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记其书——体例

司马迁开创了宏伟而博大精深的五体结构体史例，从而孕育了纪传体史书的诞生。自班固以下，历代效仿，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干。《史记》成为饮誉世界的名著，体例的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体例是一部典籍各部分之间联系的方式和方法，是反映作者世界观、主导思想，特别是所要包含的内容的载体，即创作思想和创作内容的表现形式。《史记》的体例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对所记时代的社会结构、结构间的相互联系与发展变化的观点，清楚客观地表现所记各种人物、事件、典制等在社会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正确认识各种人物、事件、典制等对历史影响的性质与作用。因此，它既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认识水平的一个侧面的如实反映，同时也是作者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学术上的生动体现。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史记》开创的五体史例的重要意义。

《史记》体例由五体构成：《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原题《太史公书》，东汉桓、灵之际，始名《史记》。

1．本纪

“本纪”之意是法则、纲要。采用编年、记正朔的形式，以王朝为体系，记载天子、国君及时势主宰者的事迹，反映朝代变迁大势，是认识历史的纲纪。司马迁考察王迹兴衰的历史，详略有别地区分时代大势，作十二本纪，将汉以前历史划分为上古、近古、今世三个段落。五帝、夏、殷、周等四篇本纪写上古史，合称五帝三王。其中《五帝本纪》叙述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的史事，大体反映了古代氏族社会末期的一些历史线索。《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分别叙夏、商、周三代的史事，是关于三代史实惟一较系统较完备的记载，从中可以了解我国古代奴隶制国家形成、发展与衰亡的历史脉络。中心是表现儒家宣扬的“德治”政治的兴衰，突出记载了尧、舜的禅让，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三篇本纪写近古史，中心表现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之际霸政兴衰的历史。《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叙秦先世业绩，以及秦始皇并兼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二世而亡的有秦一代的史事。《项羽本纪》，叙秦末及楚汉之际的史事，主要记楚败汉兴。《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集中叙述了汉兴百年间的史事，是《史记》的当代史部分。中心表现汉家得人心归附而兴起；刘邦战胜了暴虐的项羽而有天下；吕太后“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进而得出结论：“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汉家以力取天下，承袭秦制而无为，带着道家的色彩，是德力结合的政治。汉武帝外儒内法，以多欲取代无为，时势又为之一变。汉兴，隆在建元（前140—前133），由于过度使用民力，在汉武帝鼎盛之时已显露出衰败的端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可以从十二本纪的王迹兴衰变迁中总结出规律来，那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着事势的发展。在司马迁笔下展示出德与力两种政治的对比：秦国两个本纪写取天下“得之难”与“失之易”的对比；项羽、刘邦两本纪写强弱转化的对比，都是民心向背起了根本的作用。《史记》以人为中心述史，本纪的勾画，正是全书的著述大纲。

2．表

《史记》十表，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而作。以表列三代以来的世系与年代，以时间为中心综合记录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十表统括了错综复杂的年代与区域发展，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三类。

十表编年与十二本纪互为经纬，划分时代段落，展现天下大势，亦为全书纲纪。两体篇目均按年代顺序排列。年表编年进一步以时代变革划分段落，打破了王朝体系，揭示天下大势更为明晰。十表明确地划分古代三千年史为上古、近古、今世三个段落、五个时期。上古史表分为《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两个时期：《三代世表》，起黄帝，迄西周共和，表现积德累善得天下的古朴时代；《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迄孔子卒，即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476年，表现王权衰落的霸政时代。近古史表分为《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两个时期：《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迄秦二世之灭，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07年，表现暴力征伐得天下的战国时代；《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发难，迄刘邦称帝，即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1年，详著月表以表现五年之间天下三擅的剧烈变革时代。从秦亡至西汉统一是五年，但月表溯及陈涉发难，共八年。汉世诸表为今世史表，一个时期：汉兴以来六表，分类条析，表现大一统的今世时代。

《史记》十表是司马迁的精心之作，它以经纬纵横的形式表现天下大势，又能把纷繁的历史内容纳入尺幅之中，使人一目了然。十表还以多种结构的形式表现笔法义例。十表的内部结构分为四种：《三代世表》谱列五帝三代世系，以帝王世次为经，以诸侯世系为纬；《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年月时为经，以国为纬，表现自西周以来诸侯分封以及兴衰发展大势；《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是分类表现百年汉史一个时期的历史，故以国经而年纬，以观一时之得失；《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年经而人纬，观君臣之职分。十表内容不仅表现天下大势，而且紧密地与本纪、列传互补，凡传之不胜传而事实又不容尽没的历史人物，则载于表中。由于十表结构的特殊和文字简明，所以它容纳了大量的历史内容以资考证，并且是联系纪、传的桥梁。

3．书

“书”是以事类为纲，叙述同类性质的重要史事及其发展过程。八书之中，《礼书》、《乐书》、《兵书》亡缺，后人分《律历书》为《律书》、《历书》，以足八书之数（依司马贞说）。今本八书中《礼书》、《乐书》、《律书》正文前均有序，研究者认为为司马迁原文，或为司马迁草创未就，后人有所改窜、增补，尚无定论。司马迁认为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个方面，是经国大政，因此，八书的内容是影响国家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典章制度。其中《礼书》、《乐书》，记述礼乐制度，多发议论，阐述了礼乐是维系社会统治的一项根本原则，目的是明确封建等级制度。《律书》，主要记述五音六律，阐述了律、吕之间的关系，认为六律是万事的根本，在典章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并认为律、吕的平衡与否，关系到是否会发生战争。所以，在此书中系统地陈述了自黄帝至近世军事家的事迹并总结其思想、经验，以说明战争的规律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历书》（只存原序），记述黄帝以来夏、商、周至汉代制定历法的思想、制度及其有关的历法发展情况，论述自古以来制定历法都是以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作标准，以观察四时物候为验证，体现了司马迁遵从客观实际的进步思想。《天官书》，记天文星象，它在两千多年以前精确地记载了几百个星体、星座及其出没的时间和季节运行的规律，与我国古代第一部记星象的《甘石星经》具有同等不朽的价值。但从文化思想的发展方面看，《天官书》最重要的价值，是表现了我国古代关于“天人合一”的重要思想。《封禅书》的前一部分，记述秦以前的封禅大事，也记山川形势；后一部分主要叙述汉武帝封禅事，体现了与皇权神化的思想密切结合，表现了人对天地观念的利用及人自身的追求。司马迁虽然在一定程度对封禅持肯定态度，但对汉武帝实行封禅是取批判态度的。《封禅书》将汉武帝物欲不尽，梦想长生不老、升空登仙的种种意念、思虑和盘托出，就是对他的抨击和否定。《河渠书》记述了全国的主要河流与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诸如禹疏九川入海、开鸿沟通济汝淮泗、蜀守李冰凿建都江堰、西门豹引漳水溉邺、秦修郑国渠等，也记述了汉代治理黄河等大型的水利工程，反映了统一规划与管理修治全国的灌溉系统是古代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但是古代国家治水的更加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漕运，为中央政权提供所需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所以，《河渠书》在政治思想上，充分体现出肯定了“官民”利益的一致性。《平准书》，主要记叙了汉武帝时代的财政经济政策，展现了汉初百年间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突出表现了“官民”之间的利害关系。《平准书》首先记汉初的休养生息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然后述汉武帝时代封建国家经济的繁荣，进而转向指出汉武帝所推行的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而导致国家财政空虚。由此而采取的“兴利”的种种措施，不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而是与民“争利”，结果是一切社会弊病均由此生。司马迁将《平准书》列为八书之一，把经济财政政策纳入“国家大体”之中，反映了司马迁思想观念的进步性。

4．世家

“世家”是《史记》五体中比较复杂的一种。它是用编年和纪传的形式，记载捍卫天子的诸侯、有功于国家的勋贵、于民族有杰出贡献的先贤、于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俊杰的家族或个人的历史和事迹。虽然世家所记人物复杂，但仍可以依其性质做出明确的归类。《史记》三十世家，可以分为六类：（1）从开篇的《吴太伯世家》第一至《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所记为春秋时代的列国诸侯吴、齐、鲁、燕、管、蔡、曹、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又加上战国时代的各国诸侯田齐、韩、赵、魏等，他们都是周王朝的屏藩之臣。这一类是编年纪事，形式上与本纪大体相同，只是比本纪地位略低一等。又因不是采用纪传体，在记事上不如列传详尽。（2）《孔子世家》，孔子入世家，是因为他虽是处在势衰道微时势下的一布衣，但他编修“六艺”，为维护天子的地位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也是为汉朝制度立下了大经大法，符合司马迁所定的列入世家的条件。（3）《陈涉世家》，陈涉入世家，是因为汉朝的建立，陈涉有首难之功。（4）《外戚世家》，司马迁所说的“外戚”不同于后世所说的皇后的家族，而是专指皇家妇室。这里所记的是吕、薄、窦、王诸太后及卫皇后、王、李二夫人。司马迁认为皇太后、皇后是王室的辅佐，与王朝的兴衰关系密切。（5）《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此六家均是王室宗亲，是王朝“藩辅”，天子“股肱”。（6）《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他们是汉代开国的社稷之臣，辅弼肱股。

《史记》世家的人物、侯国的构成可谓林林总总，但哪些人可以入世家，司马迁有其明确的标准，这就是“非天下所以存亡”者不著。（《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遵循这一原则而确定可入世家的人物和侯国：列入世家的个人必须是对天下兴亡有特别影响之人；列入世家的侯国必须是对历史的发展、王朝的兴衰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国。研究者曾对《史记》世家的概念作过种种概括，朱东润概括得最为客观明确，他说：“周汉之间，凡能拱辰共毂，为社稷之臣，效股肱辅弼之任者，则史迁入世家；开国可也，不开国可也；世代相续可也，不能相续亦可也。乃至身在草莽，或不旋踵而亡，亦无不可也。”（朱东润《史记考索》）从世家的创作原则到各世家的具体写法，都可以看出，司马迁订立列入世家的原则是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创作宗旨服务的。

5．列传

“列传”主要记述了周秦至汉武帝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民族、邻国及各类特殊事业的有关事迹。从形式上可分为五类：（1）专传，指专为一人立传。凡立专传的人，均是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人。（2）合传，将若干人物合为一传。这些人物，或是职业相同，事迹相关，或是前后相承，彼此相形。或对照或连类，故合传人物往往打破时代界限，上溯下及，如《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是下及，《扁鹊仓公列传》是上溯。在连类相及时，合传与类传相通。如《孟子荀卿列传》，附列人物十一人，实质是一篇先秦的“诸子列传”。《汲郑列传》，可以看作是汉代的“黄老列传”。这两篇合传均可视为类传。（3）类传，或是把性质相同、行为相类的人物并为一传，以类标题，如《游侠列传》、《货殖列传》。（4）附传，凡未入传目标题的人物为附传。专传、合传、类传三种皆有附传。正传与附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附传并非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5）自传，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司马迁的家世源流，论著始末，备见于此；《史记》的大纲细目，记述得粲然明白，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灿然夺目；作者的悲壮之情，力透纸背，豪放之气，势薄云天。读之令人振奋，催人深思，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最高体现。读《史记》，不可以不读《自序》。读《史记》之前，不可不先读《自序》。

《史记》五体，以七十列传的内容最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具有非常广阔的社会面。历史人物除了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各色英雄豪杰之外，下层社会的侠客、医卜、商贾、俳优、博徒、猎户、妇女等，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过作用的代表人物都叙入史中。时间从上古到当代，地域从中原到八荒。司马迁不仅把周边民族纳入史传，还把大宛等外国民族纳入史传，使《史记》具有古代世界史的意义。

司马迁在运用《史记》五体的过程中，在卷前或卷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明他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后世称之为“《史记》论赞”。“太史公曰”在形式上仿自《左传》的“君子曰”，但把这种形式发展成为史学理论，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广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伦理世俗等，往往补篇中所未备。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练，旨意深微，或叙游历所得，或揭示取材义例，或明述作之旨，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历史学理论，是我们了解研究司马迁思想的主要根据。

总括五体所载内容，本纪侧重载述朝代兴亡及政治演变大势；表侧重阐发历史发展的阶段大势；书侧重探讨天道观和典章制度的演变，并指陈时政；世家侧重表彰对促进历史的发展、维护王朝的统一作出贡献的诸侯和个人；列传侧重记载不同时期各色代表人物的活动，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几种体裁相辅为用，相得益彰，融合为一个整体，载述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哲学，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