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必须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试验性的、谨慎的人民币国际化

从国际货币演变史来看，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英、美模式不可复制。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依靠的是殖民主义政策和金本位带来的货币声誉；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依靠的是战争的偶然因素带来的黄金流入，人为的黄金、白银收购计划以及美元借贷。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对1914—1924年和1936—1944年美元本位制的事后确认，使得美元依托美元金本位进一步强化了美元国际货币体系。而日元国际化进程史表明，币值过大幅度的波动，不注重提高国内金融系统效率而转而追求形式化的、受制于别国干预的货币国际化不会取得实质性成功（王晋斌，2012）。从德国货币国际化的历史来看，德国货币国际化是相对成功的，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主导了2000年欧元的诞生。

应该说，上述一些货币的国际化历史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只提供了失败的经验而没有提供成功的经验。人民币国际化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市场及其投资者需要人民币干什么？换言之，中国必须为国际市场和投资者创造出采用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并且这种机会是相对稳定的和可信赖的。由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只可能走试验性的、谨慎的国际化路径。

为国际市场和投资者创造出采用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投资的稳定、可信赖的机会使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能够从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升级为金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或兼顾制造业和金融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要具备金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目前来看，可以说是极其困难和不现实的。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愿景更可能的情形是规避日本在国际经济中的份额及地位与其货币份额及地位不对称的尴尬局面（见表1—1），使得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人民币也能逐步取得应有的份额和位置，尽管目前和未来较长的时期存在类似日本的情形。

从货币国际化所需的国内条件来看，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汇率弹性等都与国际化的条件相差甚多。从国际条件来看，美元不可能放弃其国际货币主导权，国际货币体系本身的改革虽然在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但改革步伐极其缓慢，美元国际货币体系本身不具备大变革的内在动因。首先，美国总是拒绝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免丧失其对国际货币的垄断权，并且往往在实践中通过修修补补来维持现有体系，如在SDR中增加新兴经济体货币的话语权等。其次，历史表明各国政府也不愿意看到国际货币体系的剧烈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换言之，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使用具有惯性和刚性。再次，在现有的美元体系下，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战略。美元的走强会大大降低外围国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动力。强势美元增加了外围国家的产品出口，刺激了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当外围国家累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时，外围国家也不愿意看到美元贬值带来的估值效应损失。而在美元弱势时，美国没有足够的筹码来减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成本。因为弱势美元降低了美国外债的价值并有利于调整美国经常账户的不平衡；而且弱势美元也挤压了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倒逼外围国家货币升值，使得外围国家在短期中难以调整过去的内外部门经济结构，尤其是在欧洲和日本经济国内需求增长不足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币值上的弱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来的却依然是地位上的强势美元。

这就是次贷危机后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来的结果。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出现了暂时的下降，但目前恢复到了接近过去十几年正常的接近70%的水平。币值上的弱势美元依然是地位上的强势美元，美元是美国的，问题是世界的，这种状态将持续多年。在上述内外背景和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将面临一系列的内外部条件的约束和不确定因素，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必然呈现出试验性的、谨慎的特点。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及跨境上市、对外投资、货币互换、经济区域化联盟等政策措施的推进，2012年新加坡成为继中国香港之后的第二个人民币离岸结算市场。依托中国经济在周边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和人民币稳定的币值，境外人民币持有的范围，已逐步从东南亚边境向中亚、东北亚地区扩展。中国香港、新加坡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交易改变了过去境外人民币交易非正式的、地摊式交易的局面，规模得到了较快的扩大并保持了基本平稳。依据中国香港金管局2012年10月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香港人民币存款数额达到5548亿元，在2010年的5000亿元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增长，但其增长幅度是有限的。

应该说，目前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都带有试验性、谨慎的特征，但这些政策的方向都是一致的，都是要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二）立足于货币的区域化，但超越货币的区域化

国际货币历史表明了货币竞争的实质和基础是实体商品和金融产品的竞争，区域或全球明确的国际分工位置和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是货币区域化或国际化成功的关键。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来看，全球基本上形成了以美国的金融及其创新为顶层、以德日的高端制造业为中间层和以以中国为核心的中低端制造业为底层的全球分工格局。这种分工格局的形成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是市场本身选择的结果，也是比较优势选择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刚性。因此，全球经济的分工格局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也不会有重大的调整。即使经历了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足以证明这种分工的刚性，而且也不可能出现来自国际分工顶层的主动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要更多地依靠自身比较优势的延伸和扩展，要依托经济分工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深化和拓展。

从欧元的案例来看，欧元的成功首先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成功。欧元面临的问题也是随着欧元区域的迅速扩大、欧元区政治一体化的速度超越了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速度而产生的。同时，欧元还面临缺乏统一的欧洲财政监督机制带来的欧洲债务的急剧膨胀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欧元始终面临的挑战。就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来说，政治一体化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也就不可能存在政治一体化超越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进而也就不存在通过政治一体化来主导统一货币形成的可能性。同时，由于亚洲各个国家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各国对财政政策的依赖程度也不同，搭便车的心理和动机使得统一的财政监督机制不可能产生。因此，不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来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亚洲不可能像欧洲那样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亚元没有前途。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超越货币的区域化。

立足区域化而超越区域化，并不是要贸然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国际化实质是中国经济本身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的变迁和扩展。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从人均GDP水平还是从产业分工优势来说，人民币成为国际上的储备货币要经历较长的过程。按照既有的产业升级发展规律，中国经济还将经历工业化到后工业化再到经济的金融化的过程，这需要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不顾国际分工格局贸然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类似于把一个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推向国际市场，其生存的空间小而压力巨大，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日元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化失败案例为此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依托现有的经济比较优势的延伸和扩展，不能跨越式地加速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