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义务戏的属性

义务戏始于清末，随着近代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民初，义务戏演出的频次增多、类型多样化，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助善方式，并在京、津、沪等城市表现较为突出。分析义务戏的属性，挖掘其内涵与特征，对于深化研究义务戏在近代的嬗变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 慈善公益性

慈善公益性是义务戏的本质属性。相对于传统戏曲演出方式即主要以牟利为旨趣的堂会戏与营业戏，义务戏则以慈善公益为意旨。它将传统的戏曲演艺与现代慈善公益相结合，达到了“以娱乐之集合，为慈善之援助”[146]的意旨。寓乐于善、募集善款成为义务戏最重要的社会效用。

清末民初，赈灾演出是义务戏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譬如，1905年上海崇宝水灾严重，上海各戏园联合举办“助赈专场”，“名角一律登台，看资悉数助赈”。[147]1906～1907年，江皖大水灾，除上海各戏园演出义务戏助赈之外，京津的梨园行也积极募款赈灾。“天津自公益善会演戏筹赈后，继起者遂有艺善会、广益善会及花界慈善会等蝉联，而下无日无之”。时人还评价义务戏在南北方的联动情况，“兴起合群，何分南北；益成善举，挽救同胞”。[148]北京艺人田际云亦发起“北京普仁乐善会”，“接演十日，所得戏资全济灾区”。[149]名士孙宝瑄观剧后曾说：“梨园中皆尽义务，开慈善会，名优皆集。”他评价道：“诚绝唱也。”[150]民初，赈灾义务戏多不胜举，甚至还得到过政府的支持。如1917年夏，京津水灾，天津警察厅组织了水灾急赈会，还联合升平戏园以及正乐育化会举办义务戏筹款。是年9月13日，天津“警察厅水灾急赈会开董事会议”，“报告各戏园演唱义务戏助赈，助捐者颇踊跃”。[151]

冬赈是义务戏重要的慈善之举。义务戏募款冬赈，主要用于粥厂购煤、粮等。贫民是最大的受助群体。如1914年1月，天津艺曲改良社、善堂联合会筹办冬赈，于“十四、五、六三日早晚假丹桂茶园演唱义务戏”，“所得茶资全数交与善堂合力散放贫黎”。[152]又如1920年冬季，上海浦滨公益会邀请戏曲艺人“假新舞台义务演剧，所得剧资除开支外，悉充该会本届冬季善举经费”。[153]

助学体现出义务戏慈善公益性。1906年，“惠兴女学”义务戏成为京津义务戏出现的标志，“开创了北方地区社会募捐的新形式”。[154]此后助学义务戏逐渐增多。1906年10月，北京的“王子贞、乔荩臣等志士为筹捐学款”举办义务戏，“并请报界热心志士登台演说，以维持女学”。[155]民初，除民间力量外，政府部门也举办义务戏募款助学。如1919年“北京提署为筹办四郊贫儿学校，特于是年元旦起，假第一舞台邀集名伶，演唱义务戏”。[156]

同行互助表现出义务戏又一功能。民初，京、津、沪等地梨园公会都曾通过义务戏筹款救济同行。如1915年北京正乐育化会安排梅兰芳、王蕙芳、李洪春等艺人“在阴历腊月二十三于天乐园演义务夜戏”，所得戏价全归贫苦同业均分，以便过年。[157]在救济同行的义务戏中戏曲艺人也往往比较卖力。时人回忆杨小楼“救济同业义务戏中，无论演何剧皆特别讨好”，赞其“顾全同业、见义勇为”。[158]像搭桌戏、窝窝头义务戏等赞助同业义务戏更是多见。

清末民初，义务戏募集的善款主要用于赈灾、冬赈扶贫、助学、同行互助等慈善公益事业。一般情况下，义务戏组织者主要通过出售票券，募集来自观众所支付的资金及其他捐献，并直接将演戏结余金额缴送至办理慈善事业的机构。义务戏在吸引民众行善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营造慈善公益社会氛围。时人评价义务戏“在受惠者，固与平时无若何之轩轾。而慈善家，乃得聆空前之好剧，享无上之娱乐”。[159]从这个意义说，义务戏的“寓乐于善”充分体现出慈善公益性的内涵。

二 社会网络性

义务戏是社会性活动。清末民初，社会团体的参与、戏曲艺人的努力、报刊传媒的推介、票友的互动，共同促进了义务戏的发展，体现出义务戏的社会网络性。

社会团体凭借组织性能，往往使义务戏取得较好的演出效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清末，戏曲艺人已经自发组成社会团体举办义务戏。1907年4月23日，《顺天时报》第5版刊出了一则“伶界赈济会报告”。开篇便说，江皖大水灾，戏曲艺人要组织“伶界赈济会”，“赈济江、皖灾民，各出演戏卖票集资，以尽同种相恤之义务”。[160]民初，随着梨园公会的完善，义务戏成为有组织、成规模的助善方式。如1912年成立的上海伶界联合会，“年必邀合著名艺员，举行合演一次，筹资以充养老恤嫠、施衣施米、筹办学校等善举之用，颇著佳绩”。[161]1923年北京梨园界新旧交替之际，戏曲艺人自动发起了梨园公益总会，其中《梨园公益总会成立简章》规定，公会“可随时约集同人演义务戏，以资补助”。[162]除梨园公会之外，其他社会团体也积极参与。如1917年，“天津红十字会、书画慈善会以津埠贫民待赈孔亟”为由，约请天津“正乐育化会全体艺员假丹桂茶园演义务戏剧一日”。[163]华洋义赈会也曾参与组织义务戏。如1920年华洋义赈会组织在“同庆戏园演唱义务戏，早晚所得票价均全数助赈，以襄善举”。[164]与天津一样，上海市社会团体也积极参与义务戏。如1920年11月，北方旱灾，中国红十字会“延请大舞台、亦舞台、第一台及新舞台艺员，在九亩地新舞台联合义务演出好戏，所得券资，尽充灾赈”。[165]另外，淞沪残废、乞丐、游民教养院，上海临时慈善会以及女界义赈会等，也都积极举办义务戏募集善款。

戏曲艺人是义务戏的核心。艺人是义务戏的表演者，有时也是组织者。1922年12月，梅兰芳、杨小楼等戏曲艺人听说天津南善堂要举办义务戏，筹集恤嫠款，便积极参加。天津南善堂还在《大公报》上发布启文、广告等进行宣传，“特约伶届明星梅兰芳暨杨小楼、余叔岩、陈德霖、龚云甫诸艺员，假法界天福舞台演义务戏三晚，准演著名拿手名剧，以期贡献于社会”。[166]清末民初，民众对于戏曲艺人的观感经历着“戏子”到“艺术家”的变化。艺人积极参加义务戏成为助推因素之一。同样，戏曲艺人也十分注意社会舆论，并及时利用义务戏为自己正名。譬如，1920年北方大旱，倡议举办义务戏的声音此行彼效，其中有人传言梅兰芳不愿意参加在天津的义务戏，有破坏善举的嫌疑。梅兰芳特意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以昭明信。启事中列举了他连续五次义务演出，并声明“历次并未领取分文，凡此皆足以证明鄙人对于各种义务戏无不尽力，则益足以证明天津义务戏由鄙人破坏之，决非事实也”。[167]展示了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戏曲艺人参与义务戏的热情。

报刊传媒对于义务戏的推介，扩大了义务戏的影响。“在西学东渐大潮中兴起的近代报刊和出版机构打破了传统戏剧狭隘的运行机制”。[168]义务戏通过报刊传媒的推介，很快成为民众娱乐助善的良好渠道。时人还号召以戏曲艺人作为助善的标杆，“每逢灾患及慈善事，或地方有急需筹款时，优伶必演唱义务戏得资充捐”，“独不解一般坐拥厚资之阔，嫖赌则挥霍；不吝求其稍助公益，则深闭固拒，曾不肯拔其一毛。未知对于优伶亦稍抱愧否？”[169]报刊对义务戏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传播演出消息，宣传义务戏。如1921年，浙、苏、皖、鲁水灾，天津急赈会开会商讨义务戏演出办法，“天津各报馆到会者：《大公报》攀子镕、《时闻报》李秋岩、《启明报》熊瑶岑、《晨报》孙文田、《益世报》刘俊卿、《大中华商报》肖润波等”。[170]报纸媒介的参与，“扩大了梨园界慈善公益力量的社会影响力，这种相互的合作也使义务戏形成了一种模式”。[171]

剧、票两界的互动往往通过义务戏得到实现。清末，北京的票友就参与过义务戏，宣传、报效国民捐。1906年，著名票友乔荩臣曾约集国风雅韵社和文韵畅怀社票友同尽义务，“所收戏资悉数归入国民捐，以资提倡”。[172]“自民国成立后，因无禁令，学戏者十居八九，于是票房林立，如雨后春笋。”[173]票房的增多也意味着票友群体的兴盛。其中，票友参与的义务戏也较为常见。如1918年5月，“北京著名票友演义剧于第一舞台，应中妇女慈善会之约”。[174]民初，“天津的票友人数之多、普及之广，实力之雄厚，在全国首屈一指”。[175]由票友组织出演的义务戏成为一种常态，正所谓“每遇公益之事，剧票两届，向不后人”。[176]剧票两界也乐于出演义务戏，切磋艺术，投身慈善活动。与京津一样，上海的票社也“通过大量的公开演剧活动、以慈善捐款为目的义务演出，以种种方式实现其作为民间社团对社会与大众应有的贡献”。[177]“票友作为观众的核心力量”，已经成为义务戏演出中必不可少的社会参与群体。[178]

总之，社会团体、戏曲艺人、报刊传媒以及票友，围绕义务戏建构了一个以慈善公益为旨趣的社会网络，最大程度发挥着义务戏的社会帮助功能。

三 民间主体性

义务戏以民间慈善公益力量为支撑。义务戏的组织者，无论是梨园公会或其他社会团体，还是戏曲艺人或社会名人，几乎全部来自民间力量。参与者、观赏者的主体，无论是绅商善士、票友还是普通百姓，也都以民间力量为主。这种善举的力量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合力产生的效应。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赈灾义务戏。一般的运作模式是办理救灾的慈善团体与梨园公会或者艺人班社进行商议，确定戏码与日期，假座某个舞台（或者戏园）进行演出，通过派发或者售票筹得票款，统一缴到相关的机构办理赈济。在这个过程中，报刊媒介一般也积极地报道，宣传义举、呼吁捐款。譬如，1921年天津急赈会因苏、浙、皖、鲁几省洪水为患，“商同正乐育化会，特于阴历九月初一、初二、初三，假座大舞台，筹办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四省义务戏三日。所得戏资，尽数汇交四省，充作急赈”。[179]“当场认捐者万余元，所有戏班男女角均系义务，房租电费亦皆捐助”。[180]此次义务戏的发起人，都是当时天津乃至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名人，体现出民间慈善力量举办义务戏的群策群力。

绅商阶层的参与值得注意。清末民初，绅商参与义务戏活动已经十分活跃。1911年，“津郡城厢内外鳏寡孤独以及老弱残疾之人，势必饥寒交迫，失业流氓到处皆是”。面对此情，天津的缙绅、商董，如李星北、阎俊卿等人，“特约同仁演戏助赈，所得戏资全归赈济”。[181]1917年，他们还针对“北京孤儿院以及天津恤嫠会办理慈善，成绩良优，筹款颇艰”的情况，特函请天津正乐育化会约集全体艺员在第一舞台演义务戏一天，“所得戏资充作会院经费，以襄善举”。[182]上海的义务戏也是以民间的慈善力量为主导。如1919年湖北发生水灾，沈敦和、朱葆三、劳敬修等绅商组织湖北义赈会，特邀“粤东群芳艳影班名伶之李雪芳女士暨全班女艺员，于阳历十月初十日在北四川路虬江桥戏院演剧一宵，担任义务”，“设有慈善特座为盛频臣以五百元购得，并有席立功、龚子渔劝募汇丰银行捐银两千元，杨小川劝募香港华商总会一千元。至一旬钟闭幕，车水马龙，颇为热闹”。[183]这一实例也证明，“对慈善活动给予支持，并积极参与的主体，正是上海市民”[184]的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说，缙绅、商人的参与，有力地保证了善款的来源。

对比民间的慈善力量，政府力量则稍显薄弱。清末民初，政府没有专门管理义务戏的机构。一般情况下，只有警察部门进行常规的管理，即派警维持秩序。如1918年，针对中国女慈善会（由时任驻京丹国公使列斐夫人、外交总长陆征祥夫人、财政总长曹汝霖夫人、督办熊希龄夫人组织）“在第一舞台演唱义务夜戏，筹款开办贫民妇女工场”的善举，北京的“军警长官李阶平、吴镜潭特拣派所属人员多名至第一台照料一切”。[185]维持秩序虽然有利于义务戏的演出，但警察部门对戏园演出时间的限制，则不利于义务夜戏的开演。如天津警察厅就规定“境内之剧园及各游场等，皆令其至夜间十二钟一律停演，违者拘罚”。[186]此外，政府还面向演出征税，“各种捐税大部分沿袭前京师工巡局暨左右翼税局之旧制征收名目”。其中，“公益捐、戏艺捐、乐户及妓捐，以上有财政局经收；娱乐场弹压费、娱乐场慈善捐由公安局经收”。[187]也就是说，民初北京市政府沿袭清政府的惯例保有对义务戏的征税权力。

从民间力量的参与程度以及政府的角色来看，可以认为义务戏以民间力量为主导，体现了民间主体性。

义务戏作为近代慈善义演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使得民众在欣赏传统戏曲的同时，不自觉地参与到慈善公益中来。时人还透过义务戏来表达自己的认知。1918年，时人针对梅兰芳在天津升平舞台出演营业戏，与孙菊仙及各票友在第一舞台出演义务戏进行比较：“座客之众，升平究不及第一台。夫听升平戏者，顾曲之心居其半，赏艳之心亦居其半。听第一台戏者则实于娱乐之中，含有慈善之意味。就是夕之乐景，以评骘社会之心理，谁谓好德不如好色者？”[188]可见义务戏的影响力以及民众助善的社会心理。慈善公益性作为义务戏最重要的内在属性，既是它深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区别其他戏曲演出方式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社会网络性则是义务戏在清末民初能够得以发展的重要体现。义务戏植根于民间慈善公益力量之中，撇开民间慈善公益力量，义务戏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可见，多位一体的建构，促进了义务戏的发展。

（署名岳鹏星。原载《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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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秋光：《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

[2]天尺我生：《逆耳谈·慈善界教育界之演剧筹款谈》，《晨钟》1924年第3期，第2页。

[3]《今日慈善演艺大会中之主要人物唐宝潮夫人（照片）》，《北洋画报》第6卷第297期，1929年3月26日，第1页。

[4]龙父：《唐宝潮夫人重登舞台》，《北洋画报》第1卷第36期，1926年11月10日，第4页。

[5]《为慈善牺牲色相》，《北洋画报》第6卷第297期，1929年3月26日，第2页。

[6]《慈善演艺会中之如是我见》，《北洋画报》第6卷第298期，1929年3月28日，第3页。

[7]《北晚副刊·霞光画报》1929年第37期，第1页。

[8]《欧战时报》1916年第39期，第13～14页。

[9]碧：《过去义务戏之纠纷：孝义节引起波澜》，《三六九画报》1941年第1期，第21页。

[10]明明：《新明义务戏琐谈》，《北洋画报》第6卷第297期，1929年3月26日，第3页。

[11]梦天：《胡碧蓝举办之慈仁义务戏》，《北洋画报》第7卷第338期，1929年6月29日，第3页。

[12]朱浒认为慈善义演是对于西方的模仿和效法（《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363～368页）。刘兴利认为，伶人义赈是中国传统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演变的自然产物，并非“舶来品”（《伶人义赈非“舶来品”——与朱浒先生商榷兼答孙玫教授》，《民族艺术》2015年第5期）。

[13]《梨园乐善》，上海《申报》1905年9月23日，第2张第9版。

[14]《文报局内协赈公所琐记二十六》，上海《申报》1887年7月5日，第1张第3版。

[15]《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887年7月4日，第11版。

[16]《文报局内协赈公所琐记二十六》，上海《申报》1887年7月5日，第1张第3版。

[17]《鸣谢》，上海《申报》1889年2月25日，第1张第4版。

[18]《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办顺直新灾赈捐沪局琐记七》，上海《申报》1893年9月1日，第1张第9版。

[19]《慈善会演戏助赈告白》，天津《大公报》1907年8月30日，第2版。

[20]《下天仙戏园演戏助赈广告》，天津《大公报》1907年9月1日，第1版。

[21]《演戏助赈》，天津《大公报》1907年9月7日，第5版。

[22]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人民出版社，2012，第239页。

[23]《重演影戏》，上海《申报》1885年11月28日，第3页。

[24]《观影戏续记》，上海《申报》1885年12月7日，第2页。

[25]《公益善会李公祠开演电影、新戏助赈启》，天津《大公报》1907年2月6日，第8版。

[26]《活社电光影戏看资助赈》，上海《申报》1908年8月9日，第1张第1版。

[27]《影戏助赈》，上海《申报》1908年9月18日，第1张第2版。

[28]《影戏助赈》，上海《申报》1909年8月2日，第1张第7版。

[29]《商界热心》，天津《大公报》1907年9月12日，第6版。

[30]《沪北商团演剧助赈广告》，上海《申报》1907年6月23日，第1张第1版。

[31]《杂粮公会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11年5月19日，第2张第4版。

[32]《演剧助振之踊跃》，上海《申报》1911年5月24日，第2张第4版。

[33]颖：《学生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07年4月15日，第2张第19版。

[34]庸：《学堂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07年4月20日，第1张第19版。

[35]钟钦志：《晚清新知识空间里的学生演剧与中国现代剧场的缘起》，台北《戏剧研究》2011年第8期。另外，该文附录的《晚清上海学生演剧统计资料（1896～1910）》表格中有大量的关于新式学堂学生演剧助赈的史料记载，可供参考。另外，傅瑾《有关早期话剧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中亦有关于清末新式学生演剧助赈的梳理。

[36]《春阳社演剧助赈广告》，上海《申报》1907年11月1日，第1张第1版。

[37]《音乐会义赈粤灾》，上海《申报》1908年8月14日，第3张第3版。

[38]《学界与伶界之消长》，上海《申报》1909年10月16日，第2张第2版。

[39]咄咄生：《暑窗夜谈》，上海《申报》1886年8月16日，第1张第9版。

[40]咄咄生：《暑窗夜谈》，上海《申报》1886年8月16日，第1张第9版。

[41]谢家福：《齐东日记》，光绪三年五月初一条。转引自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11页。

[42]《伶界演剧助赈》，上海《竞业旬报》1907年第10期，第35～36页。

[43]田际云：《匡学会给助善诸位道谢》，《京话日报》1906年4月9日，第1版。

[44]1906年，万国商团华人体操会成立，由各商店和洋行、海关中的青壮年职员报名志愿参加，会所设在南京路高阳里四号。操场则设于闸北华兴坊华安坊原址。并邀请各业领袖任会董，以筹集经费。1907年3月，华人体操会正式加入万国商团，是为“万国商团中华队”。

[45]《论校书演剧助赈华商团练会各友充当招待巡警事》，《时报》1907年1月17日，第3版。

[46]哭：《论今日演剧助赈事》，上海《申报》1907年1月19日，第2版。

[47]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93～200页。

[48]王敏、魏兵兵：《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36页。

[49]陈义敏、李宗白：《京剧史料选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328～329页。

[50]段蕾：《走出学堂——晚清女学生的社会音乐活动（1898～1911）》，《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97页。

[51]《同仁善会演艺助赈》，《北京女报》1907年3月19日，第2页。

[52]《绝妙歌乐不可不听》，《北京女报》1908年2月18日，第8页。

[53]《公益善会李公祠开演电影、新戏助赈启》，天津《大公报》1907年2月6日，第8版。

[54]周秋光、曾桂林：《中国近代城市与慈善事业》，载李长莉、左玉河等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503页。

[55]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页。

[56]贺水金：《开放格局与近代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史林》2005年第6期。

[57]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东方出版中心，2007，第55页。

[58]李卫东、彭学斌：《论晚清武汉社会经济的变迁》，《江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59]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第5012页。

[60]杨恩寿：《坦园日记》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4页。

[61]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01页。

[62]周秋光、徐美辉：《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63]朱英：《经元善与晚清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4]鸳湖隐名代：《洋场竹枝词》，上海《申报》1872年7月12日，第3页。

[65]《西国戏园合演中西新戏》，上海《申报》1874年3月16日，第2页。

[66]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台北：南天书局，1998，第320页。

[67]严昌洪：《西俗东渐——中国近代社会风俗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第43页。

[68]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364页。

[69]《论演戏救灾事》，上海《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页。

[70]《论演戏救灾事》，上海《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页。

[71]《戏资赈饥》，上海《申报》1877年4月26日，第2页。

[72]谢家福：《齐东日记》，光绪三年五月初一条。转引自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第111页。

[73]《戏园助赈》，上海《申报》1878年5月25日，第4页。

[74]《醵资施赈》，上海《申报》1877年2月26日，第3页。

[75]《音乐会醵资》，上海《申报》1877年3月5日，第3页。

[76]《签银施赈》，上海《申报》1877年3月10日，第2页。

[77]《日本开办慈善会》，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23日，第5版。

[78]《梨园义务》，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30日，第5版。

[79]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1986，第427页。

[80]《论演戏救灾事》，上海《申报》1877年2月8日，第1页。

[81]《论戏园》，上海《申报》1874年11月3日，第1页。

[82]咄咄生：《暑窗夜谈》，上海《申报》1886年8月16日，第9版。

[83]咄咄生：《暑窗夜谈》，上海《申报》1886年8月16日，第9版。

[84]咄咄生：《暑窗夜谈》，上海《申报》1886年8月16日，第9版。

[85]《文报局内协赈公所琐记二十六》，上海《申报》1887年7月5日，第3版。

[86]《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887年7月6日，第11版。

[87]《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办顺直新灾赈捐沪局琐记七》，上海《申报》1893年9月1日，第9版。

[88]《梨园乐善》，上海《申报》1905年9月23日，第9版。

[89]《京榆铁路同人公办国民捐原启》，天津《大公报》1906年3月8日，第6版。

[90]景孤血：《三十年前北京妇女匡学会义务戏传单》，《立言画刊》1939年第16期，第9～10页。

[91]田际云：《匡学会给助善诸位道谢》，《京话日报》1906年4月9日，第1版。

[92]《文明戏剧之感动力》，天津《大公报》1906年6月4日，第6版。

[93]《华童公学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06年12月22日，第1张第1版。

[94]宜：《学堂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07年1月17日，第2张第9版。

[95]覩：《益友社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07年2月21日，第3张第17版。

[96]《本馆经收宁淮皖北水灾各属急赈清单》，上海《申报》1907年3月4日，第1张第2版。

[97]赵山林：《中国近代戏曲编年（1840～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249页。

[98]《广益善会演戏助赈告白》，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27日，第6版。

[99]《善会又开》，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12日，第5版。

[100]《纪永顺茶园倡办赈捐》，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17日，第6版。

[101]《兴益善会演戏助赈启》，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23日，第6版。

[102]《演戏助赈》，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24日，第6版。

[103]《纪兴益善会》，天津《大公报》1907年6月26日，第4版。

[104]《江皖赈捐数单》，天津《大公报》1907年5月12日，第6版。

[105]《举办义赈》，天津《大公报》1907年2月26日，第4版。

[106]《义务戏会助善》，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4日，第4版。

[107]《京师演戏募捐》，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4日，第4版。

[108]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069页。

[109]《伶界演戏救灾》，天津《大公报》1907年4月21日，第4版。

[110]陈义敏、李宗白：《京剧史料选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328～329页。

[111]《纪上海名妓演剧助赈详情》，上海《申报》1907年1月14日，第1张第4版。

[112]宜：《西报纪女优演剧助赈事》，上海《申报》1907年1月27日，第3张第17版。

[113]外：《剧资助赈计数》，上海《申报》1907年2月1日，第3张第17版。

[114]《张园允慈善家演剧助赈广告》，上海《申报》1908年7月25日，第1张第1版。

[115]《慈善会演剧广告》，上海《申报》1908年8月27日，第1张第1版。

[116]《皖南野鹤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08年9月13日，第1张第1版。

[117]《观影戏记》，上海《申报》1875年3月26日，第3页。

[118]《重演影戏》，上海《申报》1885年11月28日，第3版。

[119]《观影戏续记》，上海《申报》1885年12月7日，第2版。

[120]《公益善会李公祠开演电影、新戏助赈启》，天津《大公报》1907年2月6日，第8版。

[121]《活社电光影戏看资助赈》，上海《申报》1908年7月9日，第1张第1版。

[122]《皖南徽州水灾开演影戏助赈》，上海《申报》1908年8月17日，第3张第1版。

[123]《影戏助赈》，上海《申报》1908年9月18日，第1张第2版。

[124]《影戏助赈》，上海《申报》1909年8月2日，第1张第7版。

[125]“广告”，上海《申报》1911年9月16日，第2张第1版。

[126]《西乐奏艺》，上海《申报》1883年10月25日，第2页。

[127]《天下仙戏院演戏助赈广告》，天津《大公报》1907年9月1日，第1版。

[128]《商界热心》，天津《大公报》1907年9月12日，第6版。

[129]《杂粮公会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11年5月19日，第2张第4版。

[130]《演剧助振之踊跃》，上海《申报》1911年5月24日，第2张第4版。

[131]颖：《学生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07年4月15日，第3张第19版。

[132]庸：《学堂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07年4月20日，第3张第19版。

[133]《沪北商团演剧助赈广告》，上海《申报》1907年6月27日，第1张第1版。

[134]《春阳社演剧助赈广告》，上海《申报》1907年11月1日，第1张第1版。

[135]《音乐会义赈粤灾》，上海《申报》1908年8月14日，第3张第3版。

[136]《请看今日日戏、今夜夜戏——朱连魁大艺术演剧助赈》，上海《申报》1911年5月14日，第1张第7版。

[137]《朱连魁君演剧助赈志谢》，上海《申报》1911年5月21日，第1张后幅第1版。

[138]《华洋义赈会经收中西善士捐款第二十二次报告》，上海《申报》1907年1月26日，第10版。

[139]《华洋义赈会经收中西善十捐款第三十次报告》，上海《申报》1907年3月5日，第18版。

[140]《日本孤儿院开慈善音乐会》，上海《申报》1908年3月4日，第3张第3版。

[141]《青年会演剧助赈志盛》，上海《申报》1911年6月2日，第2张第2版。

[142]《青年会演剧助赈志盛》，上海《申报》1911年6月2日，第2张第2版。

[143]《今日之新舞台——必须去，不可不去》，上海《申报》1909年6月27日，第2张第4版。

[144]《学界与伶界之消长》，上海《申报》1909年10月16日，第2张第2版。

[145]《观影戏续记》，上海《申报》1885年12月7日，第2页。

[146]《请看空前之好戏》，天津《大公报》1922年12月15日，第2版。

[147]《梨园乐善》，上海《申报》1905年9月23日，第9版。

[148]《纪兴益善会》，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26日，第4版。

[149]《京师演戏募捐》，天津《大公报》1907年3月4日，第4版。

[150]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069页。

[151]《急赈董事开会记》，天津《大公报》1917年9月14日，第1版。

[152]《演戏助赈》，天津《大公报》1914年1月8日，第1版。

[153]《浦滨公益会演剧筹款》，上海《申报》1920年1月1日，第11版。

[154]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5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28页。

[155]《演戏助女学经费》，《顺天时报》1906年10月5日，第14版。

[156]《听歌想影续录：办贫儿学校义务戏记》，《三六九画报》第17卷第7期，1942年。

[157]《筹赈》，《群强报》1915年2月8日，第6版。

[158]嵩：《追记过去之——梨园济贫义务戏》，《三六九画报》第19卷第6期，1943年。

[159]然犀：《慈善之代价》，天津《大公报》1922年12月18日，第3版。

[160]陈义敏、李宗白：《京剧史料选刊》，载蒋锡武编《艺坛》第5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328～329页。

[161]《伶界联合会演剧筹款》，上海《申报》1928年11月7日，第15版。

[162]李洪春：《京剧长谈》，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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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王晓春：《票房沿革史》，《实报》193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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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邹越：《传统与摩登的融合——民国时期上海的票友及票社》，《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

[178]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市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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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义务戏筹款情形》，天津《大公报》1921年10月7日，第1版。

[181]《演戏助赈》，天津《大公报》1911年12月28日，第6版。

[182]《绅商界热心善举》，天津《大公报》1917年5月12日，第2版。

[183]《湖北义赈会演剧助赈记》，上海《申报》1919年12月1日，第11版。

[184]徐甡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第244页。

[185]《派军警照料戏场》，天津《大公报》1918年4月28日，第1版。

[186]《通饬取缔戏园》，天津《大公报》1916年5月24日，第6版。

[187]《北平市政府民国二十三年度预定行政计划书》，《北平市市政公报》第269期，1934年，第57页。

[188]无妄：《游戏见人心》，天津《大公报》1918年5月3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