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学校赈灾义演探析

民国时期，以募捐济贫为主题的慈善演出在当时颇具影响，而以赈灾音乐会、募捐游艺会等音乐演出最为多见，以此为基点，可见学校赈灾音乐活动及其社会贡献。

一 近代社会公益思想对教育界产生影响

19世纪末期的西学东渐大潮，将西方的慈善公益思想和社会救助观念传入中国，这种观念逐渐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救济思想、仁爱思想相融合，促进了中国近代慈善意识的萌芽，也促进了民众社会救助观念的逐步兴盛，影响社会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并随着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发展。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遭遇了连年天灾人祸，许多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国仅短短37年，而灾荒则年年不断。[22]这一时期，因荒灾和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惊人地步，有数字统计“至少达到2000万以上”。[23]面对贫困与灾难，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组织慈善募捐活动，参与的群体诸多，有社会绅士、慈善团体、商人团体和教会等。此时，音乐教育界也受到社会救助意识的激发，在各类社会救助活动的带动下，教育界音乐人士经常以举办音乐会、游艺会等音乐演出为主要形式进行赈灾募捐，以自身微薄之力，向受灾民众表达善心和爱意。

音乐会和游艺会都是在清末西风东渐的大潮中进入中国的文化娱乐方式。音乐会多是在演出场馆内（有些情况下也在场馆外举办，如公园、广场“夏季音乐会”等）进行的器乐演奏和声乐演唱活动，而游艺会则除了音乐表演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娱乐内容。相比之下，由于前者多在剧场进行，显得形式较为高雅，专业程度也较高；后者则具有大众化和通俗化的特点，带给社会新的文化气息。在音乐会传入中国的早期，主要是以满足西方人士和上层社会的娱乐休闲生活为目的。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学校的音乐活动也日益活跃，音乐会在后来则不断丰富民众娱乐生活，在进入学校教育和生活娱乐之后，学校音乐活动显现出多种社会功能。[24]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音乐会、游艺会等音乐演出在一些大城市的娱乐生活中不断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市民娱乐的结构，并成为社会上层与知识群体追逐时尚的热点，也成为学校展示艺术水平的平台。

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赈灾音乐会，早期多是由西方人士和一些社会人士来举办。此类募捐音乐会以西方音乐艺术表演为核心内容，观赏对象也多为西方驻华人士和社会富裕阶层，演出活动也以这一群体为主，由于音乐演出成为一种有效的募捐助赈方式，很快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引起了教育界音乐人士的积极关注，成为大家向社会展示音乐技艺并表达关切之情的赈灾募捐平台。

在北京的高校中很早就有类似活动，如北京大学的学生音乐团体——北京大学音乐团（1916年学生组建的音乐组织）成立不久，就为赈济火灾、水灾受害者举行了义演。[25]后来，还有清华大学军乐队发起“冬赈音乐会”[26]募捐助贫。随着音乐会演出在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各界出现了不少举办募捐赈灾音乐会的情况。如1936年10月28日，北平教育文化记者为救助黄河水灾民众举办了赈灾音乐会，音乐会上还有外国音乐家齐尔品的钢琴演出，齐尔品以钢琴演奏来表现琵琶乐曲《敬献与中华》。[27]据笔者翻查民国中期一些报刊资料，如金陵大学就举办了不少音乐会，其中特别醒目的是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子大学联合举行“冬赈音乐会”的消息。这些情况说明，学校的音乐人士关注社会贫困群体，他们每年定期为贫困受难者举办募捐音乐会，以帮助穷人安度寒冬。同时，其他类似的募捐游艺活动也在各地学校兴起，此类演出活动参与的师生人数更多，活动组织者、表演者和观赏者也更多。学校举办的募捐赈灾演出，有些是在校内进行，还有不少则是与社会上的文化活动相结合。

二 学校募捐赈灾演出活动吸引社会关注

随着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物质条件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在北京和南京两个城市，由于政治中心的地位优势，聚集了较多的政府部门、国家政要与华洋商人等。由此，当地的社会生活与文教娱乐也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另外，在上海和天津等较早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中，由于居住着大批带着家眷的外国商人、由各地集聚而来的国内富商等，社会生活中的音乐文化活动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色，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除了这些大型城市之外，国内还有许多口岸城市、交通与区位优势城市、新兴工商业城市等，经济与文化生活也在发展，地方文教事业也逐渐进步，在各类学校集中的地方，学校文化娱乐活动也相对活跃。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音乐文化事业的进步，也使人们的审美要求不断提升。高水平的音乐表演不仅给人们带来快乐，还常常成为社会富裕阶层休闲娱乐和社交活动的重要方式。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并逐渐兴盛，出现了愿意为文化消费埋单的中产阶级，正如人们所认识的那样，“中产阶级出现后，音乐不再是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专利，市民们也开始习惯于买票去剧场”[28]欣赏音乐。中国的中产阶级出现得较晚，但发展路径与其他国家有相同之处：最初，音乐只是贵族们用来享乐的“雅兴”，之后逐步被中产阶层仿效，再后来逐步为其多数人接受、喜爱并越来越成为生活中的情感需要。

一些音乐演出活动的目的主要在于赈灾募捐，也必以多彩的内容和精湛的演技，满足受众对音乐艺术的较高追求和期望，才能实现良好的募捐效果。

学校举办音乐会、游艺会等音乐演出，是学校师生以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的方式，为因自然灾害、战争、疾病、贫困等而陷入灾难与困苦的百姓进行的助募活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各种自然灾害发生较多，加之战乱与政局动荡，常有一些百姓陷入生活甚至生存的困境。此时，学校师生成为社会救助活动的参与者，他们的音乐活动作为宣传发动民众的平台，开展赈灾救难、援助贫弱的行动，给受灾百姓送温暖。学校的赈灾募捐演出活动吸引了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关注，被视为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行为，受到高度赞扬。

各个学校的校刊重视对募捐演出的宣传报道。在福建厦门、福州等地，许多学校师生为使遭灾受难的民众得到救助，经常性地“举行募捐游艺会”，其特点为“由各校教职员及同学组织筹备会”。《集美周刊》详细记载了集美学校1930年的一次救灾游艺会筹备情况。为办好游艺会，参与师生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推举出了筹委会和主席，文书股、布置股、表演股及其股员等，几经讨论和精心策划，最后分工合作成功演出。在当年“九月廿七廿八两晚，在本校大礼堂表演”，“此次举行游艺募捐，总计售票与临时募捐所得，共约七百元”。[29]

各类社会报刊也对学校举办的募捐赈灾演出活动给予关注和热情报道，北京《京报》就曾对辅仁大学的急赈游艺大会做了长篇报道：[30]南京《中央日报》对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冬赈音乐会活动做追踪报道，甚至占用大篇幅宣传慈善募捐演出活动的内容以及社会成效等；[31]天津《益世报》刊载南开大学联合中外名家举办助赈音乐会的消息。另外，像北京《晨报》、上海《申报》等报刊，也对类似活动予以报道，登载不少消息，反映学校赈灾演出活动的盛况，由此显示出学校的演出活动已引起媒体与社会的关注。

三 寓善于乐 传递人间温情

由于学校组织的赈灾募捐表演主题鲜明，因此围绕着音乐会、游艺会等进行的组织宣传和募捐动员，一时成为许多学校举办音乐演出活动的主题内容。音乐会演出前的现场致辞，演出中的鼓动讲话，活动结束时的总结或寄语等、各种宣传动员方式等均被用于音乐演出活动的舆论动员，通过文化娱乐来传递人间温情。观众们在欣赏音乐感受艺术的同时，也得到了文明之风的教化和熏陶。

1934年冬季，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为筹募冬赈资金，发起了慈善音乐大会，《民国日报》发消息报道，“购票观众约六七百人，情形极为隆盛”，可见社会影响显著：（在音乐会上）全部大小表演节目共14项，中西俱全。每节演奏之后掌声雷动，自始至终精彩异常，实为从前罕见之盛会。

（演出节目中）以金大弦乐团弦乐合奏、杨嘉仁先生独唱、史培曼夫人与史达拉斯教授钢琴风琴合奏、李真意女士提琴独奏、威尔克夫人独唱为佳。

史培曼夫人与史达拉斯教授之风钢琴合奏在全部中甚为精彩；史夫人为京沪中名钢琴家，弹动音节，清粹入骨，快拍有如行云流水，一尘不染之概；加以史教授之风琴，风动如潺潺细流，极似柳暗花明又一村；李真意女士提琴独奏，引观众注意不少，盖运用琴弓自如，和谐不紊，欢观止矣；最后则为威尔克夫人之独唱，细喉微音、深入云霄。[32]音乐会虽以募捐济困为办会目的，但真情传递更温暖人心、感动观众。

1943年5月，北京的辅仁大学举办了“急赈游艺会”，主办方通过报刊媒体，明确向社会表达了他们举办慈善文艺活动的目的和愿望：主办急赈游艺会，是为了救济本市贫苦的饥民……尽量的使我们发挥出团体的力量。

他们要追求的是唤起社会民众共同担负起社会责任：

在这个坚强的信念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我们的理想。并且只要环境及精力允许我们，我们将再举办第二次第三次急赈游艺会……希望社会上的有力的人士，自动的再多组织急赈会，自动的捐助我们贫苦的同胞。

他们相信人心向善，希望同情贫弱，更期待自己的努力能够激发起社会人士的热情，“都向着饥苦的同胞伸出伟大的援手！”[33]辅仁学生为组织好这次活动克服了许多困难，做了精心准备和安排：主办人辅大同学黄秉达（急赈游艺会理事长，即名作家左金）、陈梅（游艺会秘书长），该会顾问包炳浩，以及辅大同学数十人均到场料理一切，奔走忙碌，皆汗流浃背，而不辞劳苦，尤其黄、包、陈诸君为此次游艺会出力至巨，充分发挥青年之热情，其努力善举之精神，至堪钦佩。在活动开场，演讲人言辞恳切、富有感召力的呼唤，表达了举办此次急赈游艺会的良苦用心：基于救济贫民之天赋良心，而受热情之催促，乃不揣棉力而举办游艺会，希望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观众们对充满深情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34]在各界支持下，此次募捐游艺活动获得圆满成功：京市名家皆网罗无遗，中西乐曲凡十余项，一场比一场精彩，盛况为历次游艺会所无。

各类音乐艺术表演争奇斗艳：

开始名坤伶唱流行歌，首为梦娜小姐与传金石君唱《扁舟情侣》，次为王素銮小姐唱《千里送京娘》及《卖相思》，歌来悠扬动听，颇受观众欢迎。[35]

四 传播音乐文化 推进音乐普及

学校募捐赈灾演出活动将音乐艺术与慈善救助相结合，弘扬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也使音乐文化在社会上得到传播。较早就有学校组织或参与的募捐音乐活动，学校师生与校外音乐人士同在舞台上展示音乐才艺，向社会传播了音乐艺术，但举办主体很多还是社会人士或团体。

如1925年，在天津举办的一场由学校与多国音乐人士一起组织的募捐音乐会，当时报刊记载了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情况：演出节目有军乐、双四品歌、独唱、合唱、团乐、二品合唱、五音联弹等；表演者既有中国音乐家，也有外国音乐家。这种由学校发起、与校外音乐人士联手举办慈善音乐会的形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记者对此评论说：（各项演奏）无不各臻其妙，大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之慨。该校举行此会，一为贫儿夏令学校筹款，二为引起国人赏好各国音乐之兴起，以故聆之者莫不气和神怡。[36]这样的音乐会演出活动，不仅有助于社会公益事业且具有推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开放意识，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道，也为推动音乐艺术的社会传播带来积极影响。

从相关材料中笔者见到，在当时，学校在这样的音乐会上还只是组织和参与者，多非演出主体，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情况得到转变——中国人成了艺术表演的主体。

1932年冬季，清华大学军乐队筹办慈善音乐会，并为此做了长期的演出准备。北京当地媒体《京报》刊发有相关信息，读者从中可知，为了办好这次音乐会，军乐队全体队员不辞辛苦，凝心聚力，希望以良好的演出水平，积极扩大此次音乐会在社会上的影响。“队员曾牺牲三月之光阴，刻苦练习”，[37]以满腔的热情和辛勤的努力，希望音乐会获得成功。

这份努力，与他们的目标和愿望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在表达爱心的同时，传播音乐文化、推动音乐艺术的发展：清华大学西乐部此次发起之冬赈音乐会……各种独奏合奏等皆为彼部学生，对于音乐作多年之研究，向得之结晶品，今贡献于大家……此次之表演，不特开平市之新纪元，实亦开全国之新纪元。其主旨虽在赈捐，然实亦深望能引起一般人对于音乐之兴趣也。[38]1933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弦乐团也举办了一场募捐赈灾游艺会：该会节目除该团奏演外，特邀请李献敏，王大乐，常文彬，萧嘉惠，杨淑英诸女士参加，又有妹校圣玛利亚女校生之歌唱，夏璐敏之梵哑铃独奏，叶怀德之长笛，李德复之梵哑铃，田雪芹之独唱，查以上诸女士，均系国立音乐院之优秀学生。[39]从当时的报刊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赈灾音乐会的成功，主要表现为中国优秀艺术青年的精彩演出。他们出色的艺术表现征服了观众，显示出中国艺术人才正在成长，中西文化艺术在交流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音乐会获得良好的社会影响与该校活跃的音乐生活分不开，校园内经常有“大学茶舞会”“戏剧会”等业余音乐团体举办的文艺活动，也鼓舞了大家参与慈善演出的热情。

综上所述，伴随着近代音乐文化转型和民国学校教育发展，在各地学校逐步兴起的赈灾募捐音乐演出，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与近代以来致力于公共福祉的公益理念相结合，既是近代慈善思想的影响，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显示了学校师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反映了音乐文化活动与社会公益事业相结合所产生的积极社会效应。

民国是中国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初步兴起的时期，学校娱乐与募捐赈灾等社会慈善事业相结合，促进了社会文明之风的形成，使音乐与艺术很好地释放出文化正能量。同时，学校赈灾募捐音乐会还由于其推崇社会良知、倡行文明风尚的主题，在民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有助于音乐文化活动得到更加广泛的推广。所有这些都有效地起到了推进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作用。

（署名关心。原载《历史教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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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著名女乐至上海演戏略》，上海《申报》1874年4月7日，第1页。

[2]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张静蔚编选、标点，载《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第79页。

[3]《清华西乐部明日冬赈音乐会表演内容》，《京报》1932年1月8日，第6版。

[4]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载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12～13页。

[5]《难民冻死日增急盼捐助衣被，各界慨捐给养方可无虑，普善山庄征募棺木经费》，上海《申报》1937年11月27日，第5版。

[6]《难民区绝粮》，上海《申报》1937年11月12日，第7版。

[7]“广告”，上海《申报》1937年11月2日，第5版。

[8]“广告”，香港《申报》1939年5月25日，第2版。

[9]《略论节约济难》，上海《申报》1938年10月20日，第4版。

[10]《向本报读者呼吁》，汉口《大公报》1938年4月6日，第1张第3版。

[11]荣维木：《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12]《援助被难同胞的义务》，上海《申报》1937年11月12日，第5版。

[13]《难民伤兵》，汉口《大公报》1938年10月12日，第1张第2版。

[14]《怎样安置难胞》，《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9日，第4版。

[15]《饿的还是挨饿，宿的还是露宿，难民站职员倒很安闲》，《新华日报》1945年1月4日，第3版。

[16]《上海国际救济会征募难民御寒旧棉衣被》，上海《申报》1937年9月17日，第5版。

[17]《向全沪小朋友劝募寒衣文》，上海《申报》1938年12月4日，第16版。

[18]《扩大救济豫灾运动》，《新华日报》1943年2月6日，第2版。《为灾民呐喊》，《新华日报》1943年3月3日，第2版。《当前救济事业之重要》，《新华日报》1943年3月6日，第2版。

[19]《本报代收救护伤兵医药捐款报告（七十六）》，汉口《大公报》1938年10月17日，第1张第4页。

[20]《工友关心难胞士兵，捐款千元救济慰劳，王清理君寄信本报，建议扩大募捐赈救难胞》，《新华日报》1944年12月11日，第2版。

[21]《义教实小学生募捐》，汉口《大公报》1938年4月12日，第1张第3页。

[22]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1～350页。

[23]高鹏程：《红十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922～1949）》，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第11页。

[24]关心：《近代中国学校音乐会的功能》，《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

[25]沧浪云、李煞等：《民国音乐人》，团结出版社，2010，第63页。

[26]《明日冬赈音乐会表演内容》，《京报》1932年1月8日，第6版。

[27]陆路：《齐尔品中国风格钢琴作品研究——兼论齐尔品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9，第11页。

[28]〔日〕木夏本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序曲）》，赵怡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10页。

[29]《建筑会所募捐游艺会详志》，《集美周刊》第251期，1930年，第11～12页。

[30]《我们的立场·辅大同学临时急赈游艺大会》，《京报》1943年5月11日，第2版。

[31]《金陵大学·冬赈音乐大会》，《中央日报》1934年11月11日，第2张第3版；《金大及金女大定期举行冬赈音乐会·票价收入悉移作赈灾》，《中央日报》1935年11月3日，第2张第4版。

[32]《金陵大学·冬赈音乐大会》，《中央日报》1934年11月11日，第2张第3版。

[33]《我们的立场·辅大同学临时急赈游艺大会》，《京报》1943年5月11日，第2版。

[34]《长安戏院昨夜盛况辅大举办急赈游艺会圆满演出》，《京报》1943年5月12日，第2版。

[35]《长安戏院昨夜盛况辅大举办急赈游艺会圆满演出》，《京报》1943年5月12日，第2版。

[36]《乐会盛况》，天津《益世报》1925年5月25日，第11版。

[37]《清华西乐部明日冬赈音乐会》，《京报》1932年1月8日，第6页。

[38]《清华西乐部明日冬赈音乐会》，《京报》1932年1月8日，第6页。

[39]群：《约翰之活跃：圣约翰大学生之慈善音乐会》，《摄影画报》1933年第9卷第2期，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