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一词始，顾颉刚先生在193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似乎是国内学界第一次对“中华民族”一词做出系统性理论阐释，而费孝通先生刊发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上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虽然是在学理上对顾颉刚先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顾颉刚先生连发两文给予回应，并招致诸多学者加入其中参与讨论，一方面使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有了更加完整的阐述，另一方面相关的讨论也影响到了民国以来的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关于费孝通先生对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质疑和顾颉刚先生的两篇回应文章，以往学者有过广泛讨论，其中马戎先生在《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有过细致的归纳和分析，认为“从今天的学科视角来看，这次对话是一位在中国成长的历史学家和一位由西方培养的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4]。实际上顾颉刚先生在《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中已经注意到了不同学科背景有可能带来对自己观点的质疑，所以在开头即有了对“为什么这一次要轶出原定的范围，冒失地闯入社会人类学的区域”的解释。^[5]对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导致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提出质疑的原因笔者并没有歧义，但认为顾颉刚和费孝通二位先生关注的主要对象虽然相同，不过视角却存在着较大差别，而这才是费孝通先生形成质疑的主要原因。

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费孝通先生从“中国本部”“五大民族”等名词的意义和作用入手，指出“一个名词的意义建立在读者和作者相同的了解上”，“既然‘民族’等字有不同的用法，我们不妨在讨论时直接用‘政治团体’，‘言语团体’，‘文化团体’甚至‘体制团体’”，并认为“‘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的政治团体是一个’。这句话说起来似乎很没有力，因为中华民国既是一个国家，逻辑上讲自然是指一个一个政治团体。不幸的是，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是不是一个政治团体现在却发生了问题。从历史上讲，也许我们可以说地理上的‘中国’时常不只是一个政府”。并进一步提出“我们不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国家不是文化，语言，体质团体”。应该说，“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是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前提和立论的基础，而这个“政府”自然是指“中华民国”。也就是说，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着眼点在于其中华民国境内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也即费孝通先生所认为的“中华民国既是一个国家，逻辑上讲自然是指一个一个政治团体”。但是，如上引所示，费孝通先生尽管关注的也是“中华民国境内的人民”，但在否认其具有完整“国民”（政治团体）身份的基础上，着眼点则在于其文化、语言和体质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对于顾颉刚先生构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来说并非是颠覆性的因素，因为顾先生也并没有否认这些差异的存在，反而认为“必有完全同化的一天。至于现在虽没有完全同化，然而一民族中可以包含许多部族，我们当然同列于中华民族而无疑”。

1993年在顾颉刚先生百岁纪念会上，费先生将没有撰文继续讨论的原因归结为“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但从其所言“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先生是触及‘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分析，实际上费先生是认同了顾先生对质疑的回复，且在费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基础上依然进行着进一步思考，希望继续给予“中华民族”一个更为完善的学理解释，而“多元一体”理论的推出即是费先生长期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