之时，外部地区也向它们伸出了救援之手：在南方，以上海及江南地区为代表；在北方，以京津地区为代表。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兴起了对江北灾民的赈济热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慈善义演活动——组织义演募集救灾资金，成为一种影响较大、成效较高的助募方式，非常引人瞩目。与之前慈善义演主要集中于戏园、参与群体主要是伶界艺人不同，此次义演活动涉及的群体、地域逐渐扩大，影响力也逐渐增强，学生群体、商人群体、伶界和票友团体等都投身到广泛的义演赈助活行列中。[6]

在南方，上海起了示范者和主力军的作用。上海作为较早开埠的城市，民众的娱乐方式除中国传统的戏曲、杂耍等，西方的电影、话剧及体育活动日渐为人们所接受，多样化的娱乐方式也使得上海的近代慈善义演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作为最早出现演剧助赈形式的城市，上海在进行慈善义演的城市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徐海水灾中，上海更是以寓善于乐的方式多方开展义演活动，动员民众奉献爱心，支持灾区，救助灾民，缓解灾情。如1906年12月，上海“美租界爱而琴路华童公学各学生，因悯江北水灾甚重”，“在本校登场演剧，入观者每人洋银五角，即以看资移助赈捐”。[7]次年，上海“培才学堂”学生亦“开会演剧，所有入场券，每纸取银五角，悉助淮徐赈捐”。[8]1907年2月，上海益友社“发起人李殿臣、金应谷、任榆等，以江苏淮、徐、海诸处水灾甚重，特于本月十二日假沪北张园安垲第洋房演剧……所得看资悉数拨充赈款”。[9]后来，申报馆收到“益友社交来张园演剧助赈洋二百三十九元，小洋一百三十四角”。[10]上海的名伶还被苏州伶界邀请到苏进行义演，“苏州伶界陈世忠等以江北灾荒奇重，待赈孔殷，特于十四日邀集沪上各名伶，乘火车来苏，在大观园会演一天。所收戏资悉数移助赈济”，民众亦积极响应，“闻是日观客如堵，共卖五百余元云”。[11]

除上海外，南京市学界也积极参与慈善义演，如《广益丛报》报道1907年的一场赈灾义演，反映出举办者、演出者的义举和观众踊跃助募的热情：“公邀名伶汪笑侬在庆升戏园演戏三天，所有戏资均归义赈。”此次票价与平日有所不同，“戏价亦较从前加十分之二”，并“出捐册一本”。观众反响热烈，纷纷响应，“倾囊相助，踊跃异常”，结果“是晚除戏资外又捐洋二百数十元”。[12]

在北方，北京、天津两座城市成为慈善义演赈助江北的中心。此前京津地区的慈善义演活动远不如上海活跃，将演艺作为一种义赈的方式亦不如上海普遍，但此次徐海水灾，与上海同时期举办的慈善义赈相关联，京津地区的义演活动也兴盛起来。天津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报业相对发达，江北水灾发生后，《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13]便联系天津报业朋友积极开展慈善活动，为缓解江北水灾灾情助一臂之力。热心于社会慈善事业的英敛之还率先投身于义赈的组织工作中，“仿照西方的募捐方式，如义卖、义演、演说、放映电影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募赈救灾活动”。[14]当时天津城内出现了许多善会团体，如书画慈善会、小小慈善会、中国妇人会等，其中较具规模者，首推公益善会、广益善会与艺善会。广益善会曾邀请谭鑫培、王瑶卿、金秀山、王长林等著名“伶人”，“在李公祠，共演五天六场”，[15]所得款项最后“应寄江北四千一百一十六元二毛，已交户部银行”。[16]艺善会“由北京特邀叫天及各等名角，由二月初四日起至初八日止，演戏助赈”。[17]另外，在这些义务戏的影响下，“各茶园闻风兴起者，相继而起”。永顺茶园义演虽仅一天，然情形相当热烈：“数场曲艺后，由英敛之登台演说灾民情状，及激劝座客尽力助捐。次由刘子良演说后，众皆鼓掌。”[18]兴盛茶园园主“与后台班主、房东公同商酌”，发起兴益善会，“特请京津名角，准于十二日演戏一天，将早晚所收茶戏资并房东房租、箱价均行捐助”。[19]聚庆茶园则“早晚加演新戏，所入之款全数充江北赈捐”。[20]天津“绅商所组织之公益善会系为筹助江北赈捐起见……在李公祠开演新戏及电影等剧共演一礼拜，将卖入之款不动分文全数汇至灾区以拯灾民”。[21]《大公报》对当时众多慈善团体的赈灾义演做如下记载：“天津自公益善会演戏筹赈后，继起者遂有艺善会、广益善会及花界慈善会等蝉联，而下无日无之。”[22]可见天津义演活动之兴盛。人们还对南北各地同心协力援助灾民高度赞誉，兴盛茶园的台柱之上写有一联：“兴起合群，何分南北；益成善举，挽救同胞。”并评价这种救助“足见社会之进步焉”。[23]时人还有作词“乞丐倡优各感动，蝼蚁愿将一粟驼”，[24]表达对这种义举的欣赏。这些团体对江皖水灾的筹款数量也较为可观，其中公益善会，大洋13047.98元；广益善会，大洋4116.2元；艺善会，大洋29584元，此外加上书画慈善会和中国妇人会的捐款，“陆续由天津户部银行汇至南洋大臣散放”。[25]

此一时期北京的演剧助赈亦构成慈善义演南北联动的重要内容。1907年正月间，乔荩臣等人倡办“开演义务大戏”。[26]之后他又联合田际云、王子贞等倡办“普仁戏会”，演出时由中国妇人会派人到场出售物品，所获资金全部汇至江北灾区接济难民。[27]田际云等人还发起了“北京普仁乐善会”，报载，他们“在福寿堂演戏助赈……所得戏资全济灾区”，并约请“谭鑫培、汪桂芬二名角共襄义举”。[28]这一时期，北京的戏剧名角义演助赈形成热潮，是年4月，北京伶界中有王凤卿、姜妙香、姚佩秋、王琴侬等人“分布传单，禀请总厅假地演戏，以所收入票价一律汇至江皖助赈”。[29]人们评价当时的情形是“梨园中皆尽义务，开慈善会，名优皆集”。[30]

三 慈善义演 聚沙成塔

慈善义演需要市民的积极参与才能保证捐款的募集，其中，能够吸引观众的演出内容、良好的组织管理秩序、民众可以接受的门票价格、媒体的关注和宣传、募集款项的使用与管理、义演组织者的社会公信力等，成为慈善义演取得良好效应的必要条件。清末时期慈善义演一经兴起，这些因素很快构成义演场域的重要内容。[31]面对徐海水灾，以1907年1月上海“补助华洋义赈会”[32]组织的一场赈灾演出为例，《申报》对其进行了较多的报道：该义赈会“邀集著名校书二十余人，借南京路小菜场楼上工部局议事厅合演戏剧”，“所得看资赏封悉数充入江北赈灾之用”。当时上海伶界的著名演员林凤宝、潘凤春、王桂英、秦美云、翁梅倩、胡翡云、小林黛玉、金莲香等都登台献艺。演出的戏目有《纺棉花》《乌盆计》《算粮登殿》《宇宙锋》《卖马》《卖绒花》《探母回令》等，最后全体演员共同上台演出《大赐福》。报纸还详细列出了当时售票的价目：“头等三元、二等一元半、办事员一元（如，会员、警察等是）；值事半元（如各人所带男女仆从及后场茶房等是）；清客（即各校书）一元。”演出期间义卖同时进行，“（卖物者）（茶、酒、水果、点心等俱全）：薛金莲、胡丽春、花如兰”等十余人，执事者相对较多，主要有“总管：虞洽卿；接待：朱葆三、周金箴、李薇永、胡寄梅、施善畦、袁恒之、王宪臣、席子佩、李云书、祝兰舫、袁康祺、陆达生、楼心如、严子均”等。这些人士基本上都是当时上海商界、金融界的代表。此次义演还设置有“指引”“售票”“收票”“管台”“管班”“警察”等若干工作程序及其相关人员。演出还注重通过报纸媒体加强报道和宣传。[33]由于此次演出影响较大，引起当地政府重视，为了保障安全，上海县令专门“派巡防步队勇丁……日夜巡逻”。[34]

此次慈善义演所募集的款项也相当可观。“演剧助赈计售头等票洋四千二百十二元，二等票售洋九十四元五角；办事票头等售洋念四元，办事票二等售洋二十九元，办事人票售洋三十三元，值事人票售洋九十一元，赏封计洋四百十七元，捐款计洋二百二十三元，卖物计洋九百七十六元，共计得洋六千零九十九元五角。”同时，“是日所有工部局议事厅及巴勒洋行之戏台上电光灯，亨达利、谋得利、美华利三洋行之戏单、一品香点心以及各女伶所售花果等，俱以事关赈务，一概捐助。其余费用统由同人按股匀摊”。[35]

海外中国留学生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团体——春柳社，也组织了义演募捐活动。当徐海水灾的灾情由国内传至日本时，很快引起了中国留学生对于国内社会灾难的强烈关注。1906年冬，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成立，该团体以研究各种文艺为目的，并最先建立了演艺部。演艺部早先的演剧活动在中国话剧创始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活动“为我国人研究新剧之始，前次未尝有也”。当春柳社成立不久，“淮徐告灾消息至海外同人，演巴黎茶花女遗事集资赈之”，对此“日人惊为创举，啧啧称道，新闻纸亦多谀词（辞）”。[36]春柳剧场1914年在上海开幕，其开幕词中简要追述了当时的情况，由此我们了解到春柳社早年在东京的赈灾义演活动，并得知其活动当时引起了日本媒体关注，也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夸赞。

以上所见，围绕着赈灾，在社会民众中形成了慈善帮助的氛围和群体网络。这些民众自发的助善团体，通过慈善义演的方式：一方面募集款项；另一方面推广公益观念，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社会慈善风尚的养成。

结语

随着近代慈善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义演作为其中重要的筹款方式也在各地日渐普遍。近代慈善显示出打破地域限制的特征，不再局限于地缘、业缘，越来越多的慈善行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呈现出交相呼应、联合办赈的趋势。虽然目前无法得出上海地区与京津地区的慈善义演是否有着紧密的信息联系和沟通，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慈善义演已经从单个地区的自救走向了跨区域的呼应与并举。在徐海水灾救援中，上海与京津地区慈善义演同时并举的局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慈善救助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自1906～1907年徐海水灾之后，南北联合办赈，救助灾黎，梨园人不分畛域，共襄盛举。打破地域限制的义演在赈济灾黎、救助灾民活动中越来越多，并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这种“一方有难，八方声援”风尚的逐步传播与发散，清末时期的慈善义演已经成为城市民众行善募款的渠道之一。围绕慈善义演，梨园界和新兴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不仅扩展了慈善义演的影响力，也形塑着都市中的慈善文化氛围，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慈善事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署名郭常英、蒋泽航。原载《音乐传播》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