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人大 迈上新闻教育讲台

机会还真来了！粉碎“四人帮”后，母校的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1973年人大停办后，新闻系成建制地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建立的新闻专业要招收研究生。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好几夜没睡好觉。我想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于是我把以前的听课笔记和学习资料找了出来，开始了考研准备。

当时我已经被任命为中学副校长，工作很忙，我只能尽量安排好工作，抽空学习。在仓促准备的情况下我匆匆参加了考试，然而没想到竟然顺利通过了初试。1978年6月底，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复试通知。7月中旬我们参加复试的9个人在北京大学见面，大家聚在一起，怀着同样的理想和激情，都希望能够借助国家振兴科学和教育的战略决策，获得学习深造的机会。

记得当时我曾作诗一首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

燕园从来多知识，科学友朋常来去。

妖氛霸道闲十年，今日“老九”[5]又重聚。

“蝙蝠楼”[6]上论今古，未名湖[7]畔传笑语。

侪辈不才却有志，愿为四化献心力。

幸运的是，那年正赶上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回归人大新闻系，而复校后的人民大学决定扩招研究生。结果，9人中我和童兵、贾培信、林良旗、俞家庆、谷长岭、张涛、冯迈8人有幸被录取。

1978年10月，我荣幸地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108名研究生中的一员，由此开始了我筑梦人大，并选择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一个新阶段。

由于入学考试“新闻理论”科目的考分高，我和童兵成了新闻理论大家甘惜分老师的研究生。而没想到的是，新闻理论竟然也因此成为我们后来几十年始终不变的专业方向和事业追求。

3年的研究生学习十分艰苦。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已过而立之年，年龄最大的已经40岁。大家都是不分平时和假日，尽可能地多读书，多学习，总想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总想为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多做些知识和能力储备。“为国追科学，春风正有时”，是那时我们这些研究生们学习报国的一种理念和境界。

入学后，甘惜分老师给我和童兵确定的具体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他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并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梳理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点。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天的活动空间都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一条线。我们没白没黑地日夜读书，做卡片，整理马恩的主要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快要读完了，甘老师又告诉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11卷中央编译局已经译完，他已联系好，让我们继续去通读。就这样，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通览了一遍，做了几千张卡片，最后整理成4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后由人大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本以年表形式介绍马恩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的著作。

通读马恩全集，不但使我们对马恩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有了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学到了知识，增强了理论修养，而且使我们领略到了他们的道德品行，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和提高，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研究兴趣，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成为我们后来一直坚持的研究方向。

1981年10月，我们8名研究生都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辩，3年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当时毕业分配有几种选择：一是到新闻媒体做业务；二是去中央机关从政；三是到新闻院校搞教学和科研。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和甘老师的建议有着很大关系。他对我说，你都30多岁了，学的又是新闻理论，再去当记者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还是搞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好。我自己也想，当记者只是自己去实现新闻理想，当教师则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新闻梦”。因此，最后我选择了到大学教书，迈上了新闻教育的讲台。

研究生毕业我选择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这是公安部1978年创办的第一所正规普通高校。由于是新办学校，又是公安系统的院校，当时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相对容易些。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和同是毕业于人民大学，但却一直不在一起工作的爱人姜秀珍那时分居生活已近8个年头。这期间，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我爱人付出得太多了！尽快结束这一局面，在保证工作能够专业对口的前提下，尽可能去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这是我那时首先考虑的。

当时的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正在初创时期，教学和日常工作困难都很多。我们几个新分去的研究生，同从全国各地新闻单位调入不久的一些老师一起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过程。写教案，改作业，请老师，带实习，许多教学工作大家都主动承担。在全系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新闻系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而且在社会上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和影响，毕业生在公安口和新闻界都很受欢迎。我本人在1984年年初被任命为新闻系副主任，后来又主持系里工作，同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克服各种困难，一起创业、奋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84年夏国际政治学院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之后，新闻系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定位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发展面临许多新的困难，1986年学校决定新闻系停止招生。而这时新华社新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希望我能过去工作，经过双方协商，这年年底，我正式调入中国新闻学院。

新成立的中国新闻学院，由于背靠新华社这棵“大树”，因而有其独有的办学优势。学院院长由新华社社长穆青亲自兼任，他为学院确定的办学方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德才兼备人才”，这就使得学校的发展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新华社在人、财、物方面都给学校以有力支持。学院的许多领导和老师都来自新闻采编一线，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学生也可以利用新华社的资源和条件进行实践锻炼，这对提高教学和教育质量十分重要。

到中国新闻学院工作，对我业务和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很大。特别是这期间学校安排我到新华社国内部当记者，使我对如何从宏观上认识新闻工作，如何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如何实现新闻宣传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有了许多实际感受和体会，增长了很多知识和经验。

1992年，我服从校领导的安排担任了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负责人，从此，投入了很多精力进行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新闻学院虽然当时只是个不足千人的小学校，但是各项工作都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实施管理。我所在的研究生部从组织招生，到日常教学，再到毕业分配，每个环节都按部就班，严格要求，尽可能不出问题和差错。部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尽责，大家都愿意为学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新闻学院的学生除满足新华社自身需要外，还输送一部分到中央的一些新闻媒体。由于有着良好的师资和充足的生源，加上平时的严格管理，学生的质量很高，多年来，每到毕业分配时都供不应求。那些分到新华社或社外新闻媒体的学生中有许多都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个别突出的毕业生，后来还被评为“百佳新闻工作者”和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获得了“长江韬奋奖”。作为老师和研究生部的管理人员，我真为学生们的成长和进步感到高兴。

然而令人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正处在发展高峰期，在国内已经很有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学校，1998年却决定停办了。那时虽然也曾酝酿过与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合并，我还因此受聘担任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但是最终合并却未能成功。

当时一些领导希望我留在中国新闻学院转制后的新华社教育培训中心，或是转入新华社其他部门工作，并且为我安排了局级领导职务，但是出于20多年来与新闻教育所结下的那份情缘，我最终还是毅然选择离开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