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源流及关联性研究

（一）辽代官、吏制度与金代吏制相关联的研究

辽金易代，辽代南北面官制度对金代初期的官制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代吏制之间又有密切关联，且契丹和女真同为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共同书写了10～13世纪北部中国的历史，分别建立了强大的少数民族特色的政权，故探讨辽代的吏制，对准确认识金代吏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李长巍《近十多年来辽朝南北面官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理论》2014年第11期）对近年来辽朝南北面官制研究动态进行梳理后提出，南北面官是辽朝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而创设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我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指出，目前的研究忽略了地方职官及其制度和地方机构的研究，忽略了从职官和机构设置后产生的效果这一角度的研究。我们在探讨辽金官、吏制度沿革及其渊源时，囿于《辽史》材料和研究成果匮乏，多从官制角度追溯两代制度之间的渊源，而少见从吏制层面探讨两代之间的关联。

目前，辽代官制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面世，武玉环《辽制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一书上篇专门探讨了辽代的政治制度。何天明《辽代政权机构史稿》（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一书在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对辽代的政权机构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王可宾《辽代女真官制考略》（《史学集刊》1990年第4期）对辽代女真官制勃极烈、猛安谋克等进行了考察，为探讨辽金时期女真官制的因循提供了重要参照。同类研究成果还有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武玉环《辽代部族制度初探》（《史学集刊》2000年第1期）、何天明《辽代北宰相府的设立及职官设置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5期）等。以上官制研究为我们从辽金官制着手了解辽金吏制的深层渊源关系及金代部分吏职的渊源提供了有益参考。

辽代吏制的研究，目前所见论著不多。关树东在《辽朝的选官制度与社会结构》（张希清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一文认为：辽朝的选官制度对金元两朝产生了直接影响。金朝的宫中承应人出职制度，元朝的怯薛制，与辽朝的袛候郎君、护卫、近侍小底仕进制一脉相承；吏员出职，金因辽制，至元代而规制益备。关树东《辽朝御帐官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通过大量考证旨在说明“御帐虽是‘禁中’，但绝不能把辽朝的御帐官与中原王朝的‘内官’系统等同。御帐官是契丹人仿效中原的内宫系统和禁卫组织，结合本民族固有特点而设立的别具特色的一套机构”。关氏在辽金官、吏制度，尤其是对宫中承应人方面的探讨，对深入观察辽金时期宫廷吏员、吏职，乃至于相关吏制的沿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王雪梅《辽金政治制度的比较》（《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对辽金政治制度尤其是统治政策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提出，辽朝与金王朝前期统治政策基本相同，即都是按照因俗而治的方针进行统治。但金建国不久就在中央全部实行汉官制，而辽的因俗而治政策则贯穿始终。究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金的民族习惯更与汉族相近；二是金朝为加强皇权的需要。

（二）宋代吏制与金代吏制相关联的研究

宋、金两朝并行长达百余年，制度上既有关联，又有所区别。宋代吏制的研究成果，不仅能为金代吏制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而且是确定金代吏制在中国古代吏制发展史上，尤其是10～13世纪期间地位的重要参照坐标，同时，也是金代吏制研究的重要对比材料。甄一蕴《宋代胥吏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1期）从宋代吏弊问题的研究、胥吏组织及职能的研究和胥吏管理制度的研究三大方面对宋代胥吏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的综述，可见学界对于宋代胥吏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下面择其与金代吏制研究有较密切关联者简述之。

就具体的吏制研究而言，制度层面的研究主要有穆朝庆《宋代中央官府吏制述论》（《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以宋代中央官府的吏制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吏制中吏职的界定与联系分类、吏的资格与选任方式、吏的升迁与出职、吏的待遇、吏员工作管理等问题分别论述。王曾瑜《宋朝的吏户》（《新史学》第4卷1期，台湾三民书局，1993）对宋代吏的范围、职责做了系统的讨论。同类文章还有高美玲《宋代的胥吏》（《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和《宋代州级公吏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张典友《宋代文书吏制度考——以令史与书令史为考察核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林煌达的硕士毕业论文《北宋吏制研究》（台湾中正大学，1994）和博士毕业论文《南宋吏制研究》（台湾中正大学，2001）等。

胥吏出职、选任等制度的研究是宋代吏制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类，穆朝庆、王曾瑜等人的研究都有涉及，除此以外，祖慧的系列研究较具代表性，如《宋代胥吏的选任与迁转》（《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宋代胥吏出职与差遣制度研究》（《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等。同类研究还有陶绪《宋代吏人晋级制度初探》[《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和《宋代枢密院吏人升迁制度初探》[《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李志刚、李文才《试论宋代令史的选拔和迁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王浩《宋代流外官的考任与出职》（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等。

其他诸如宋代冗吏问题的研究，如祖慧《宋代胥吏溢员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对宋代吏额冗滥的原因、表现、额外要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武小平《论宋代三省冗吏的形成》（《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对宋代三省冗吏形成的动态过程进行了论述，为金代冗吏问题研究提供了参照。对宋代胥吏经济待遇的研究，如祖慧《宋代胥吏俸禄制度研究》（《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二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为金代吏员俸禄制度研究提供了对比材料。吏员与宋代社会方面的研究，如祖慧《论宋代胥吏的作用及影响》（《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宋代小吏贪腐成因及镜鉴》（《人民论坛》2014年第30期）。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再详述。

（三）元代吏制与金代吏制相关联的研究

由于金元吏制在渊源上的密切关联，元代吏制的研究成果，对金代吏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于金代吏制的流变及影响方面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从吏员名目与职责、吏员出职制度、吏员选用制度、元代吏制与元代社会四个方面进行研究，这种针对元代吏制的个案研究，在研究的范畴、方法以及思路等方面，都使笔者进行金代吏员研究受益匪浅。同时，金元吏制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有助于笔者将金代的吏员研究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考察，从而对金代吏员的研究，尤其是对其纵向研究方面，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许凡还著有《论元代的吏员出职制度》（《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总结了元代吏员出职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原因，及其产生的主要社会政治效果，并探讨了对这一制度的评价。此后，雒庆娇、吕文英《元代吏员出职制度的再评价》（《甘肃理论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对元代吏员出职制度进行了再评价，进一步深化了对元代吏制核心的出职制度的研究。上述研究，比较全面地揭示了金元在吏制尤其是出职制度方面的承继关系，对研究金代吏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有关元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其中关于吏制研究的部分，扩展了研究吏员制度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对于深化金代吏员制度流变及元代吏制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元代典章制度中与金代关系最密切的当属元代中期出现的习吏启蒙读物《吏学指南》^[37]一书，相关研究有王军杰《〈吏学指南〉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以《吏学指南》为整体研究对象，对《吏学指南》成书与作者、版本与流传、编纂与创新、内容与思想、价值与利用进行了探讨。郭超颖、王承略《从〈吏学指南〉看元代吏员意识》（《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认为《吏学指南》是元代吏员出职制度的产物，反映出在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下，官府胥吏在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地位的同时，形成了更加独立的自我意识。同类研究有叶新民《一部元朝公文用语辞典——〈吏学指南〉简介》[《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8年第6期]，杨世铁《〈吏学指南〉的辞书性质》[《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汪汉卿、章善斌《〈吏学指南〉中的法律思想》（《学术界》1992年第2期）等。

其他如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中华书局，2001）、陈高华等《元典章》（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等从文献点校的角度对吏制都有所涉及。此外宫海峰《〈至正条格〉文书解读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就《至正条格》中的特殊句法和一些词汇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其中包括汉式吏员公牍体句式等，从文书学的角度扩展了元代吏制的研究范围。

此外，元代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也为探讨金元吏职、吏制的演变等问题提供了参考，如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一书为代表，对元代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探究，该书对元代具有典型少数民族政权特色的蒙、汉二元体制的阐述，为笔者探讨金代吏制民族特质提供了参考。

（四）其他时期吏制与金代吏制相关的研究

金代吏制渊流的探讨，可上溯至隋唐时期，下则对元及以后的明清两朝亦有影响，故略述之。

隋唐五代时期对于金代吏制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从制度沿革的角度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隋唐时期确立的三省体制（唐玄宗时演变为中书门下体制），为宋以后政治体制的运作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和运行模式^[38]，五代十国时期的大多数制度多承袭唐朝，包括职官制度^[39]，金制直接渊源的辽、宋政治体制亦承唐制而来；二是隋唐以来，恰是官吏分途的新的阶段，唐代的官吏分途，为观察吏制及吏员群体提供了开端和样板，且探寻金代吏员的群体性及分类、分层现象及其发展，亦需要置于唐宋时期这一大段时间内。唐代吏员研究，以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为代表，提出流外官和杂任常被统称为内外杂职掌或职事人、杂色人，流外官是唐代吏的主体，而唐代胥吏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总介于入流、未入流和杂任之间。叶炜《试论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主要讨论了该时期中央文书胥吏组织系统形成发展的过程和环节，梳理了都事、录事、主书、令史、书令史、府、史等胥吏的结构体系，指出了胥吏地位进一步下降的事实。俞鹿年《唐代的胥吏制度》（《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论述了唐代吏胥的类别、职掌、来源、待遇及政治地位与作用。同类文章还有任士英《唐代流外官名例试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唐代流外官制度研究》（上、下，《唐史论丛》第五、六辑，1990、1995）和《唐代“流外出身人”叙职考》[《烟台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王永兴《关于唐代流外官的两点意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和《通典载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流外官制校释》（《文史》三十五辑，中华书局，1992）等。

五代时期的制度研究，以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一书为代表，其中有专节对五代时期的荫补与流外铨进行了考证，并与唐代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显示出五代十国制度总体上承唐制而来并有所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五代十国制度是唐宋时期制度沿革流变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对金代吏制的历史定位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近年来，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探讨了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问题，从文书胥吏系统的发展背景、形成进程，以及针对文书胥吏群体的特殊管理方式等层面入手，对作为一种政府公务人员分类、分层现象的官吏分途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源流、演化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洞微烛幽的考察。同类研究还有李锦绣《官与吏：界限的模糊》（黄正建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等。

明清胥吏制度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理清金元一脉相承的吏制在历史发展中的延续性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重要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有李洵《论明代的吏》（《明史研究》第四辑，黄山书社，1994）一文，以“吏”为中心，对吏在明代的演变，明吏的特征和吏在官僚政治中的特殊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赵世瑜《明代吏典制度简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对明代吏典的参充、升转和离役、职任、待遇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王雪华《清代吏胥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对清代吏胥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官僚政治与吏胥制度的关系以及吏胥在官僚机制中的位置进行了考察，对吏胥制度在传统社会后期兴盛的缘由、清代吏胥制度的特点以及吏胥制度的历史缺陷进行分析。同类研究成果还有缪全吉《明代胥吏》（台北，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1969）和桑国东、徐舜尧《明代吏员制浅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等。

对吏制或吏治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也颇丰盛。颜文广《明代官制与吏制的区别及其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对明代官制与吏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官制与吏制之间的区别，探讨了区分官、吏的制度的优劣。赵毅《明代吏员和吏治》（《史学月刊》1987年第2期）对明代吏员名目、数目、升转制度及吏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刘文瑞《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对明代州县吏治的表现进行了论述，提出明代州县处于官僚和社会矛盾夹击的两难境地，是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侯荣华《明代胥吏制度与明代吏治》[《赤峰学院学报》（科学教育版）2011年第6期]认为胥吏制度是影响明代政治的最重要因素。他对明代胥吏制度及其对吏治、明代政治等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提出明朝的胥吏制度继承元制而来，明朝亡于吏治，并认为明朝吏治败坏，很大程度上与胥吏制度有直接关系。同类研究成果还有徐林《明吏心态初探》（《求是学刊》2001年第6期）、《明吏为政心态与吏治腐败》[《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洪勇《明代吏员的选拔》（《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吏员制度的研究并不均衡，秦汉吏制，魏晋至隋唐、宋元、明清的吏员制度研究成果颇多，相关论文多如繁星，或已有专著已面世。金代吏员制度的相关研究，总体的研究还很薄弱。

综合上述对金代吏员研究现状的评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学界前辈对于金代吏员某些方面的研究，以及其他朝代吏员的研究为研究金代吏员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及方法。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上述金代吏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是远远不够的，金代吏员研究还存在很多空白点，如从总体上对金代吏员的把握不够；金代吏员的职责与管理等方面研究匮乏；金代吏制的源流等方面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金代吏员的社会活动对金代社会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仍有不足；对吏员的评价及对金代吏制的评价欠缺；缺乏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对金代吏员制度的系统的研究；金代吏权大盛的根源及背景亦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金代吏员的民族特质亦缺乏探讨。因此，本书以金代吏员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针对金代吏员研究广度、深度不够以及存在研究盲点的研究现状，着力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金代吏员制度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梳理和探讨，拾遗补阙，抛砖引玉，以推动金代吏员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