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康熙帝继位之后，东南沿海局势逐渐稳定。在沿海地区官员的积极呼吁下，清廷开始逐步推行解除海禁的措施。

（一）展界开海

康熙八年（1669）正月，康熙采纳广东巡抚王来任等人让广东百姓让迁民回乡复业的主张，取消“迁界令”，拉开了开放海禁的序幕。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接受了福建官员姚启圣、施琅等人题请，在福建沿海展界，部分百姓得以回归故土。由于台湾尚未收复，闽粤地区展界仅在局部推行，只展陆，不展海，捕鱼及出海贸易依然受到严格限制。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攻克澎湖，台湾郑氏大势已去，康熙帝便派人前往东南沿海主持展界一事，“十月二十八日命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往勘广东、福建海界，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雅思哈往勘江南、浙江”。^[31]勘界任务主要有四：（1）察濒海之地以还民；（2）缘边寨营、烽堠，向移内地者，宜仍徙于外；（3）海塘之民以捕鲜、煮盐为主业，业宜弛其禁；（4）故事直隶天津卫、山东登州府、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府、福建漳州府、广东澳门各通市舶、行贾外洋，以禁海暂阻，应酌其可行与否。^[32]

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清军攻取台湾、海氛廓清的形势下，康熙帝认为“船只出海，有裨民生”^[33]，遂下令全面取消海禁：“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34]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前后，复界扩展到所有迁海地区，近海地区的移民大部分已经迁回原住地，滨海地区的生存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在推动展界的同时，开海贸易也提上日程。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清廷允许浙江沿海商民，可驾500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同年九月，康熙帝颁下谕旨：“前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具有裨益。……腹里省份钱粮有余，小民又得安养，故令开海贸易。”^[35]

十月，康熙帝再次下诏开海：“今海外平定，台湾、澎湖设立官兵驻扎。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36]至此，清朝自顺治四年开始的海禁政策告一段落。

（二）设立海关

清政府下令开海后，决定实施新的关务制度，以便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康熙二十三年，户科给事中孙蕙疏进言，海洋贸易宜设立专官收税，得到康熙帝认可。同年九月，户部等衙门遵谕议覆：

福建、广东新设关差，止将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税，其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停其抽分，并将各关征税则例，给发监督，酌是增减定例。^[37]

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684～1685年），清廷确定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相继设置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海关直属户部，不受地方行政管辖，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其主管官员“以内务府司员简充”。主要职责是“职掌水陆通商货税”^[38]，除此之外，还负责外贸管理、稽查船只及走私物品等。按照清政府规定，一切商民货物，俱由海上船运，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起，俱赴（海关）监督纳税。

清初海关税收以明代饷税制为基础，“各关口征收则例不一，有征商税者，有征船料者，有商税、船料并征者”。^[39]以闽海关为例，征收关税主要包括船税、货税和附加税，船税按船舶梁头丈尺分等级征收，一年两次，由政府专门派海关人员登船进行丈量计算税额。根据康熙二十五年住税、行税分立之原则，对本国船和外洋船实行不同政策。

外洋船只又可分为东洋船和西洋船，其中东洋船只分四等征税，其中第一等大夹板船，长七丈四五尺，阔二丈三四尺，长阔相乘，得十有八丈，征税银千四百两；西洋船分为三等，第一等船，原征银三千五百两。^[40]

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帝下谕：

近闻江，浙，闽，广四省海关于大洋兴贩商船遵照则例征收税课，原未累民，但将沿海地方采捕鱼虾及贸易小船概行征税，小民不便，旋又规定，“采捕鱼虾船只及民问日用之物并糊口贸易俱免其收税。”^[41]

清初四海关的设置实现了中国古代市舶制度向海关制度转变，是清政府对外贸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清朝由“禁海”转变为“有限开海”的标志。

（三）船舶管理

虽然清廷开放了海禁，但仍然对海洋经营活动心存警惕，担心其滋生事端，因此必须加以管制。一方面通过规定商渔船只的形制、规模及其出海携带米水数量，设定贸易范围等对海商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将滨海居民、船只通过澳甲、船甲等形式编制起来，辅以给照、印烙，以澳甲和汛兵联合稽查，从社会组织角度加强管理。^[42]例如康熙收复台湾之后，规定沿海各省赴海上贸易、捕鱼者乘载的船只规模和手续：

许令乘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仍于各口出入之处，豫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名姓，取具保结，给发印票。令防守官员验票点数，准其出入。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43]

鉴于“商船、渔船与盗船一并在洋行走，难于识辨”^[44]，清政府采纳江苏巡抚张伯行的进言，将商船与渔船严格区分。商船、渔船前后各刻商、渔字样，两旁刻某省、某府、某州、某县第几号商船、渔船及船户某人；商、渔各船户、舵工、水手、客商人等，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以便巡哨官兵稽查。

对于海外贸易的商船，清政府制定了十分严格的管理政策：（1）人员资格审查。若要从事出海贸易，需在地方官处进行登记审核，审查合格后，要有邻右保结，才能获得出海执照。官方要在出海船身上烙号刊名，令守口官验査，准其出入贸易。^[45]（2）船只规格限定。康熙开海之初，规定华商只许用500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禁用双桅，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和运载违禁货物出洋贸易者皆处斩枭示，全家发边卫充军。康熙四十二年（1703）规定有所放宽，商贾船准双桅，双桅船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头者，不得过二十四名。（3）搭载货物限定。允许船舶前往外地贸易，但对船上携带的物品规定甚严。严禁船舶装载米、酒、硝磺、石块、军器等物，甚至连制造军器的铁制品都在严密的管控之下。对查获走私货物的官兵，往往可以得到朝廷厚赏。

（四）南洋禁渡

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沿海人民纷纷出国谋生的背景下，清廷由于担心前往南洋的汉人与外部势力勾结，“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46]，遂发布南洋禁令，指令“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南洋不许行走”，“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47]

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规定内地商船不准到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处贸易，南洋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夷船不得载华人出洋，并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禁止私出外境。

南洋禁渡政策虽不是全面禁海，但对刚刚有所恢复的民间海外贸易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打击。雍正五年（1727），蓝鼎元上书雍正帝，指出封关禁海断绝百姓生计，增加了沿海人民生计的困难，将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户足，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自蹇。居者苦艺能之无用，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48]

在大臣的反复奏请之下，雍正五年（1727），朝廷最终废除南洋贸易禁令，复准福建商船前往南洋各国贸易，并随即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但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依然不准回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