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乾隆初政

第一节 纵观百年 胸怀大志

一、七龄曾祖入主中原

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初三日清晨，北京紫禁城内庄严肃静，正在举行清朝第六代皇帝登基大典。一位头戴皇冠身着龙袍的英俊君主，端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接受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八旗王公文武官员和外藩蒙古王公的叩拜。这个新的天子，就是在位最久、寿命最长、对中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弘历后来被尊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简称纯皇帝，庙号高宗，清代的官书、笔记、文集称他为纯皇帝、纯庙、纯皇和高宗，蒙古王公尊他为“大皇帝”，西藏达赖喇嘛敬书“大君”，而民间一般习惯则称其为乾隆皇帝、乾隆帝，有时又简称为乾隆。

弘历虽因父皇世宗胤禛刚于十日前逝世而不无悲伤之感，但值此登基之时，肩负重任，当然要专注于国政的治理。首先是需要全面、正确地认识祖宗留下的“遗产”，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采取明智的方针和政策，解决存在的问题，使大清国更为巩固，更加富强。

纵观清朝历史，俯瞰全局，乾隆皇帝无疑会忧喜交加，既为先祖创建的锦绣江山乐在眉梢，又因一些弊政的祸国殃民而有所忧虑。他很自然地要想起列祖列宗开国安邦之事。九十一年前，弘历的年方七岁的曾祖父世祖（顺治帝）福临，由三十二岁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辅佐，入主中原，于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在北京紫禁城即位，宣布明亡清兴，中国归属爱新觉罗家族统辖。但是，这个自命为主宰天下的新皇帝，处境并不妙，甚至可以说是荆棘遍地，危机四伏。此时他连一个像样的宫殿都没有，专供皇帝上朝的太和殿已毁于兵火，他只能在紫禁城西隅的小小武英殿暂且安身，对全国颁行的即位诏书，也只能在皇极门宣读，实在是不够威严。

更为严重的是反清势力非常强大。福临即位之时，只辖有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部分地区，长江南北乃南明福王、鲁王、唐王之地，陕西、甘肃和四川，分别为大顺、大西农民军所有。大顺军多达百万，大西军七八十万，福王江北四镇有兵数十万，湖北左良玉水陆士卒八十万，各地反清武装风起云涌。这些部队曾给予清朝以沉重打击。大西军勇将李定国大败清军，“两蹶名王”——斩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统率水陆大军十余万围困南京，使“东南大震，军报阻绝”，清帝几乎想迁都辽宁回居旧地。清廷拥有多少军队来对付这二三百万敌军？说来也少得可怜，入关时，八旗满洲只有三百一十个牛录，按每牛录二百丁计算，不过六万丁。顺治五年，满洲壮丁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名，加上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四万余丁，才十万余丁，就算是全部男丁皆披甲为兵，也只有十万余名士卒，怎能迎战二三十倍于己的敌军？而且，即使将敌军全部消灭，“马上得了天下”，但全国有一百四十个府，一百九十三个州，一千一百三十多个县，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人口约一亿，这十万余军队分布各地，平均每县不到一百名，怎能坚持下去，清王朝怎能长治久安？

同时，清兵多路出击，甲胄、弓箭、刀枪、马匹和粮草，花费很大。顺治八年、九年，每岁收入额赋只有一千四百八十余万两，而各路兵饷岁需一千三百余万，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员俸禄二百余万，缺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顺治十三年以后，军费激增，岁需二千四百万，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存留款项外，只有一千九百六十万两，缺饷额达四百四十万两，还有其他必须开支的用费，如王俸、官禄、河工、赈灾，等等，需银数百万以至上千万两，确实到了入不敷出、财源枯竭、司农束手无策的地步。

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盘剥，以及灾害频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社会混乱，百业凋敝，田园荒芜，人口大量死亡，直到顺治八年，官方簿册所载全国户口才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零八千余顷，比起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1578）的耕地面积，减少了四百多万顷。另外，许多汉族士绅留恋故明，对清政府消极抗拒不愿合作，广大汉民痛恨清廷推行的“薙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大弊政，人心动荡不安。兼之，“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独揽大权，威压幼君，福临随时有被废的危险。

面对如此万分险恶的困境，多尔衮、福临及其亲近王公大臣，知难而进，想尽种种办法，以五六万满洲兵丁为核心，加上蒙古八旗和汉军数万，又充分利用较早归顺的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人的部队，总共约有二十万人，先后打败了多达二三百万的南明军和农民军，于顺治十六年夺取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都城昆明，迫使永历帝逃往缅甸，除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尚在川东荆襄地区坚持以外，消灭了其他抗清武装。随着国内战争的减少和推行恢复经济的政策，农业生产逐渐发展，手工业、商业也有了进步，人丁相应增多，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顺治十八年，全国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万余顷，加上旗地、官庄、屯田约五百八十万顷，比十年以前增加了一倍。

福临因国事操劳过度和痛悼爱妃董鄂氏的去世，又患上了天花，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离开了人间，终年才二十四岁。

二、英明祖父奠定盛世之基

乾隆皇帝弘历对他的祖父康熙帝玄烨推崇备至，经常讲要“体皇祖之心为心，法皇祖之事为事”，自然要了解皇祖当年的境遇及其克服困难、创建光辉业绩的经验。在弘历即位的七十四年前，六龄幼童玄烨，根据父皇福临的遗诏，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继位为帝，由索尼、鳌拜、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四位辅政大臣佐治国政。

被称为圣祖、仁皇帝、康熙帝的玄烨，比起先皇福临来说，处境当然要好一些，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中和殿等宫殿早已修建完毕，金碧辉煌，景象一新，他就是在文武官员叩拜下坐在太和殿宝座上颁行的即位诏。这一年的十二月，清军入缅，擒获了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两年以后又剿灭了大顺农民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辽阔大陆尽为清有。但是，摆在玄烨面前的，还有许多难题，还有严重的隐患。首先是要夺回大权，亲主国政。从即位那一天起，到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以前，国务皆由先皇指定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主持，尤其是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故以后，鳌拜更加骄横跋扈，把持朝政，结党专权，藐视幼主。他引用兄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讷谟及亲信济世、佛伦等二十余人分据军政要职，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兵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马迩赛等皆其党羽。他将位列一、二品的部院尚书、侍郎等大臣视为下人，竟在皇帝面前对他们大声呵斥。他冤杀内大臣费扬古及其子尼侃、萨哈连，抄没家产，并在业已亲政的玄烨面前“攘臂”“强奏累日”，逼迫这位十三岁的皇帝接受他的要求，将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侄族人查克旦等斩杀，籍没赀财。有一满洲官员还曾讲道：鳌拜伪称有病，不上朝，要皇帝“亲往问疾”。玄烨驾临其府，穿堂过厅，进入寝室，御前侍卫和讬看到鳌拜神色异常，急忙跑到床前，揭去席子，发现快刀一把。玄烨故作镇静，假装不知此乃奸计，笑说“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不足为奇，随即返回宫殿。玄烨对鳌拜的专权极为不满，于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施用巧计，将鳌拜诱入宫中，拿获下狱，革职籍没拘禁，对其党羽分别惩处，一举夺回大权，从此才真正当上了“乾纲独断”的皇帝。这时玄烨才十五岁，就一鸣惊人，创造了奇迹，逾越了几乎无法翻越的巨大障碍，办成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紧接着他又要处理十分棘手的“三藩”问题。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分镇云南、广东和福建，合称“三藩”。吴三桂等人率领本部将士，跟随八旗劲旅转战四方，为清帝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建立了功劳，因而封王开府，分别拥兵数万、十余万，各镇一方。尤其是吴三桂，功最高，兵最强，势力最大，所需粮饷也最多。顺治十七年，仅云南一省就岁需俸饷九百余万两，清廷令裁减兵丁，吴三桂奏称边疆未靖，难减人员，并随即用兵缅甸、水西，军费激增，加上福建、广东二藩之饷，岁需二千余万两，形成了“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的局面。吴三桂又心怀不轨，加紧操练士卒，整治军械，大量购买战马，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督、总兵官多系他的心腹，长子吴应熊娶太宗第十四女恪纯长公主，贵为额驸，静坐京师，大小政情，朝夕飞报。尚可喜年事已高，其长子尚之信掌管兵权，与吴相互勾结。耿精忠也唯吴之马首是瞻。客强压主，尾大不掉，巨饷难支，玄烨毅然决定撤藩，于康熙十二年五月、八月，分遣大臣，前往广东、云南、福建，经办三藩撤调之事。吴三桂大怒，于十一月起兵反叛，各地党羽纷起响应，尚之信、耿精忠亦相继为乱，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福建、广东、湖南七省，以及湖北、陕西、江西大部分州县和宁夏，皆脱离了清朝的控制，一时，“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四方响应”，“各省兵民，相率背叛”，“东南西北，在在鼎沸”。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蒙古察哈尔布尔尼亲王，亦乘机发兵，诱约奈曼等部同反，给北京造成很大的威胁。

面对“三藩之乱”的惊涛骇浪，一些大臣惊慌失措，统军平叛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定西大将军贝勒洞鄂等人，惧敌怯战，畏缩不前。在清朝统治出现如此严重危机的时刻，年方十九岁的康熙帝玄烨，镇定自若，继续发扬其勇擒鳌拜的大无畏精神，调兵遣将，重用图海、赖塔、穆占等满洲能臣，撤换和惩治勒尔锦等失职王公，擢用效忠朝廷、能征惯战的汉人和汉军将官张勇、赵良栋、蔡毓荣等人，厚赏从征士卒，亲自指挥征战，史称其“每日军报三四百疏，手批口谕，发踪指示，洞的中窾”。因此，很快扭转了战局，屡败叛军，于康熙二十年攻下昆明，平定了猖獗一时的“三藩之乱”，并乘胜前进，遣兵渡海南征，统一了台湾。

南警刚解，北边烽烟又起。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击杀和硕特部鄂尔齐图汗、车臣汗，跃为厄鲁特四部之长。他占哈密，取吐鲁番，灭“回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控制了天山南北广大区域，并企图入主青海，吞并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康熙二十七年，他率军三万北征，连战连胜，迫使喀尔喀三部数十万人投靠清朝。二十九年，其军竟深入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距北京只有七百里，严重威胁了清朝安全，京师为之戒严。

俄国沙皇政府从顺治时起，就多次派遣军队，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掳掠，勒索贡赋，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等侵略据点，并不断扩大其殖民辖区，欲图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地。它还支持准部噶尔丹的北进行动，一再派遣使臣前往谈判，宣称要给予准部大量军事支援。俄国殖民军倚仗火器，十分猖狂。当时一位居住在宁古塔的文人说：逻车国（俄国）人造反，到黑龙江各地抢掠貂皮，“锋甚锐”，“其猛如虎”，善放鸟枪。他们还使用西瓜炮，能射击几里以外的目标，“必到敌营始裂，遇者必死”。

康熙帝不畏强敌，坚决捍卫东北边区，一待平定了三藩之乱，就遣派兵丁，筑城置驿，筹办船只粮饷。准备就绪后，于康熙二十四年，命都统、一等公彭春和副都统郎坦、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率北京、吉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满、汉、索伦、达斡尔族士卒三千余人，围攻雅克萨，迫城中俄军投降后班师。第二年正月，沙俄殖民军再筑雅克萨城，康熙帝获悉后，又命萨布素、郎坦等领兵前往，重重围困，敌军伤亡累累。沙皇政府遣使至京议和，请求解围。康熙帝宽大为怀，撤退了军队，委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和都统、一等公佟国纲与俄使谈判，几经周折，最后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保卫了中国神圣领土，解除了北境之危。

玄烨为了确保西北和北部地区安全，使喀尔喀三部蒙古能够摆脱准部噶尔丹汗的奴役和欺凌，重返祖居，自由耕牧，不顾绵延数千里的沙漠恶劣地形，不畏剽悍善战所向无敌的准部军队，摈弃了胆怯惧战、贪图安逸的某些大臣的停兵之议，于康熙二十九年及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毅然统军三次亲征朔漠，大败准军，噶尔丹败病交加死去，其子女被策妄阿拉布坦押献至京，所部尽降。喀尔喀三部数十万蒙古人兴高采烈地还居离别十余年的漠北故土，衷心感谢和拥戴圣祖“大皇帝”，于是阿尔泰山以东尽隶清朝版图，拓地二万里。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青海和硕特部蒙古诸台吉入京朝贡，被圣祖分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位，自此“青海始为近藩”。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入藏，驱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准噶尔兵，册立第六世达赖，委任贝子康济鼐、台吉颇罗鼐分掌前后藏。清朝版图又增拓二万余里。

在军事方面连续夺取辉煌胜利的同时，康熙帝在扭转财政危机、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也取得了极为可喜的重大成就。他即位时，年缺饷额四百余万两，千万人民衣食无着，大片田地荒芜。四川省人丁太少，“有可耕之地，而无耕田之民”。长年战乱，严重影响了水利建设，河道失修，河患频繁，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淹没田园庐舍，沿河州县成千上万赤子葬身鱼腹。以“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自诩的康熙帝，为改变国穷民贫的艰窘困境，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鼓励垦荒，实行“更名田”等政策，保护耕地者的所有权，放宽新垦地的起科年限，使荒地迅速开垦成熟，六十三年内（包括雍正二年），耕地面积增加了一百三十四万余顷，比他即位那一年，增长了四分之一。他认为，“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下至穷谷荒陬，皆霑实惠”，多次大规模地蠲免租赋。他在位六十一年里，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以灾蠲、逋蠲、轮蠲、大蠲等形式，蠲除赋粮、丁银和逋课五百余次，仅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次就蠲免江苏、陕西本年未完钱粮及明年应征钱粮六百万两，二十八年正月又免去江苏历年积欠二百余万两。从康熙元年至四十八年，共免去租赋一亿余两，相当于三四年的全国总收入。他又于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决定，三年之内，将全国各省钱粮和旧欠通免一周，共免银三千二百余万两。他还注意让佃农在蠲赋中得到一些实惠，令地主按蠲赋分数减收佃农田租，并于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明确规定，凡遇蠲赋之时，“七分蠲免业户，以三分蠲免佃种之民”，后又于四十九年重申此令，“永著为例”。他还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宣布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制度，使广大农民的丁赋负担相对稳定，不再增加，对减少农民因丁银输纳困难而逃亡的情况有所改变，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且为雍正时“摊丁入亩”创造了必具条件。

玄烨对治河特别重视，他亲政以后，以河工作为与“三藩”并列的三大要务之一，亲笔书写于宫中柱上，时刻考虑。还在进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时，尽管国家财政状况比较困难，他便开始了整治黄河、淮河的工作，于康熙十六年委任杰出的治河专家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第一次就拨款二百五十余万两。此后，随着国库的充裕，河工经费愈益增加，达到“岁费三百余万”之多，超过了历代任何一个王朝。玄烨还多次南巡，视察河工，提出了让水顺人意的治河理论和一些重要的指示，督促大臣认真修建，使治理黄河、淮河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对保护沿河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促进水路运输与工商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康熙帝还下诏永停圈地，不许满族贵族滥收投充人户，放宽“逃人法”，革除或减轻了顺治年间祸国殃民的三大弊政的危害。他还一再惩办残酷虐待奴仆的八旗贵族官员，对迫害旗下家人至死的主子，从严处治，将原定奴仆三次逃走者正法的规定，改为免死发往宁古塔。

康熙帝治政的极为难得的一点，是崇尚节俭，“惜财用”，“不妄费”，多次责令臣僚减少宫中用费。他在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宣布蠲免全国钱粮的上谕中指出，正因为“每发供御所需，概从俭约”，所以能以历年节省的储蓄，供蠲赋赈灾之用。他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的遗诏中，总计在位时用度说：户部币银，全用于征战、赈饥，河工岁用三百余万，而他的巡狩行宫却不施彩绘，每处不过用银一二万两。连曾经长期出入宫廷为圣祖讲课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对他的俭朴美德极为佩服，称赞他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

由于康熙帝实行了很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又自奉甚俭，因此有力地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经济相当繁荣，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国库也由空空如也而变为粮谷充实、帑银日增。他即位时年缺饷额四百万两，很快就变为库存余银八百万两，到康熙五十年至五千余万两。玄烨的长期励精图治及其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给通常所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聪明的孙子乾隆皇帝提供了一个值得效法的楷模。

三、皇父锐意改革 国库充盈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圣祖玄烨逝世，乾隆皇帝的父亲胤禛即位，一般称为雍正、雍正帝或世宗。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虽不无可疑之处，他对政敌的处置过于无情，甚至对同父所生的骨肉同胞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蒚、十四弟允蒱也残酷虐待，或阴谋杀害，或革爵监禁，因而声名不佳，被反对派扣上“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好杀”“诛忠”等十大罪状。他在执政的十三年里，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些弊政危害较大，不得人心。但总的来看，平心而论，他仍不失为一位勇于进取、兴利除弊、政绩卓著的杰出的封建名君。他有很大的抱负，有较强的革新勇气，要“振数百年之颓风”，“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以达到“澄清吏治，鐱安民生”，“天下永享太平”。

康熙末年，由于圣祖玄烨年事渐高和诸皇子的争夺嗣位使他心力交瘁，政务比较松弛，官吏贪污之风盛行，钱粮短缺、赋银拖欠的情况相当严重。户部历年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江苏从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元年（1712—1723）拖欠赋银八百八十一万余两，加上历年积欠三百五十三万两，共欠一千二百三十四万余两。兼之，自康熙末年派遣两路大军屯戍西北，准备进攻策妄阿拉布坦，花费了巨量银米。这一切，使国库存银急剧减少，从最盛时的五千余万两，下降为八百万两。雍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坚决整顿吏治，清查亏空，充实国库。他多次下诏，督促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严厉追查，惩治侵盗公款、勒索属下的贪官污吏。他责令户部历任堂官、司官及部吏赔偿户部亏空银一百五十万两，以内务府官员李英贵伙同他人冒支正项钱粮一百余万两而抄没其家，因原任山西巡抚苏克济勒索属下州县巨万银两而籍没其家财产，赔偿亏空。

康熙末年，钱粮火耗日渐加重，有的州县催收—两正额赋银，竟要民间多交四五钱的火耗，还有其他名目的额外苛派，以致“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用”。州县官吏将这些收入，一部分呈送上司，一部分作为地方公事用费，一部分吞没入己，既苦了百姓，又无助于国库的增收，还为他们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因为，既然上司接受了下级的银两，就不得不对他们瞻徇容隐，任其横行，从而加剧了吏治的败坏。雍正帝多次征求臣僚意见，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实行耗羡归公制度，规定各州县以低于现在的耗羡率，定个比例，正式征收，解交省里。这笔耗羡银的开支，主要是两项：一为官员的“养廉银”；一为弥补地方亏空和留做地方公用。这个制度，使耗羡率降低了不少，限制了康熙末年地方官对民间的狂征滥派，也使地方经费有了一定程度的明确化、预算化，弥补了一部分原被官吏侵占的帑银，还为一些志在为民谋利、律己颇严的清廉官员提供了足够的养廉的物质条件，对国库、对人民都有一定的好处。

雍正帝采取的另一更为重要的改革，是实行“摊丁入亩”制度。秦汉以来，臣民对封建国家承担的赋役义务，一向是按人丁和土地分别征收的，丁有差役，田有租赋。随着土地兼并的剧烈和官吏作弊、豪绅横行，富豪之家“田连千亩，竟少丁差”，贫苦农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穷民被迫流亡，连累里甲赔累，官府也得不到实惠，于国于民皆大不便。雍正帝毅然推行“摊丁入亩”制度，以州县为单位，将康熙五十年本州县的丁银作为定额，平均摊入地亩中随田赋征收，这样一来，有地或地多之人增加了赋税，而无地少地的穷苦人民则减少了负担，“贫者免役”，“贫民无厘毫之需”，而国家的丁银收入也有了相当可靠的保证。尽管豪绅富室极力反对，浙江田多的富人竟到巡抚衙门示威吵闹，但雍正帝毫不动摇，明确宣布说，丁粮摊入地亩，“于穷民有益，而于绅衿富户不便”，坚持推行。雍正二年，直隶首先开始摊丁入亩，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云南、江苏、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湖北等十三省相继仿效，除山西一省迟迟未完以外，全国基本上在雍正年间将丁银摊入田亩。“摊丁入亩”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削弱了他们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是中国封建赋役制度的一大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雍正帝在制止地主阶级野蛮虐待佃农的问题上，也采取了重要措施。河南总督田文镜以豫省绅衿地主横行不法，压佃为奴，私刑拷打，奸淫妇女，地方官员徇私舞弊，包庇绅衿，奏请从重惩治，严厉禁止。吏部议复，拟请立法规定：以后绅衿苛刻虐待佃户，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职衔。雍正帝批令增添处罚抗租不交的佃户的条例。随即吏部议复奏准：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自拷打佃农的，乡绅照违制律议处，杖一百，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果地主将佃农的妇女强占为婢妾，该犯议绞，监候；地方官失察或包庇，该地上级不行揭参，均交部分别议处。如果佃农拖欠地租、欺慢田主，亦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缴，赐予田主。这是清朝政府第一个明确规定主佃关系的法例，是通行全国的法例，影响很大。这个法例，固然保证了地主的经济收入，不许佃户欠租，但它毕竟明文规定，不准地主非刑拷打佃户，不许地主欺压佃户、奸污妇女，从法律上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地主对佃农的人身压迫，为佃农减少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雍正帝又一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是使山西等省乐户、浙江的“惰民”等“贱民”除籍为良。山西、陕西“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拥护建文帝的官员，永乐帝夺位后斩杀了这批官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从此世代相传，沿袭贱业，痛遭豪横绅衿和流氓恶霸蹂躏。雍正帝同意臣僚的建议，批准他们改业从良，削除乐籍，并除豁京中的教坊司乐户，命其从良，另选良民充当乐工。浙江绍兴府的“惰民”，传系宋朝罪人的后裔，备受欺压，男子只许以捕蛙、逐鬼为业，妇女则为媒婆或为人髻冠梳发，“辱贱已极”，与乐籍一样，亦被世宗下谕除籍，转为民户。江南省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苏州府的“丐户”，与乐户、惰民一样遭受野蛮虐待，广东沿江沿海一带的“旦民”，被迫以船为家，不得登陆居住，雍正帝先后下谕，取消了这些名称，让他们成为良民。尽管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这些贱民在实际生活中还受到许多歧视，一些贱民未能真正除籍为良，但总算是在法律上革除了长期以来束缚他们的禁令，有了离开贱籍的可能，不少贱民也确实成为民户，取得了良民的资格，这不能不说是雍正帝的一项“德政”。

雍正帝对“逃人法”也作了一些修改。康熙时规定，收留有主逃亡奴仆的“窝主”，流徙尚阳堡，两邻、十家长、地方，枷号一至二月，责四十板释放；逃走三次的奴仆，发给宁古塔穷民为奴。现在改为，逃奴在该地居住超过一年的，窝主、十家长、邻居、里长俱照“不应重律”，责三十板；居住不及一年的，俱各免罪；超过了两年，才照从前定例治罪。逃亡的单丁男妇，年过六十，免照逃人例治罪。这就进一步减少了“逃人法”弊政的危害。

雍正帝大力改革旗务，削弱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下五旗王公旗主对本旗旗下官民的统治。他取消了康亲王崇安、顺承郡王锡保、信郡王德昭掌管旗务的权力，委任十六弟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管理镶白、正红二旗“满洲都统事务”（即兼职都统），禁止下五旗王公任意残害属下官员和勒索钱财，彻底结束了下五旗王公对旗下的君臣关系和主从关系，下五旗人员从此由本旗旗主的私属，转变为皇帝的臣仆。

雍正帝的这一系列改革，使广大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所均平和减轻，吏治败坏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库收入，从即位时的八百万库存币银，增至六千余万两，“国用充足”，“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这就为他进军青海，经营西藏，实行改土归流和用兵准部，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青海居民主要是蒙、藏二族，也有一些汉民，由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子孙统辖。他们于康熙三十六年始受清帝封授爵位，成为“近藩”。雍正元年（1723），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亲王胁迫各部台吉尊己为“达赖浑台吉”，不许他们使用清政府封授的王公爵位称号，诱使大喇嘛察罕诺们汗煽动藏、蒙牧民二十余万随己反叛，欲图独霸青海，控制西藏。他劫持清驻西宁的办事大臣兵部左侍郎常寿，攻西宁，掠牛马，抗官兵。雍正帝立即委任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统兵进剿，很快就大获全胜，罗卜藏丹津慌忙逃走。雍正帝批准了年羹尧呈上的处理青海“善后事宜”，将蒙古各部编设佐领，实行扎萨克制度，把一部分藏人编为民户，另一部分实行土司制，归道厅、卫所官员管辖，在西宁等地增设驻军，改西宁厅为府，下辖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从此青海正式直接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

雍正五年六月，西藏噶伦阿尔布巴等袭杀忠于清朝的康济鼐贝子，掌管后藏的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奏请清帝发兵进藏剿叛，世宗遣左都御史查郎阿统西安满兵四百及陕西、四川、云南绿旗兵一万五千名入藏。第二年五月，颇罗鼐擒获阿尔巴布等，平定了叛乱。查郎阿办理善后事宜，奏准以颇罗鼐为贝子，总管西藏事务，留大臣正副二人，领川、陕兵分驻前后藏镇抚。从此西藏正式设立了办事大臣，加强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

雍正帝的又一重大决策，是在西南地区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湖北居住着苗、壮、彝、藏等少数民族，他们长期以来遭受土司的严重剥削和野蛮虐待。像乌蒙地区（原隶四川，后改归云南）的土官禄鼎乾家族，对部民滥征赋税，“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娶媳妇，则土民三年不能结婚，土民被土司杀害，其亲族还要交“垫刀金”数十两，时人称土民是土司的“万世奴仆”，“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他们“终身无见天日之期”。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司，还经常胁迫属民从征，大肆掠夺，“专劫杀为生”，使邻近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深受其害。一些有识之士，早就奏请继承明朝改流之制，革除这些土皇帝，将土司地区改隶清朝政府直接管辖；但屡遭中央因循苟且的管事大臣议驳。雍正四年，云南总督鄂尔泰上疏痛言土司制度祸国殃民，恳请改土为流。世宗早已知道土司“生杀任情”、夺取属民牛马妻女等等罪过，当即批准鄂尔泰的建议，并升任他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经过五年的招抚和进剿，终于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的大多数地区，废除了土司制度，委任流官管辖，实现了“改土归流”。这对增强祖国的统一，促进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部分土官敌视改流，不少新上任的满汉官员又苛索民财，豪猾胥吏欺压土民，鱼肉百姓，因而不断发生骚乱，尤其是雍正十三年春贵州苗疆的大动乱，更使州县失陷，省城戒严，一些胆小怕事的官员以此为借口，激烈反对改流，雍正帝也开始动摇不定，几乎使这一重大的改革中途夭折（详见本章第三节）。

在进军青海、经营西藏、实现改土归流方面连续获胜的形势下，勇于进取的雍正帝准备向准噶尔部进攻，任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分统北路、西路大军，进驻阿尔泰和巴里坤，伺机攻敌，不料傅尔丹大败于和通泊，岳钟琪部牧场被劫，军事上遭到了重大失败，这一任务只能让他的爱子乾隆皇帝来完成了。

四、神童脱颖而出 父祖宠爱

回顾往事，审视现局，放眼未来，无疑会使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勇气倍增，信心十足，豪情大发。他自然会深深感到，他的处境比曾祖父顺治帝福临、祖父康熙帝玄烨好上千百倍。这两位皇帝即位之时，不过是一无所知只会打闹年方六七岁的小小幼童，衣食都不能自理，哪能治理国政，大权当然旁落他人之手。何况战乱频仍，国库如洗，民心不顺，大有朝不保夕、丧失天下的危险。而今日的新皇帝弘历，已是二十四岁文武双全的英俊君主。他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从小就为父祖宠爱，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六岁就学，受书于谨厚刚诚的庶吉士福敏，据说能过目成诵，课业进展迅速。康熙六十一年春，他拜见皇祖父于圆明园，圣祖玄烨看到这个不到十一岁的孙子聪睿俊秀，十分喜爱，命养于宫中，让孝懿仁皇后之妹贵妃佟佳氏与和妃瓜尔佳氏精心抚育。如此优遇，超过了其他皇孙。这位年近古稀的祖父，曾经亲自给小孙子讲课，并以《爱莲说》相试，弘历毫不惊慌，“诵解融彻”，祖父非常高兴，夸奖备至。为了让这个可爱的龙孙得到更好的全面培养，玄烨让弘历向其十六叔庄亲王允禄学火器，向二十一叔贝勒允禧学骑射。弘历勤学苦练，技艺日增，深通家传妙法，不管是在圆明园练射，还是在南苑行围，他经常能屡发屡中，这个垂髫的小孩如此英武，观者莫不称赞。这年夏天，弘历由父母带领，随祖父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在皇祖赐予居住的“万壑松风”中读书。有一天，他看见御舟停泊于晴碧亭，听到祖父叫他，立即迅速跑去，直趋岩壁而下，玄烨怕他摔跤，叫他不要快跑，以免蹉跌，其爱护之情确非寻常。还有一次，弘历随父母向皇祖问安拜觐，玄烨非常高兴，笑容满面，连声称赞其母是“有福之人”。圣祖往木兰秋狝，弘历跟随，入永安莽喀围场。玄烨用枪射中一熊，见熊倒卧在地后，命弘历往射，欲图让他得到初次打围就猎获大熊的美名和吉兆，有意对他特别培养，不料差点出了大祸。弘历刚刚上马，大熊突然立起，年方十一岁的弘历面临这一庞然大物拼死反扑的危险，毫不惊慌，控辔自若。玄烨赶忙再发一枪，将熊击毙。回到帐中告诉妃嫔说：“此子诚为有福”，而且“福将过予”，如果他到熊的面前时熊才立起，后果不堪设想。一个久御朝政、威震四海的英明天子，对这一小小孙子如此特殊培养和宠爱，必然会在政界产生巨大影响，文武百官必然会理解到这些行为的深刻含义，也就是说它在康熙帝择立嗣君问题上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礼亲王昭梿为此专门写了《圣祖识纯皇》短文，评论说：“由是（圣祖）益加宠爱，而燕翼之贻谋因之而定也。”

皇祖如此垂青，皇父必然要更加宠爱。若按一般常情，以母亲之身份高低和孩子的年龄大小来定诸皇子的地位，那么，弘历没有什么优势。他排行第四，生母是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祜禄氏，十三岁嫁与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地位并不高，连侧福晋（即侧妃）都不是，《清史稿》称其为“格格”，不过是地位低微没有封号的小妾。除去早殇的弟兄以外，他的三哥弘时，母为知府李某之女，被封为侧福晋；他的六弟弘瞻，母刘氏为管领刘满之女，封贵人；他的五弟弘昼之母耿氏，虽也和钮祜禄氏一样是所谓的“格格”，但甚受胤禛宠幸。因此，弘历之所以得宠，不是靠生母和其他什么外在因素或偶然的机遇，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天资和才干，以此博得了皇祖的赞赏和欢心，对胤禛的继位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因而当然会得到皇父的特殊宠爱。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大臣和九卿，谕告说：已预将嗣君之名书写于密封的锦匣内，放置在乾清宫正中的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日后需要时即从这里取下宣读。这个预定的嗣君，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十二岁的皇四子弘历。雍正十一年正月，世宗封弘历为宝亲王，从此命他每年代祀北郊，并让他了解对准部用兵的军机大事。雍正十三年春，贵州苗疆骚动，世宗特命弘历、果亲王允礼等为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直接处理涉及改土归流是否坚持实行的重要国务。

这位从小就靠自己本事脱颖而出的英俊君主，执掌大权后，当然要继承他祖先勇于进取的优良传统，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第一步就是要革除弊政，安定人心，解决苗疆叛乱及与准部议和问题，以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下阶段大踏步前进准备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