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其书——宗旨

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人物，孕育出不朽著作。司马迁和《史记》正是汉代这个伟大时代的产物。《史记》能成为波澜壮阔、气势宏伟的巨著，固然与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学识有密切的关系，更主要的还是时代所造就的。汉王朝建立后，汲取秦王朝暴政亡国的教训，实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使汉王朝的政权得以巩固。汉武帝继承并发扬文、景的业绩，将汉王朝推向了强盛统一的巅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疆域广阔、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学术文化繁荣的局面。司马迁怀着欣喜的心情称颂了汉初的繁盛景象：“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史记·货殖列传》）繁盛的社会景象，使司马迁立足于现实，对历史发展进程做以集中概括，展现时代的精神和特点。

这种时代精神的展现肇始于司马谈，完成于司马迁。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对此作了鲜明的揭示，它是司马谈萌生创作一部反映这样时代巨著的主要原动力。司马谈在对司马迁的遗训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史记》的创作宗旨：“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谈已为《史记》的撰写宗旨确定了基调，这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反映的主要内容：记载时势主宰者事迹，依其“王迹所兴”，着重是以记述传说中的五帝及夏、殷、周、秦、汉各代天子的大事来维系；世家中“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拱辰共毂”的立意，正是强调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的思想体现；司马迁所记关系“天下所以存亡”及“扶义倜傥”中的许多人物事迹，正是以维系王朝兴衰、维护天子权威为重要内容来安排的。所有这些安排，都体现了司马迁维护、珍重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而这种愿望正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司马迁在忠实遵循了父亲所制订的撰述宗旨基础上，将这个宗旨进一步升华，使之更为深远更为具体。不可否认，司马谈对家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希望从更深层面上探悉社会历史演进及社会心理发展规律的强烈欲念，是他撰著一部与《春秋》相媲美的史著的最初动机。然而，促使这种动机强烈迸发的原动力，是司马谈亲身经历的汉初以来最为兴盛安定的社会状况，是那些他所见所闻、令他钦敬赞叹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由此使他更为急迫地感到应该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时代的辉煌业绩。而司马迁与其父的区别，是他看到了从汉武帝后期开始显示出来的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所看到的多欲之主，酷法之治，兴利之臣，谄媚之辈及自身所遭到的摧残。所以，他对《史记》的创作宗旨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提出“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它与司马谈提出的创作宗旨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贯穿于《史记》通篇。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史记》最根本的创作宗旨。司马迁尽其所能，搜集当时所能得到的文献记载、民间传说，进行综合分析考察，目的在于通过自古以来的重大社会史事，主要是历代帝王的交替现象，考察“王迹所兴”的轨迹，从中“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对帝王事迹考察评论，目的在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总结历史治与乱的经验教训。综观《史记》全书，我们可以知道，“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理”，指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学家，就是要考查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在。然而，司马迁在考查成败兴坏之“理”的过程中，一些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现象、结果令他困惑不解，他要进行深入的探究，这也是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一，即“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寻“成败兴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可理解的现象。“所谓天人之际者，盖谓古今之变，有非人之所能为者，则归之于天。此所谓天，非有深意，即孟子所谓莫之为而为者。故秦之成则归之于天。……天人参焉，故曰际”。（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序论三·挈宗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因出现人们所没有预料的偶然事件，进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和人物的命运。人们对产生这种偶然事件而导致的结果感到困惑，司马迁也同样感到不解。因而司马迁所要探究的就是产生不可预料结果的原因所在。有的学者把“究天人之际”理解为是司马迁在探讨人与神的关系，把“天”解释为具有人格意志的天命、天意，这是不恰当的。固然，盛行于汉代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对司马迁是有一定的影响，使他在对某些具体人物或具体事件的解释、评论中，表现出一定的天命论倾向。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史记》的大量篇章中，也表现出司马迁具有强烈的反天命论的倾向。关键问题是“究天人之际”的“天”是什么性质的“天”。《史记》中关于“天”的含义有三种，即自然之天，命运之天，形势之天。应该说司马迁所欲“究天人之际”的“天”，既不指自然之天，也不是指命运之天，而是指形势之天。主张司马迁有天命论倾向的学者，大多援引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命运之天”的议论为例证。可是他们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是司马迁对所谓“天道”所作的质疑和指责，而不是在探究它的原因。因此，“究天人之际”的“天”只能是“形势之天”。作为《史记》创作的宗旨之一，它是力图探究历史进程所出现的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的真正原因，揭示“形势之天”对历史进程、人物命运的影响，进而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就是通观、贯通“古今之变”，是《史记》“究天人之际”创作宗旨的进一步深入和更全面的把握，它对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某些逆转的事件、某些人物的反常命运找出了答案。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那些逆转的事件、那些遭遇反常命运的人物，时常发出“岂非天哉！”、“岂夫命也哉！”、“岂可谓天乎！”等慨叹，似乎是对这种现象无能为力。但他在“通古今之变”的创作宗旨的指导下，则揭示了这种逆转和反常现象虽似偶然，却是蕴涵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中。“通古今之变”旨在提出用“通观”的思维去对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用贯通的方法去认识分析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变”。司马迁提出了贯彻“通古今之变”这一宗旨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原”是考察原由的意思，“始终”，指的是因果关系。“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把握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对此，司马迁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史记·礼书》）“略协”就是综核、考察而把握大纲的意思。司马迁综核历史，鲜明地表现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和变革的观点，而且愈向前发展，变革愈烈。司马迁的这一思想旨在说明历史发展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广阔性。解释历史应该着眼于历史长河的变化和发展过程，拘于一时、一事、一地的评论分析，是不能体察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见盛观衰”，这是司马迁认为对待历史发展，不仅要体察古今变化，而且能在事物发展变化的兴盛阶段，要看到它转化的起点，观察出导致事物衰败的迹象。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来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把整个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兴衰发展的连续系列，要洞悉它的发展过程，不仅要作贯通的研究，还要考察它的不同阶段。前一段历史是后一段历史发展的原因，后一段历史是前一段历史发展的结果。司马迁贯通的历史观点，充分体现在《史记》对历史进程的叙述中，对古今的详略层次、发展变化划分段落，详变略渐，把握“变”的规律；也鲜明地表现在《史记》的具体内容中，朝代更替，制度建立，对民施政等各个方面都表现了这些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本着上述宗旨创作《史记》，最终目的是要“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史记》创作宗旨的归结点。

“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目的就是要独立成家，自立为言，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于司马迁“一家之言”之“家”的归属，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主体思想，学术界见解不一：有的认为他尊崇道家，有的说他尊崇儒家，有的折衷，认为他既尊道家也重儒家，也有人认为他是杂家。全面分析司马迁的思想，可以明确地说，司马迁不属于先秦六家中任何一家，也不是杂家，是先秦时代所根本没有的一家。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司马迁是西汉时期出现的史家，但他并不同于后世所说的史家，也就是说，他是不同于任何史家的史家。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即探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种关系，总结古往今来历史变化的规律。这两种观点构成了他的“一家之言”，也就是他创作《史记》的宗旨。这正是司马迁和其他史家的不同之处。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和通史巨著，不是用“史家”之作所能范围的。从史学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商周时代，王室就有了史官。当然，如果没有《尚书》、《左传》、《国语》、《春秋》、《战国策》等史籍，《史记》不可能凭空创作出来。但是追溯历史，先秦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历史家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所以史学在司马迁以前尚处在童年时期。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通过他的体大思精的创作——《史记》全书体现出来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它的内容是一部治世的百科全书。同时《史记》又以它雄健峻洁、委婉含蓄的文采，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枚奇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史记》是熔文史哲于一炉的旷世大典。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史学是一家言的载体，文学是一家言的光泽，思想是一家言的灵魂。司马迁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大思想家和文化巨人，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学家、思想家。所以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仅属于他本人的、完整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探寻社会成败兴坏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