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的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已形成了以工业制成品进出口为主导，并附之以初级产品进口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而形成这样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则是资源禀赋和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资源禀赋形成了制造业的分工基础，而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路径改善了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提高了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格局。在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还没有达到能够支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导的贸易模式的条件下，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构成了中国出口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典型产品是农业产品和纺织业产品。1980—1991年，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动植物油脂及蜡出口额一直占总出口额的10%以上（1980年这一比例最高，达到16.8%，1991年这一比例为10.3%）。此后，由于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上升，这一比例逐步下降，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仅为2.68%。从纺织业相关产品的出口状况来看，1980—1995年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历年的出口额一直高于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额，两者总差额为670.8亿美元，而且前者占据了同期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26.8%。1996—2000年，机械和运输设备成为仅次于杂项制品的创汇出口产品类别，并且在加入WTO的2001年，机械和运输设备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类别。在加入WTO之前的2000年，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出口额占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额的51.5%，而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8.3%。因此，在加入WTO之前，可以认为中国对外出口创汇产品是以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这一时期的贸易分工格局。（注：McDonald、Robinson和Thierfelder（2008）的研究表明，劳动力优势在未来数年中都是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企业与亚洲其他出口相似产品企业相竞争时的一个优势。）其中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决定这一贸易格局最重要的因素。表3—7的数据显示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资源禀赋。在总体上，在中学学生入学率、人均可耕地和人均资本形成额上中国低于亚洲总体水平，更是显著低于欧盟（15）和北美洲国家的水平。

尽管人均资本形成额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但中国区域内差别很大。在人力资本（中学学生入学率）和人均资本形成额上，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中学学生入学率）和人均资本形成额一直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为东部地区实施资本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的外贸策略提供了资源禀赋基础。为了发挥整体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和局部区域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资源禀赋在对外贸易中的潜在生产能力，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产业科技、外贸和投资政策来缩短从潜在生产能力到实际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从1985年开始中国实施了出口退税政策来鼓励企业出口，同时，产业政策支持、鼓励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的进口和吸引有技术含量的FDI。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进一步促进了FDI进入东部沿海地区，FDI的进入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形成了经济增长和FDI进入的良性循环，快速提升了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了高新技术进出口的快速发展。Fung等人（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陆的GDP每增长1%，来自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FDI分别增长0.76%、0.71%、0.40%和0.58%；而中国大陆的劳工素质每提高1%，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的FDI分别增长0.97%、1.29%、0.43%（见表3—8）。因此，中国内部资源禀赋的差异和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而技术的进步则促进了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贸易。

第二，通过政策创造比较优势，并形成了制造业的垂直分工格局。

1990—2006年加工贸易出口额一直占据总出口额超过50%的比例，这与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实行的优惠政策措施密切相关。优惠进口商品的进口额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比例很大。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1999年为出口而进口的中间投入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44%；2000年优惠进口的商品金额所占比例达60％，其中加工贸易免税进口的占41%，合资企业初始投资免税进口的占13%，其他减免税进口的占6%。

在国际制造业垂直分工的大背景下，各国处于产品增值链中的不同环节。中国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强化了中国在国际生产链中“组装与加工”的分工，造就了中国“制造工厂”的地位，进而成功地创造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从1980年到2006年，中国的出口由182亿美元增加到9691亿美元，年均增长15.8%。其中，一般贸易由174亿美元增加到4163亿美元，年均增长14.1%，加工贸易由大约656亿美元增长到5104亿美元，年均增长30.3%，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由1980年的3.6%上升到2006年的54.66%，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快速成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虽然加工贸易的附加价值比较低，但由于中国拥有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加工贸易在吸纳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内大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加工贸易的增值率也不断增加，这表明出口商品的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图3—5的数据表明了这一点。产品结构的优化则表明了中国的加工贸易既有劳动密集型的，又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而且越来越偏向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方向发展。以2002年为例，加工贸易增值率超过47%，出口机电产品1170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65%，占全部机电产品出口额的74%。在加工贸易出口中，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产品占有重要地位，2002年加工贸易出口高新技术产品60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6%。

偏向于加工贸易的政策措施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玩具、鞋类等传统产品的出口国，而且也是家用电脑、个人电脑、手机等信息技术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加工贸易出口全部是制成品出口，而且，加工贸易中技术含量较高、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的比例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传统产业的加工贸易额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针织品、皮革和鞋类等），加工贸易的主要产品构成转向机械和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加工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据调查，以200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较高的深圳市和北京市为例，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只占3%，加工贸易占了90%以上；而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加工贸易也占了83%。在200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电子信息类产品中，通信类产品的加工贸易额占了93%，而计算机产品的出口额的99%都是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实现的。可见，偏向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不仅强化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且带来了中国制造业技术的不断升级，从而改善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

相对于1992—2001年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而言，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中国实施的是与WTO规则相适应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中性贸易政策，即既不过分鼓励出口，也不过分限制进口。中国的名义关税税率的算术平均水平由1991年年初的42.5%逐步下降到了2000年的15%，而到了2005年，该数值进一步下降至10%。同时，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也大幅度减少。此外，2004年出口退税政策发生调整，即将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由先前的平均15.11%调整为12.11%。200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已经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出口激励、增加进口和对外投资激励的措施。2007年6月1日起调整了部分商品进出口暂定税率，7月1日起实施出口退税新政。

然而，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并没有对中国的出口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虽然关税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使加工贸易相对于一般贸易的政策优势有所减弱，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由2001年的55.41%下降到2006年的54.66%，但总出口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这充分表明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逐渐从人为创造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政策中游离出来时，国内大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开始支撑中国制造业发挥比较优势，继续推动中国出口的强劲增长态势。

第三，内外贸一体化带来的规模经济进一步巩固并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国内大市场的快速形成和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使出口企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开始显现。庞大的人口基数、商品市场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和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使中国国内大市场迅速形成。从劳动力素质和成本来看，随着中国人力资本的提高，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导致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外贸企业，尤其是FDI的企业更加看重中国的国内市场，并不是单纯为了出口。调查研究表明，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了其生产的80%以上的产品，只有不到20%的产品销往其他国家和地区（Fung，LauandLee，2004）。而来自日本政府的官方机构的调查表明，日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附属机构有47.2%的产品在中国本地销售（见表3—9）。因此，产品销售的内外贸一体化给这些外资企业带来了规模经济优势。

由于来自美国和日本的FDI只占总FDI来源的不到20%，为了进一步说明国内大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我们采用了间接证据来证实这一点。本报告采用各类商品出口数量占该商品生产总量的比例和国内销售数量与出口数量之比来描述产品国内外市场销售比例的变化，以突出国内大市场的发展。图3—6中的部分商品出口数量占该商品生产总量的比例的趋势显示大多数商品的出口数量占该商品生产总量的比例是下降的，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照相机类产品。这说明有越来越多商品的生产，尤其是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不仅是为了出口，而且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图3—7中的部分商品的国内销售数量与出口数量之比的数据表明：大多数商品的国内销售数量与出口数量之比呈现上升趋势，虽然有些商品上升趋势不是很明显，但由于中国商品的出口增长得十分迅猛，即使国内销售数量与出口数量之比不变，也反映了该商品国内销售数量的大幅度提高。在国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外贸企业尤其是FDI企业更加看重中国国内市场。可见，内外贸一体化导致的规模经济优势逐步得到发挥。同时，由于规模经济本身是一种比较优势，它要求巨大和复杂的生产设备、大量的原材料、相应的科研开发及资源的专业化分工，特别是在当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纵深发展的条件下，规模经济优势更体现出技术水平和分工程度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那些与技术进步、资本密集紧密相关的行业会更加呈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从而使中国独特的大国效应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体现出多种条件有机组合下的、多层次的比较优势，从而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

第四，技术进口与国内企业创新并举，推进了高新技术的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

技术进口与国内企业创新并举是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技术进步的基本路径。为实现部分技术跨越的战略构思，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来积极支持科学和技术（S＆T）方面的基础研究。受制于财政收入的规模和改革进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需要财政资金来平衡的事实，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用于科研的资金占GDP的比例相比（2%~4%），目前中国的这一指标只有1.3%左右。中国科研投入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中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比例小。在1995—1999年的平均R＆D的支出结构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为5.16%，用于应用研究的比例为24.37%，70.5%的R＆D费用用于实验研究（《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为加速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中国通过引进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FDI来促进技术的升级，外资来源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绝大部分的FDI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从表3—10的数据来看，中国内地的外资利用主要来源于亚洲地区的“四小龙”，其中以中国香港为首（2000年中国内地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FDI占当年FDI总额的38.07%）。中国内地来自欧洲的FDI主要来自英国和德国，中国来自北美洲的FDI主要来自美国。2000年来自这三个洲的FDI占中国FDI当年总额的86.04%。

尽管近些年来，来自欧洲和北美洲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FDI的比例正在上升，但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亚洲的“四小龙”仍然是中国内地最重要的FDI来源地。来自《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显示，2004年来自亚洲“四小龙”的FDI占中国内地当年总FDI的50.1%，来自日本、美国、德国的FDI分别占中国内地当年总FDI的8.99%、6.50%和1.75%。这些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FDI，既累积了中国内地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注：1992—2005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年均比例为11.4%。资料来源于http：//www.fdi.gov.cn/。），又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表3—11的数据表明，按照OECD技术分类标准和劳尔技术分类标准，“三资”工业企业中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在所有企业中的比例是最高的，约占整个“三资”企业的25%。

与此同时，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国内企业技术创新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总体上，R＆D在GDP中的比例呈逐步上升态势。2000—2006年中国的R＆D在GDP中的比例分别为0.9%、0.95%、1.07%、1.13%、1.23%、1.34%、1.42%。相对同期其他国家来说，2002年这一比例低于日本的3.1%、美国的2.7%和欧盟（25）的1.9%，但明显高于南非、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处于中游水平。从最近几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投入来看，2000年该投入为353.4亿元，而2005年该投入达到1250.29亿元，增长了近3倍。这种依靠进口技术和国内研发并举的技术进步路径促进了企业的进步，对外贸易也因此表现出高新技术出口份额的比例逐步提高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