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续汉志》与刘昭注的价值

《续汉志》是《续汉书》惟一完整保留至今的重要部分。

司马彪撰史十分审慎，体例上恪守班氏旧规，极少创造精神。如《律历》、《天文》、《五行》三志，皆依班志而立；《祭祀》、《郡国》二志，名称虽与《汉书》之《郊祀志》、《地理志》有异，而内容则基本一致；《礼仪志》本之于《汉书·礼乐志》，但舍弃论乐部分而不叙；《百官志》则出自《汉书·百官公卿表》，其变表而为志，更切合事宜。不过这一创新，实际上是受谢承《后汉书》中的《百官志》影响而作；惟《舆服志》乃《汉书》所无，然而又是本之于《东观汉记》的《车服志》。究其原因，主要是司马彪“自以名惭汉儒，才劣班史”，所以“凡所辩论，务守常途”。（《史通·书志》）而这种保守态度，正是《续汉书》赢得“详实”之誉的思想基础。

司马彪著述取材广博，抉择亦精，可以说记事均有所本，言必有所据。其《律历志》则以光和中蔡邕、刘洪所撰《律历志》为本；《礼仪志》又以蔡邕根据胡广所定汉制而撰写的《礼志》以及谯周的改定稿为据，同时也参考了谢承的《礼仪志》；《祭祀志》乃以蔡邕《郊祀志》为蓝本；《天文志》必参考了蔡邕《天文志》；《郡国志》则本之于伏无忌、黄景所作的《地理志》；《百官志》以《东观汉记·百官表》为基本依据，并吸取了谢承《百官志》的成果；《舆服志》则糅合了蔡邕、董巴、谢承三家之作。正因为司马彪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文笔质朴，撰述认真，当书则书，不知者则阙，“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史通·书志》）使八志成为我们研究东汉典章制度不可缺少的可靠资料。

彪志中以“职官、舆服之制，尤为详备”。（《玉海》卷四六）《汉书·百官公卿表》虽是研究秦汉官制的最原始的材料，但是所记“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续汉志·百官志》）所述亦较简略，难以满足需要。而司马彪的《百官志》恰恰弥补了这个缺陷。他以刘秀所定之制为准，以上公、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上起中央各官员及部属，下及州郡、县乡、亭里、抚边将校、王国、列侯、四夷之属，并附百官受奉例。内容繁简得当，叙述极有条理，汉代官制于此一目了然。其价值不仅优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也远胜其后的《晋书·职官表》，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又秦代舆服之制，《史记》、《汉书》皆缺乏明确记载，后妃之服制多见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但言无实据，不足凭信。汉初百废待举，改革舆服，一时难以纳入议事日程，故一仍秦制。终西汉之世，服制并无重大变化，而具体细节，《汉书》也记载甚少。进入东汉，明帝据周代冠服之制，参酌秦制，制定了完备的冕服、珮、绶和朝服等一系列制度。通过《续汉志·舆服志》，不仅可以全面明了东汉之制，还可以鸟瞰秦、西汉之制，填补了一些空白。同时也为其后正史志《舆服》，作出了榜样。

《续汉志》以叙述东汉之事为主，并不以追述前代之事炫奇耀博。如《天文志》不似《晋书·天文志》那样，在记述日之黄道、月之九行、三垣鼎立、四七棋布上大费笔墨，而是“起王莽居摄元年，迄孝献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载。言其时星辰之变，表象之应，以置无戒，明王事焉”。（《续汉志·天文志》）撇开其以天文附会人事的迷信不言，此志不失为研究古代天文学的宝贵资料。又如《五行志》，并不重复《汉书·五行志》所说过的《五行传》说及其占应，而是合应劭、董巴、谯周所撰建武以来灾异而论之，以续前志，又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天文、气象、地震及生物变异诸方面的可贵资料。司马彪的这一做法，正合刘知幾“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史通·书志》）的正确主张。但遇到班志偶有所遗，司马彪也能恰当补充。如在《律历志》中，由于郎中京房所言律详于刘歆所奏，而《汉志》文多不悉载，所以司马彪总其本要，以补续之。

当然，《续汉书》的撰作主要是想“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晋书·司马彪传》）以维护封建统治，《续汉志》自然也是为此目的而作。因此他大讲与君臣，序六亲，尊尊贵贵，不得相逾，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司马彪对于某些重大的封建祭典，并非一味盲目推崇。他认为还有比之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民心。所以对待封禅之仪，他说道：“帝王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续汉志·祭祀志》）可以说司马彪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封建史家。

彪志优点虽多，缺憾也是明显的。其未撰《食货志》，使东汉一代有关土地制度、经济政策与法令、货币流通及商业发展等方面的史料零乱不整，缺乏系统的阐述。他未作《艺文志》，使东汉典籍未能俱陈于史册，以供后人索骥，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自然，彪志详实的特点仍十分突出而宝贵，这就保证彪志成为范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是彪志依范书而得以传世，不如说是范书因彪志而近于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