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论轮台之诏的性质

从清人黄中，到现代学者市村瓒次郎、田余庆，在论述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时，都把所谓“轮台之诏”，看作刘彻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那么，这道轮台诏书，具体都包括哪些内容以及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颁布的呢？《汉书·西域传》记武帝征和四年（前89）事有云：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槖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单纯分析上述记载，我以为对轮台之诏所蕴含的内容，完全可以做出不同于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的理解，即轮台诏所针对的内容，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是因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朝廷根本性的大政方针。

昔吕思勉著《秦汉史》，述及轮台诏书，虽然没有上升到治国理念整体转变的高度，却也是将其视为汉武帝“悔远征伐”而“思富养民”的重大举措；更早则至迟从宋代起，如真德秀等人，就将此轮台诏令，视作“武帝悔过之书”注1。另外，在1949年之后，还有很多人，同样依据这道诏书，谓汉武帝在其末年，迫于各地农民的武力暴动等反抗活动的压力，不得不改变国策，止戈收兵，与民休息；后来徐复观亦据此做出大略相似的论述，谓汉武帝“在征和四年做了政策的转变”。若不考虑《资治通鉴》所展示的汉武帝治国理念发展过程，仅就其基本国策的转捩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单纯依据轮台之诏，得出了与市村瓒次郎、唐长孺、田余庆诸人相同的认识。

注1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明嘉靖四十三年杜陵蒋氏刻本）卷二《辞命》三《止田轮台等诏》，页20a。案检真德秀《大学衍义》（明崇祯刻陈仁锡评点本）卷二二《格物致知》二《辨人才·邪罔上之情》（页12a—16a），知至少就真氏本人而言，其对汉武帝与戾太子关系之认识，系完全得自《通鉴》，这与他对轮台诏产生此等认识，似亦不无关联。

今案尽管班固在《汉书·西域传》的纪事里，是用“悔远征伐”“深陈既往之悔”这样的字样来叙述这篇诏书的主旨，在《汉书·食货志》里同样谓之曰“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但汉武帝在诏书中实际讲述的“既往”之征伐，却只是前此一年之征和三年开陵侯（匈奴降者介合王）与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的事情。事实上，这次出征，朝廷是同时“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因“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乃遣闿（开）陵侯将兵别围车师”，而汉武帝在轮台诏书中仅道及对马通（莽通）与开陵侯介合王攻取车师之役返程乏食一事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一路兵马的检讨，而对一路顺利进兵，“至浚稽山与虏战，多斩首”“杀伤虏甚重”的商丘成这支远征军，却只字未提。所以，与其说像班固所讲的那样，是对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的追悔，倒更像是总结李广利兵败降虏和莽通军因路遥乏食而损伤过众的教训，审度双方实力和武备状况的对比，姑且先整顿边防，积聚财力，以伺机再战，如其所说令郡国二千石献策蓄马等事，就应该是为重新征战而预做准备。宋人林虑编纂《西汉诏令》，载录此轮台之诏，所拟题目为“诏蓄马补边”，显示出按照林氏的理解，该诏重在调整对外作战的军事策略，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用兵于外的政治方针路线。

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具体军事部署的收缩调整。例如，大约在元朔元年（前128）的时候，齐人主父偃和严安以及赵人徐乐，相继上书，以秦之亡国为镜鉴，劝谏汉武帝，外休兵戈，止征伐，罢转输；内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史称“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紧接着在元朔三年的春天，汉武帝即“罢沧海郡”，入秋后复“罢西南夷”。这看起来好像是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等人的谏言，停罢了汉廷在东北、西南两方新开边地上兴作的戍守等项事宜，清人邵晋涵即曾评价汉武帝任用主父偃诸人事云：“此武帝悔心之萌欤？”然而，就在汉武帝召见主父偃等人的下一年，亦即元朔二年，卫青即率大军出击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朔五年后更连年出兵不已，并相继将河西、岭南、闽越、朝鲜等地纳入大汉版图。审其缘由，不过如徐乐上书所云，乃鉴于当时“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案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三年［前138］平原郡遭受水灾，饥民已经到了“人相食”的程度；元光三年河水在濮阳决口，“泛郡十六”，受灾面积亦相当广泛），若是再毫无顾恤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而“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汉武帝所为，显然只是为防范内乱而做的一种策略性调整。又如，汉武帝在元狩三年（前120），亦即曾“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但这是由于前此一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附汉朝，匈奴对当地边防的压力已经大大减轻，而汉廷紧接着在元狩四年就大规模迁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卫青、霍去病等亦于同年率军出塞，大举北征，“封狼居胥乃还”（李广即战殁于此役），说明汉武帝依然奉行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

汉武帝临终前精心安排的托孤诸臣，不管是霍光，还是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这些人，后来实际上都是在继续执行汉武帝一以贯之的施政方针，看不出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所说的路线转变。这一历史事实，可以更为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著名的盐铁会议，本来是由于太仆右曹给事中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而霍光则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企图借此向桑弘羊等人发难，始采纳这一建议，“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杜延年所说“宜修孝文时政”这一出发点，就意味着汉武帝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绝没有在刘彻去世前发生过根本性转变，并且一直延续到昭帝时期，依然如此。桑弘羊在盐铁会议的辩论过程中，着意强调“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这也清楚表明当时执行的正是汉武帝即位以来一直贯彻实行的施政路线。不然的话，杜延年就应该劝谏霍光之辈切实秉承汉武帝晚年遗志而不宜重蹈其早年故辙了。正因为如此，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接二连三地猛烈抨击武帝即位以来劳扰天下、苛虐子民的内外国政，除了盐铁、均输、漕挽、征戍之外，譬如刑罚之重，也已经到了“盗马者罪死”的严酷程度。这时距离司马光所说汉武帝在泰山石闾下诏罪己，已经过去整整八年，在御史大夫桑弘羊和那些文学贤良的话语里，却一点儿也看不到汉武帝在晚年有过大幅度调整其政治取向使之转而“守文”的迹象。

特别是在讲述秦始皇求仙事时，乃谓“及秦始皇览怪迂，信祥，使卢生求羡门高、徐巿等，入海求不死之药。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于是数巡狩五岳、滨海之馆，以求神仙、蓬莱之属。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贫者筑道旁。其后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顿，不以道理。名宫之旁，庐舍丘落，无生苗立树。百姓离心，怨思者十有半。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故圣人非仁义不载于己，非正道不禦（御）于前。是以先帝诛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学官，亲近忠良，欲以绝怪恶之端，而昭至德之涂也”，即此诸“贤良”辈仅举述汉武帝诛杀公然对其行骗的所谓文成将军和五利将军作对比，亦略无一语提及《通鉴》所说武帝“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之事，看不到汉武帝本人的实质性转变。通观《盐铁论》全书，述及汉武帝所谓悔悟改过的举措，仍然只有停罢轮台屯田这一件事情。

事实上，班固只是将这道停罢轮台屯田的诏书载录于《汉书·西域传》中，而在记述一朝大政的《汉书·武帝纪》里，对此却未著一字。这已经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提示，班固本人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意识，要把它看作汉武帝政治取向转变的标志。特别是在《汉书·武帝纪》篇末的赞语里，班固还很委婉地评议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这显然是在指斥汉武帝暴虐子民的一生，值此盖棺论定之时，亦略无一语提及他在晚年对此行径有过罪己悔过的举措。这更进一步显示出，在班固的眼里，汉武帝并没有改变过他的基本政治取向。

那么，在《汉书》的《西域传》和《食货志》里，何以又会出现“悔远征伐”“深陈既往之悔”之类的叙述呢？我想这有可能是从刘向《新序》下面一段议论中，采录了相关的内容（也有可能取自与《新序》此文同一来源的某一著述），或是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

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单于既入塞，觉之，奔走而去。其后交兵接刃，结怨连祸，相攻击十年，兵雕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揺动。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曰：“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今乃远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

像《汉书》这样一部大书，在具体的记事中，采录一些不同来源的著述，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新序》其书，本非纪事性史籍，而是借事设喻，阐发作者想要讲述的治世主张。唐人刘知几早已指出，《新序》书中往往“广陈虚事，多构伪辞”，譬如这里所说“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云云，与《史记》《汉书》的记载决然相违，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即其架空虚拟史事之至为昭彰者。因而，不能简单据以推定历史事实。要想准确理解汉武帝轮台之诏的旨意，还是要以诏书本身的内容和诏书发布前后的具体事实为依据。

不过，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的看法，却与刘向相似，都把所谓“轮台诏”看作汉武帝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性文件，而他们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书开头引述的那段《资治通鉴》中的汉武帝“罪己”言论，具有直接关系。不仅如此，依据《通鉴》的记载，田余庆还向上追溯，找到了这条路线的发展脉络，指出在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一直存在着两条不同治国路线的分歧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