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北文学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
东北地区海陆壮阔、地貌丰富，以锡霍特山、长白山、大小兴安岭等山脉为骨骼，以辽河、松花江、黑龙江、勒拿河等为筋脉，以三江平原、松辽平原、蒙古高原为肤肉，有西北地区所缺少的丰沛的水资源和依托大江大河的交通优势；有令中原、江南地区羡慕的广阔无垠、肥厚丰饶的土地资源；有内陆地区可望而不可即的连绵不绝的海岸线，森林、草原、江河湖海中的生物资源也丰富多样。但冬季漫长，气候严寒，对于人类而言，生存不易，特别是在高纬度地区。
在原始时期，自然地理因素对人类文化的决定作用非常巨大，并且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是低下，其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就越大。雄踞欧亚大陆东端，面临北太平洋海域，高原、平原、山地错落分布，高纬度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条件、气候条件，使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各个族群，在适应自然环境并得以生存的过程中，发展出多种经济类型的文化：蒙古高原上的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游牧为基础的游牧文化；山区、海边、江河湖畔等渔猎民族，形成了以渔猎为基础的渔猎文化；自先秦时期起，农业经济已在东北地区出现并扩展，成为与游牧、渔猎并重的生产形式，并逐渐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古代东北地区的这三种主要经济形式，在不同的自然区域，从来不是单独地存在的，而是以某一种为主，混合着其他的形式，并在不同文化区相邻、交会的地方，产生了混合型的文化。由于各个民族的轮番崛起，不同的文化区还存在地域范畴大小变动甚至有所重叠的现象。
由东北历史学家在民国时期提出的有关东北古代四大族系理论，是至今有关东北历史、民族、文化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基础理论。这一理论最初由卞鸿儒先生提出，为“三大族系”说，后由金毓黻先生完善为“四大族系”说：“古代东北民族，大别之为四系：一曰汉族，居于南部，自中国内地移殖（植）者也。二曰肃慎族，居于北部之东。三曰扶（夫）余族，居于北部之中。四曰东胡族，居于北部之西。”[2]由于东胡与肃慎都是先秦时期的民族称谓，而汉、夫余是汉代之后才有的族称，后人便将“汉”以其族源“华夏”代替，将“扶余”（夫余）以其族源“秽貊”代替，东北古代四大族系的通用说法为：华夏族系、肃慎族系、秽貊族系、东胡族系。
从经济形式上而言，华夏是农业民族，肃慎是渔猎民族，东胡是游牧民族，秽貊是农业与渔猎混合型的民族。尤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类最原始的经济形式——渔猎-采集经济，一般情况下通称渔猎经济，在东北地区的经济生活中，从上古直至封建社会末期，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极大地影响和决定了东北地区诸多民族的文化性质和特征，同时也影响和决定了东北地区的文学特征。
俄罗斯学者史禄国曾在20世纪初期，对东北地区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进行田野调查，认为南部的通古斯人——主要是满族，与北部的通古斯人，包括鄂伦春、鄂温克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诸多部族，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提出满族人是原始时代从西伯利亚南迁至白山黑水之间和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沿岸地区的[3]；西伯利亚地区直至北太平洋沿岸，是东北多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而历史上这一地区典型的经济类型便是渔猎经济。即使是东胡系民族，如发源于东北地区的鲜卑、蒙古，其早期的部族，都经历过渔猎生活，直至迁徙到草原上，才转变为游牧生活。东北地区，因为气候的严寒以及游牧、渔猎民族长期占据绝大部分地理空间，导致更为依赖自然资源得以延续的渔猎、游牧经济长期维持较为原始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东北地区的文化，才长期保持着诸多原始内容和形态，直至工业社会到来，还能够较为普遍地见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景观和崇尚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以及原始氏族组织作为最主要的基层社会组织的状况。
在大江、大河、大海、大山、大平原的东北大地，在风雪严寒中求生，在与猛禽猛兽争食中存活的境况中，东北各民族不仅普遍豪迈彪悍、尚勇好斗，而且极端崇尚强悍勇敢的英雄。当气候条件变化或人口增长加速以及其他自然、社会因素导致生活资源匮乏时，人们便很容易团结在氏族英雄周围，通过兼并战争等，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军事联盟，继而形成民族与原始国家形态。正因如此，东北民族形成了诸多强族大族，在对生存空间、自然资源、文化主导权、政治主导权的争斗中，逐渐形成了游牧、渔猎、农耕三大族群，并轮流成为东北大地上的霸主，不断壮大自己。
中国的东北地区，长期为多民族聚居区。相继有东北少数民族中的强族，诸如秽貊族系的夫余、高句丽，肃慎族系的靺鞨、女真、满洲，东胡族系的鲜卑、蒙古等，因此形成了古代东北地域文化的空间分布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的状况。
东北地区的文化中心是随着由不同部族综合相邻、相近部族而形成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心而发生较大变动的，如高句丽的文化中心由今辽宁五女山先迁至今吉林集安，再迁至朝鲜平壤，基本位于东北地区的南部。渤海的文化中心由今吉林敦化迁至黑龙江宁安，分布于东北地区的东部。辽设五京，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辽帝四季“捺钵”，春捺钵在长春州的鱼儿泺（今洮儿河下游的月亮泡）捕鹅、混同江钓鱼，或在鸳鸯泊（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东南黄旗海）行猎；夏捺钵在永安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乌珠穆沁旗东境）或炭山（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黑龙山支脉）避暑、张鹰；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西北察哈木伦河源白塔子）射鹿；冬捺钵在广平淀（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合流处）射虎，基本上在东北地区的西部。金的文化中心由今黑龙江的阿城，迁至北京，再迁开封，其早期文化核心区域，即“金源”地区是东北的东部地区；元由东部草原兴起，定都北京；清由东北西南部崛起，入主中原。文化中心的变动性甚至流动性，以及各族系轮番崛起使东北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地不甚固定，形成了东北区域文化断续性的特征。
东北地域文化的特殊发展历程，决定和影响了东北地区文学的特征，也因此与汉族聚居区有很大的差异，比较而言更为原始、更为多样。其中与中原地区相比，东北文学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时期，作家文学不发达，民间口头文学特别发达；汉语言文学不甚发达，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特别发达。
[1] 杨义：《文学的文化学和图志学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 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内部资料，1980，第19～20页。
[3] “一般说来，北方通古斯人是通古斯人的一部分，但有别于以满族为代表的南方通古斯人……北方和南方通古斯人共同起源于某些原通古斯集团，他们将某些语言的、民族志复合的和人类学构成的共同钥匙传给了北方和南方通古斯人。”〔俄〕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