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围猎规制初创

对围场素有研究的川久保悌郎说，所谓行围，意即进行围猎。其制度是为使旗人按照季节定期出动，使之狩猎，以此讲武。因此，行围可以视同军队演习。事实上，两者在清人的观念中，也非有别，其成绩如何，全由猎物数量而判定。（注：参见［日］川久保悌郎：《清代满洲の围场》，载《史学杂志》，1939年第50编第9—11号，955~956页。）尽管在这里川久保悌郎所说的行围，主要是指自康熙帝建立木兰围场后的情形，但是，猎物的多寡也的确表明了行围的成效，成为射猎者炫耀军事武功的资本，猎获之物除了围猎人员参与分配外，也成为向重要人物或有功人员等馈赠的礼物，奖赏的物品，以及包括祭祀祖先的贡品，并形成一项制度。

1.谁的猎物？

行围是一个集体行为，人数众多。如何获取猎物？行猎所获之物归谁所有？以及如何避免因分配不公而引发的不和或争斗，或私为己有等问题如何解决？就显得十分突出。特别是在满洲贵族政治统治形成过程中，猎物分配仅遵古老获取原则，即“共同猎获的野兽，同等分取”，已经缺乏普遍的约束力，不能适应实际情况了。所以，对于获取猎物，尤其是已经圈入围场的大兽，努尔哈赤要求先射者能射死则已，倘若不能，所遇者协同杀之，“其兽肉与同杀者平分”。若因贪肉而拒绝所遇者助杀，又不能杀死熊及野猪，以致脱逃，则命其赔偿与脱逃野兽相同量之肉。同时，规定“凡有被射伤之大野兽逃出围的，无论何人遇之而杀死时，乃应告射伤之主，其兽肉，由追杀者尽取之”（注：“努尔哈齐定围猎行军之法”，见《满文老档》，35页。）。这就使得参与围猎者的分配更趋于合理，有实施的可能性。当然，这只是对全体行围者层面如何猎物与如何分配的考虑。实际上，随着汗统治权力的加强，所获猎物的分配越来越集中于社会上层。

天命八年（1623）二月初六，努尔哈赤宣布废除诸贝勒各自设丁出猎、猎物归己的旧例，按照社会地位与等级高低，重新规定猎物分配原则。即诸贝勒不论出猎与否，都有资格获得行围中所捕获猎物的皮张。凡自总兵官以下至备御以上，按职分为一至九等，各有多寡，一等各给28张，二等各给23张，依次递减，最低为九等，各给4张。这一分配方案，显然是按照权力和地位安排设计的。

后随着八旗军制完善，行围人数增多，为防止行围中同一牲兽被多人射中，在猎物分配上发生争执，一些细节问题亟须规范标准，尤其在布围后，野兽被困围中，将帅兵士弯弓齐射，猎物算谁射中？战利品当归属于谁？射中野兽者的先后次序，与获得猎物的比例如何确定？包括占有兽皮还是兽肉等情形，就需要明确判断和细化。而分清射猎者，明确猎物归属，必须事先设定规程。故努尔哈赤规定：“田猎时，诸贝勒射中之兽，令从人约誓，勿隐伤痕，勿行争夺。争者也不许对质。”至皇太极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认知猎物归属的办法，主要针对诸贝勒这一贵族特权阶层。天聪二年（1628）十二月，行猎时，皇太极下令“诸贝勒射中之兽有争论之人，仍交审理大臣验对，勿言诸贝勒射中何处，切亦勿言争论之人射中何处，暗中验伤，给伤痕相符之人”（注：“天聪汗率诸贝勒大臣出猎”，见《满文老档》，919页；《清太宗实录》卷4，天聪二年十二月辛丑。）。这样的规定，皇太极本人亦自遵自律。

天聪四年十一月，在札木谷行猎时，皇太极即射中一狍。当即谭泰、阿哈尼堪“蹑其尾，持之以献”。皇太极看后说：“此非朕所射也。朕尝禁人强取人物，而复自蹈之，有是理乎？”切责谭泰等人，令“以狍给原射之人”。其时，围场中有一厮卒，也射中一狍，有扈从者以皇太极所射，持至以献。皇太极亦令“勿妄取”，让诸臣审验。诸臣亦以皇太极所射，复来献。皇太极审视后，依旧说道：“此非朕所射。”“命仍给射者。”（注：《清太宗实录》卷7，天聪四年十一月甲午。）在集体行围中，万箭齐发，至于猎物到底由谁射中，很难判定。为此，审验箭伤、验明射手、猎物归主的办法，也作为行围制度中的一个方面，逐渐形成规矩，成为定例。

在猎物的归属上，贵族特权阶层经常恃势妄为，霸占他人猎物。如天聪四年（1630）的一次行围中，贝勒莽古尔泰强取厮卒所射二兽，又唆使仆人强留他人所射野猪和鹿。皇太极闻知十分生气，令莽古尔泰将猎物归还原主。并斥责其说：“如此夺取，彼随役之人，身困马疲，一无所得，将何以为生耶！”（注：《清太宗实录》卷7，天聪四年十一月甲午。）严令诸贝勒，不能恃强霸物，以强欺弱，以上压下。

皇太极还对诸贝勒说：“尔等不可以诸申所射之兽，冒为己之所射而夺取。果系诸申所射者，勿以贝勒之故而让之，可下法审验射兽方位之虚实。若尔诸贝勒强为己有而夺之，有不惧者乎？”并且专门以阿尔萨兰作为例子加以解释道：“如阿尔萨兰布库最称强勇，然我若令其仆，彼敢不仆乎？”遂以手指阿尔萨兰布库，令之仆，阿尔萨兰即仆。对此，皇太极进一步强调：“若尔等强为己有而夺之，彼等不敢拒绝。”

为了保证以上条例的执行，以防诸贝勒属下射猎后被其主霸占，或主动将功劳归于其主，或以跟随之便利占为己有，皇太极亦令诸贝勒手下之绵甲兵立誓遵行，跟役严加自约。明令随围跟役人等，必须严守两条规定：一是若有盗窃马绊、龙头、马鞍、马辔等物者，则将其主论罪不贷；二是若率马随贝勒行走于围场之内时，不得随身携带撒袋。（注：参见“天聪汗谕诸贝勒不得强取猎物”，见《满文老档》，1347页。）否则，责罚其主，跟役获罪。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行围猎物的经济意义已经悄然发生着改变，其军事政治意味愈来愈浓于经济需要，直至后来木兰围场设立，政治象征性更加突出。

2.行猎军纪与禁令

行围过程中，严密的军事组织纪律是重要保证。即使清廷行围制度完善后，行围之事亦直辖于兵部。努尔哈赤、皇太极都曾不止一次提到狩猎以讲武，须有纪律。（注：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本）卷707《兵部一六六·行围一·行围禁令》，北京，中华书局，1991。）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严肃围猎军纪。规定“凡行军出猎，法令森严，不得喧哗作声”。并解释道：“行军喧哗出声，敌必知觉；出猎喧哗出声，山谷应，兽必逸。”为此“每赴各地，皆先谕令众兵记之”。行军即为行猎，无论是行军还是围猎，严格以牛录为单位。行军时，行则一路，止则一处，不得乱来。行围中，同样遵行，“若不行一路，或由一二人逃离本队，与他牛录人行于围底，则罪之矣！”行进时，围猎者各自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得乱行，规定“披长厚甲者，执长矛及长柄大刀战于前；披轻网甲者，持弓箭从后射之。所选精兵骑马立于他处观之，见有不胜，相机助战”。由于有了这样的保障，故每战皆能取胜。

为了严肃纪律，设有督察牛录的四大臣，即四昂邦。“以察其给一枝箭之十牛录人”。若督察不力，致使所管牛录“进入他牛录地方行走，或使他牛录人进入所管牛录地方行走，或此四大臣自身乱行，皆治其罪”（注：“努尔哈齐定围猎行军之法”，见《满文老档》，35页。）。

皇太极时，依然经常将出兵与行猎并举，对不遵守行围秩序者，亦严惩不贷。天聪三年（1629）十二月初一，皇太极率大兵西趋良乡。命令诸贝勒殿后，自己同两大贝勒在前，且猎且行。至海子时，殿后的左翼诸贝勒，因逐獐，驰至皇太极前。皇太极气愤之极，怒斥道：我命令尔等殿后，是以行猎。今尔等皆前来，谁在后军耶？遂各罚马1匹，给右翼诸贝勒。（注：参见《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二月辛亥。）是以行围方式训练战场纪律。

针对行猎时随猎人等离队乱行的现象，皇太极更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天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谕令“每旗命大臣一员，不佩撒袋，专司统辖。凡不随甲喇、牛录行走及逗留于后者，悉行执之”。当军行至赵甲地方时，皇太极对参围的各级官兵规定行动准则和处罚条例，要求诸贝勒严加管束猎队。无论何人，“不得于围场喧扰乱驰射”，“不得于诸贝勒前迎射”，“诸贝勒亦不得于众人群内驰射”（注：“谕诸贝勒严加管束猎队不得喧扰乱驰射”，见《满文老档》，1356页。）。不过，皇太极亦十分明白，行围过程中，遇到野兽突奔乱逃的突发情况时，很难避免误射或射人，故更要加以约束与惩治。如二十日，在厄野地方行猎时，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见一只狍自山巅突然至马前，引满欲射，狍复向左奔逸，急向后射之。谁知此时其兄墨尔根戴青贝勒从山旁逐鹿，正中大腿，大哨箭入箭鼻。（注：参见“谕随猎人等不得离队乱行”，见《满文老档》，1357~1358页。）对此放箭乱射，误射伤人者，严惩不贷。三十日，行猎时，宗室巩阿岱阿哥被其宁塔哈牛录下人阿尔赛所误射，皇太极大怒，说：“岂有似此之昏人耶？为何不观人妄行射矢？”（注：“宗室巩阿岱阿哥被阿尔赛所射”，见《满文老档》，1347页。）遂亲杖之。

清初二帝，十分强调行围中的分工合作、自司职责等原则性问题。布围后，被围的野兽会逃逸围圈。为保持行围队伍秩序良好，防止兵士断围追赶，努尔哈赤规定：“若见野兽出，勿入围场内追之，无论奔向何人，务由各自所立之处迎射之。兽出围场外，再追赶拦截射之。”至于不按照如此办法做的害处，努尔哈赤均加以解释，说道：“若入围场拦截，则围猎者自家中出来，皆欲射杀野兽，否则何由至此？何人不欲有所猎获？若不各行所任，肆意入围拦射，则马快者将野兽拦截而获，而马劣者及安分守己者，尚有何所猎获？”（注：《大清会典事例》卷707《兵部一六六·行围一·行围禁令》。）故令以所射杀野兽共赏之。

皇太极亦重视步调一致地规范行猎。崇德二年（1637）三月，率众行猎时，因围场中断兽逸，罚瓦克达阿格、和尔本、塔海、昂阿四昂邦之乘马入官。（注：参见《清太宗实录》卷34，崇德二年三月癸丑。）闰四月，皇太极渡辽河行猎，护军统领哈宁噶、巴都礼等，“率猎人前后离伍行”。皇太极怒责道：“尔等皆习熟畋猎之人，凡猎必先整围场，然后并力合围，乃可获兽。今尔等漫无纪律，或前或后，何兽之可得也？”（注：《清太宗实录》卷35，崇德二年闰四月丙辰。）在此，特别强调了团队行动和集体一致的重要性，并不止一次地重申行事规范。天聪九年（1635），说道：凡甲喇章京，务宜申明约束该管汛地兵卒围猎的规范性，若遇野豕及熊毋射，但逐向围内；若遇虎，遣人奏闻。并传报诸贝勒，其人随后蹑其踪。至于自己及诸贝勒已射之兽，令人尾追。毋因所追之兽脱走，而夺他人所射之兽。倘有被夺者申诉，允许往同赴验伤痕官处察视。（注：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707《兵部一六六·行围一·行围禁令》。）

围猎中，集体协作十分重要，但遇兽就是军情，事态变化无常。故对遇见虎狼猛兽时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势，努尔哈赤亦设定了一些必须遵守的规条和办法，以防止勇士因突出个人而遇不测。规定：“见有伏虎，毋得惊动，应呼告众人。若地势有利，则众人围而杀之；若地势不利，则弃之而去。见虎起身奔跑，勿令歇息，遇即追射之。若熊及四岁公野猪，先射者能射死则已，倘若不能，所遇者协同杀之。”（注：“努尔哈齐（赤）定围猎行军之法”，见《满文老档》，33~35页。）有时候“协同杀之”，不见得就能应付行围的突发事件，但依然从严要求。天聪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厄野行猎时，有虎被困于围内，时皇太极随身侍卫噶尔朱巴图鲁持刀追逐，皇太极驰入射中虎，噶尔朱直前砍虎，虎啮噶尔朱所乘马足，噶尔朱即砍杀虎。为此，皇太极责备说：“尔果勇，施于战阵，乃为有益，而用于无益之虎，勇乎？”令其以后“不准复侍御前”（注：“行猎时御前侍卫噶尔朱遇虎击杀”，见《满文老档》，1357页。）。

凡出兵行猎时，不得偷窃，有偷盗者，论罪大小，或杀或鞭，久之，约定成禁令。天聪六年十月初十行猎时，就发生“盗鞍辔屉等物”之事。皇太极认为是法令不彰，人不遵守。遂重申禁令，谕诸贝勒大臣说：夫搜苗狝狩，原以讲习武事，必纪律严明，然后人不敢犯。今行猎兵少，尚多犯法。若师行动众，将何以约束之乎？尔诸贝勒大臣，其偏行亲察，严加惩治。（注：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2，天聪六年十月甲戌。）该谕令后被纳入《大清会典事例》，凡行围时发生不守纪律以及偷盗与行围相关涉物品者，均按大清律例处置。（注：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707《兵部一六六·行围一·行围禁令》。）

行猎如同行军，也严令不得私入庄屯擅取民物，不准践踏田禾，不准砍伐树木，如有违犯，必严惩。天聪六年（1632）出猎中，有猎卒8人，强取民间堆积的榛子柯，各被笞27鞭。（注：参见“谕官兵行猎时不得私入庄屯擅取民物”，见《满文老档》，1356页。）

总之，为了保证围猎的正常进行，军队步调一致，颁布有各种行事准则、严格禁令和规条。其事例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对行猎中偶发事件的习惯性不成文规定的事例。

无论何人，不得私往禁山、禁地行猎，违者治罪。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七，努尔哈赤谕：其田猎采捕之事，立有规条，须先告知本固山贝勒与贝勒属下人同往。凡边内狼、狐、貉、獾、雉、鱼等物，各听其采捕。惟狍、鹿，不许逐杀。并禁止边外行猎，违者均罪之。（注：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天命十一年八月丙子。）天聪六年底，皇太极规定，行猎时，不许往尚未狩猎之山伐木。乱行者执究。（注：参见“谕官兵行猎时不得私入庄屯擅取民物”，见《满文老档》，1356页。）九年九月，由于哈达公主与济农曾在禁山行猎，成为治罪的原因之一。（注：参见《清太宗实录》卷25，天聪九年九月壬申。）崇德六年（1641）三月又处理了额驸代达尔汉所属牛录章京巴图等猎于禁地一事。先是巴图等率15人，猎于禁地，遭下法司质讯，又谎称代达尔汉所遣，罪该论死。处理中又视情由轻重，处以巴图革职，褚布格、席喇尔代、俄博兑等革退拨什库，俱籍家产；余人俱免罪。（注：参见《清太宗实录》卷55，崇德六年三月戊戌。）

崇德七年时，行围规程渐成，皇太极统一调动左右两翼行围布阵，对违纪不听令者均予以严惩。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于鲍屯山行猎。时右翼合围，“方共驰驱逐兽”。令其停进时，却“势不能止”，且违令齐向中间合围，以致围场狭隘。而左翼汛地，军士“向中合围者甚多”，“拥塞喧哗”不已。对此，左翼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及领左翼和硕额驸达尔哈、右翼多罗贝勒罗洛宏，还有领右翼护军统领图赖，议各罚马1匹。又左右两翼领纛围猎官刘哈、墨尔根托克退，原令合围于义屯河，乃违令就近合围。亦遭惩责。（注：参见《清太宗实录》卷63，崇德七年十一月丙戌、丁亥。）

第二类，对行猎中经常性发生事件的明文规定的事例。

严格执行军令是皇太极一贯的作风。天聪七年（1632）十一月二十五日，制定对擅入围中及途遇险难而停进者等处罚办法。擅入围中者，贝勒罚良马1匹，甲喇额真罚银15两，旗长罚银10两，闲散人罚银9两。离伍退后者，与入围同罪。另凡遇榛苇而规避不入者；见野豕成群向围外逐射者；见猛兽在易射之地，则往告贝勒，在险地，则令原派劳萨等入捕之者；有射中狍鹿带箭走入围中，不告而私寻者，均罪之。（注：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6，天聪七年十一月辛亥、癸丑。）

行围中误射误伤之事经常发生，不加以约束，不能明纪律。如何处罚？不同等级被伤后应赔偿多少？都应当明细化。崇德七年（1642）闰十一月二十三日，兵部遵旨，制定了以严格的等级制为基础的详细的围猎误射处分例。具体如下：

（1）对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的规定。凡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若误射王等，罚银3000两予被射之王。若误射贝勒等，罚银2000两予被射贝勒。若误射贝子与公等，罚银千两予被射贝子、公。误射之王、贝勒、贝子、公等，拘禁3日，按品级加倍治罪。如误射之箭离兽太远，及不应射而射者，另行查议，奏上定夺，酌量问罪。

（2）对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以下之人的规定。若误向王、贝勒发矢，或中王、贝勒之身，又因射兽已中，而矢误中王、贝勒之身，不论受伤与否，误射之人论死。若误射王、贝勒所乘马匹，误射之人，鞭一百，贯耳鼻，罚银赎身。

（3）规定以上两类人以下之人，若误射贝子、公而伤重者，误射之人论死。轻者，误射之人，鞭一百，贯耳鼻，籍家。若射中兽，复中贝子、公之身，未至于伤者，鞭一百，贯耳鼻，罚银赎身。误中所乘马匹，鞭一百，监禁3日。又以下之人，若误向王、贝勒发矢，矢落于五丈之内者，鞭五十。

（4）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误射其以下之人。凡误射下人，拘禁3日，加倍“坐以应得”之罪，视被射人受伤轻重，照阵伤减一等给银。若被射之人有至死者，除偿身价外，仍予误射之王、贝勒、贝子、公等，罚银200两给被射死者之家。伤未致死者，除照常伤给银外，仍罚银100两给被伤之人。若中其身而无伤痕者，罚银50两给被射之人。若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误射以下之人所乘马匹致死，除偿还马匹外，“坐以应得”之罪。马未死，罪同。（注：参见《清太宗实录》卷63，崇德七年闰十一月己未。）

总之，至崇德七年（1642），随着行围规制逐渐形成，因实际行围而孕育出的各种禁令得以颁布实施，为入关后围场行围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