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8年，费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特纳讲座”上做了演讲，题目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其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上。同年，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公开出版，标志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构建完成。

对于费先生的“多元一体”学说，马戎先生在《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一文中“认为费先生在50年后基本接受了1939年顾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和对其特征、发展历程的描述”^[6]。费孝通先生确实对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由质疑到认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过对比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的阐述，如“滚雪球”的比喻等表述确实存在相同之处，但“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别。笔者在《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7]一文中对此有过概要阐述，移录于下。

其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费孝通首先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8]如前所引，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费孝通质疑顾颉刚时曾言：“先生所谓‘民族’和通常所谓‘国家’相当，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可是我们觉得在名词上争执是没有意思的，既然‘民族’等字有不同的用法，我们不妨在讨论时直接用‘政治团体’、‘言语团体’、‘文化团体’甚至‘体质团体’。”^[9]相比而言，费孝通的观点出现的变化还是十分明显的：一是重新来论证一个“说起来似乎很没有力”的问题，说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二是以前费孝通已经意识到出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文词汇难以解释中国的“民族”问题，试图直接用另外的话语体系中的名词来进行讨论，但也重新回归到了“民族”；三是为了“纠正”顾颉刚对“民族”和“种族”使用上的错位，改为都使用“民族”这个名词，但将其区分为不同层次，以解决使用同一名词命名不同“团体”而带来的矛盾。

其二，中华民族有一个由“自在”到“自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其形成过程中呈现的主流可以概括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将“中华民族”分成“自在”与“自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是费孝通对“中华民族”阐述的一大贡献。“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一阐述不仅仅是对“自在”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理论概括，实际上也有对“中华民族”现实的再关照。应该说，费孝通肯定了“以这疆域内部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存在，但却认为这一“统一体”在“经过民族自觉”后才“称为中华民族”，这和其对“汉族”的认定是一样的。

其三，“汉族”是“凝聚的核心”，并在大混杂、大融合中不断壮大。费孝通直接将“汉人”称为“汉族”，并称其为“凝聚核心”。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汉族”形成和壮大的阐述和顾颉刚三文相比并没有太多新内容，但将其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却与顾颉刚将“汉人”也称为“中华民族”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也是费孝通对“中华民族”阐述的一大贡献。只是这一认识涉及的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原因的分析，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上述视“汉族”为“凝聚核心”的表述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一是将“汉人”径称为“族”，并认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会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民族意识”，也就是说“民族”具有排他性，“汉族”还能否起到“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是需要考虑的。二是从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和融合的实际分析，恰如《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所描述的，“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鲜的血液”，而“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但如此是否是实现“中华民族”“凝聚”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与顾颉刚对“王道”和“霸道”在“中华民族”“凝聚”中的作用分析相比，明显存在着更大的漏洞。三是费孝通先生没有关注到用自己对“中华民族”形成“自在实体”的理论阐述来分析“汉族”的形成和发展，二者性质具有十分明显的相似性。实际上，如果我们将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在不同阶段的凝聚结果都视为“中华民族”的话，相比较，顾颉刚“中华民族即是汉族的别名”的认识更符合“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史实，而费孝通则将其视为“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分子，虽然是“核心”但也是与其他“民族”并列的部分了，似乎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不相吻合。

其四，关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自在实体”出现前的情况及“自觉实体”的现实和未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视野在空间和时段上在明确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拓展，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从宏观上把握“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这是费孝通对“中华民族”阐述的又一贡献。以往，如何将史前以及边疆地区族群的情况纳入“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描述视野是一个难题，《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做出明确界定的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来阐述“中华民族”“多元的起源”，同时以“中国西部的民族流动”为题将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及天山南北辽阔区域内族群的凝聚和发展历史也纳入叙述范围，并“瞻望”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可以说不仅视野宏大，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资料。

应该说，尽管也存在着一些欠缺，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将学界对“中华民族”的阐述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非有学者所认为的没有发展，一方面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理论不仅可以被视为解读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解读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区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等等，都具有理论范式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引发了国内学界对“中华民族”的关注热潮，其功更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