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梦想 跨入新闻专业大门

1945年农历二月初五，我出生于山东省高青县。7岁那年，我随母亲从山东老家千里迢迢前往福建，与随军南下后留在那里工作的父亲团聚。从此，我在福建度过了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整整12年时间，经历了由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可以说，我追梦新闻的理想扬帆和事业起步都是在这里，也正因为此，福建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我也总是自豪地把她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64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那年我从福建省漳平一中高中毕业。在选报高考志愿时，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当记者一直是我的理想。记得1961年初中毕业那年，中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写的就是想当记者。在作文中，我阐述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我喜欢走南闯北，喜欢旅行，所以新闻工作很适合我；二是新闻工作可以为老百姓说话，为社会与民众伸张正义。那篇作文得分很高，在那时的我看来，分数本身就是对理想的一种肯定。上高中后，我负责全校的黑板报工作，这不仅使我的写作水平大有长进，还使我积累了一些宣传工作经验，培养了我对做新闻宣传工作的兴趣。

真可谓“事遂人愿”，在经历了高考之后的苦苦等待之后，我终于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我开始跨入新闻专业之门，踏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新闻追梦之路，也开始了我在首都北京几十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大学生活紧张而又愉快，我和同学们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大家都在努力地学习。认真听课，广览书报，相互交流，热烈争论，成了我们每日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1965年，新华社投资20万元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创办新闻摄影专业，我和徐光春、赵伟等20名同学成为人大新闻系历史上的第一批新闻摄影专业的学生。当时作为新闻摄影专业的学生，除了课堂学习外，课余时间我们总喜欢挎着相机四处拍照。那时，人大校园里常常能见到我们的身影。

正当我们憧憬着成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按照学校与新华社达成的协议，当时我们20个人是作为新华社代培生培养的，毕业后都进新华社工作）的美好未来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使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当时大家都没有想过今后该怎么办，好像也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些，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

突如其来的“大革命”，像一把火点燃并催生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革命”激情。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一开始大家似乎都“毫不犹豫”地跟着报纸和广播的宣传走，参加红卫兵，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搞大串联……总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什么“时髦”干什么。不过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打、砸、抢”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干，我觉得这是一条做人的底线。

随着“运动”的深入，很多地方和单位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派性争斗，双方都以对方为“敌”，相互攻击，有的甚至动用武力，在“文攻”的同时搞起了“武卫”。人大校园里的两派也争战不休。一派把对方称为“台湾”，另一派把对方指作“（越南）南方”，双方都把“解放”对方作为自己的使命。于是偌大校园再也听不到读书声，有的只是高音喇叭的喊叫声。面对这样的状况，同学们越来越感到茫然，起初的那份“革命”热情也渐渐消退，不少人选择了回避的做法，悄然离开了学校，我也乘此机会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山东。

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作为“领导干部”的父亲的被批斗给了我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从青少年时代便“提着脑袋”投身革命的父亲是真正的革命者。在我印象中，这些年来除了“革命”和“工作”，父亲从来没有别的什么追求，即使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他也毫无怨言地依然在尽心工作。但是让我想不通的是这场“大革命”，“革”的却是这样一些革命者（这时已成了“走资派”）们的“命”。这使我感到迷茫，并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后来，根据中央的精神，工宣队[1]和军宣队[2]把我们召回了学校，组织我们下乡、进厂，学农、学工。这期间，我们到过海淀苏家坨，体验过京郊农民的乡村生活；我们去过北京特钢厂，感受过城市工人的工厂生活；我们还到过房山，参加过那里正在兴建的东方红炼油厂（即现在的燕山石化公司）的建厂大会战，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创业的艰辛和喜悦。

再后来，我们又奉命回到学校参加“教育革命”，搞“斗、批、改”[3]……

在闹哄哄的“革命”中，我们送走了一年又一年，转眼间到了该毕业的1969年（当时的学制是5年），我们盼着早日离校参加工作。没想到，上面又让我们这一届学生推迟毕业，同1970届（“文化大革命”前招的最后一届即1965级）同学一起留校继续搞“斗、批、改”。

总算熬到了1970年，可令我们失望的是，这时毕业分配已经不能按正常程序进行。根据那时的规定，凡中央直属单位一律不接收大学毕业生。留北京，进新华社或其他新闻单位是不可能了，同学们都分到了外地，我被分到了辽宁大连。按照当时辽宁省“文理科毕业生必须当教师”的规定，我被分配到了大连市第56中学当了教师。没想到这一干就是8年。这期间，虽然也曾有过几次离开学校到新闻宣传单位工作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却都未能如愿。

在大连市56中工作的8年中，虽然不能专业对口搞新闻，我心里有些失落，但是出于对学生和家长的责任感，我在工作上很投入。那些年，我教过语文、政治，当过共青团书记，最后还做了副校长，被评为市、区优秀教育工作者。这期间，1974年夏天，我还受组织委派担任带队干部，带领大连知识青年1973年，我曾教过的大连56中王冬梅等9位同学给辽宁团省委写信，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锻炼，受到团省委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成为当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典型。在他们的带动下，大连知识青年开始掀起到昭乌达盟（今内蒙古赤峰市，当时属辽宁省）插队的热潮。我作为大连56中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受大连市委派作为带队干部，带领包括王冬梅等9位同学在内的第一批大连知识青年[4]到辽宁省昭乌达盟（即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查干公社红旗大队插队，在那里同牧民和知识青年们一起放牧、割草、种菜、打井、捡牛粪，经历了一年草原牧区生活的艰苦锻炼。

但即使这样，在我内心深处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当时我经常在校内外拍一些照片，还在学校举办过摄影作品展览。另外，有时我也为新闻媒体写些稿件，有的稿件还被《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刊发和播出。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有机会重新实现我的新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