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敌人”观念的原初想象

“敌人”既是人们建构的一种观念或意象，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虽然直到现代世界，人们才对“敌人”予以特别的关注，但是敌人向来就存在。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最初都是通过把“野蛮人”或“外族”化约为易于把握的空间单位来建构敌人的，都体现了某种种族中心主义的世界幻想和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从而具有强烈的族类认同和排他意识。古希腊的敌人观念模式体现在“文明人”和“野蛮人”（最初只是“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区分）的区分之中，而古代中国的敌人观念模式则体现在“夷夏之辨”中。（注：我们必须注意到，分析敌人观念的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都是作为工具使用的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与它所象征的事物并不是同一的，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也不是同时延伸的。当然，如果这种模式能够较为充分地说明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敌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种符号是有效的。正如汤因比所言：“如果要使一个符号作为思维活动的工具来发挥效用，意即作为一种‘模式’发挥效用，那么它必须简化并敏锐到一定程度。”因此，我们不能期待我们所使用的模式完整地概括出敌人的结构或特征，或者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这种模式至少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原初形象，在其他文明中应该具有某种适用性，或者说在其他文明的历史中也可以见到这两种模式的构成成分。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第31—32页。）无论古希腊模式还是古代中国模式的“敌人”意象，它们都是通过战争所建构和强化的，而“野蛮人”和“夷”（类似概念还有“外邦人”、“蛮夷”等）则是“敌人”观念的原初想象。想象是形成群体认同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注：参见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56页。）我们此处所说的“原初想象”主要是指古代人如何看待本国（或城邦）之外的世界，即对异域或他者的想象。对敌人的想象赋予国家或城邦意义并确保其构成的长远性。正如夏皮罗（Michael J.Shapiro）所说：“为了分析世界上的事物是如何产生意义的，必须分析想象过程的结构。产生意义的想象过程不是简单的纯粹无实体意识；它们是历史传承的实践，根植于语法的、修辞的和叙述的结构风格内，甚至组成了科学话语。”（注：Michael J.Shapiro，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Writing Practices in Biography，Photography，and Policy Analysi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p.7.转引自［英］马克·B·索尔特：《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肖欢容等译，第6—7页。）我们之所以将“野蛮人”作为敌人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因为文明本身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野蛮，历史的进步总是无法摆脱野蛮的阴影。（注：“野蛮”这个词一开始就与空间的概念相联系。用来表示“野蛮”之义的英语词汇barbarian的词源是希腊语barbaroi，这显然是一个含有贬义的概念，指的是与居住在“文明”之地即希腊的人们不同的、在其他地区生活的“未开化”的民族。后来古罗马人继承了这一概念，用来指称在北方威胁着古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成为“barbrus”。古代中国从远古时代就把生活在周边的民族或者部族视为“野蛮”的夷狄之民。）人们对“野蛮”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往往非常含混，既有知识论的意义，也有价值论的意义。例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指出：有人认为由于古希腊人蓄奴并消灭政敌因而他们是野蛮的。有人认为古罗马人野蛮是因为他们在竞技场和角斗场牺牲人命。而中世纪由于宗教迫害和铲除异端，因而也是野蛮的。因此，研究“敌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具有某种历史意识，“我们绝不能把任何过去的东西束之高阁”，“只要我们没有变回野蛮人，我们就绝不应该离弃古代”（注：［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刘北成、刘研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页。）。而且，“野蛮”体现了一种话语源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政治家都由此获得某种“灵感”。然而，“文明人”和“野蛮人”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二者通常可以相互换位。因此，“文明人”和“野蛮人”存在着天然的互生关系，“野蛮人”的存在有助于“文明人”共同体内部和共同体边界的政治行动合法化，即使“野蛮人”本身随时间在改变。（注：参见［英］马克·B·索尔特：《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肖欢容等译，第6—7页。）“文明人”的帝国一旦得以确立，帝国之外的民族和国家自然就被视为“野蛮人”；一旦帝国衰败，曾经被其征服的敌人——“野蛮人”就将建立自己的帝国，并将曾经的帝国宣布为“野蛮人”。例如，古罗马帝国的衰落就是吉本（Edward Gibbon）所说的“野蛮人和迷信的胜利”，古罗马帝国在其最后阶段深深地受到了“野蛮人”的影响。（注：See Walter Goffart，“Rome，Constantinople，and the Barbarian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1，86（2），p.275.）

古希腊人的“敌人”观念源于他们对宇宙和人类的认识方式。古希腊人常常通过“对立”关系来认识世界，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对立”是万物的本原。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对立关系都非常明显：人与神、自由人与非自由人、文明人与野蛮人、朋友与敌人、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等等。大量存在的对立关系反映了古希腊人的推理方式和思维方式，对立、极性乃至竞争的观念使得古希腊人不断创造对比、对抗与敌对。（注：参见［法］皮埃尔·布吕莱：《希腊人和他们的世界》，王美华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西方人对“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分后来逐渐演变成“信仰”和“异端”之辨。而古代中国人的“敌人”观念则与“夷夏之辨”有着密切的关系。“夷夏之辨”后来发展成“人禽之辨”、“华夷之辨”。而近代的西方与非西方之争同样是这种文明与野蛮观念的延续。在欧洲人眼中，中国人乃至东方人都是“野蛮人”。而在某个时期，中国人则认为西方人多存“禽兽”及“野蛮人”之余习。实际上，文明和野蛮的二元对立归根结底乃是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对立。

总体而言，我们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古代人的。古代人所形成的敌人观念常常让我们这些现代人深感不安并对此产生种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古代的敌人观念奠定了现代的敌人观念的基础，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敌人观念与古代的敌人观念有着重大的差别。古代的敌人观念整体上是在地理和文化或文明的意义上确立的，而现代的敌人观念则主要是在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上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