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预流”：民族语文资料带来的机遇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所作《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13]在陈寅恪先生写下这段文字的30年代初，最为史界瞩目的新材料当属敦煌文书。而当今辽金史领域最有价值的新材料，则非契丹大、小字及女真文字石刻资料莫属。
自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梅岭蕊（L. Kervyn）在庆陵发现契丹小字哀册以后，这种久已湮灭的民族古文字始为世人所知晓。[14]1950年，辽宁锦西西孤山又首次出土了契丹大字《萧孝忠墓志》。迄今为止，在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已有近50种之多。女真文字在金代似不甚普及，远不如契丹文字在辽朝使用得那么广泛。不过在金朝亡国后，元、明两代仍有部分女真人继续使用这种民族文字。目前所能见到的女真文字资料，除了传世的《女真译语》之外，还有自19世纪以来陆续发现的10种石刻材料（其中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系明代碑刻）。
契丹文字石刻资料虽早已发现，但中外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对破译这种死文字感到束手无策。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刘凤翥、清格尔泰先生等人以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为突破口，才找到了一种真正有效的解读方法。这一方法可以归纳为：首先从契丹小字石刻资料中找出一些确定无疑的汉语借词，根据这些汉语借词可以为若干原字构拟出比较可靠的音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那些见于汉文文献记载的契丹语词，最后通过对已经释读的词汇进行分析，并参照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诸亲属语言，探索契丹语语音、语法特征和规律。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标志着契丹小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5]90年代以后，几乎是复制了同样的方法，并借助于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民族语文学界在契丹大字的解读上也有了重要突破。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运用汉语借词解读契丹文字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毕竟有限，要想真正通解契丹文字及其语音语法规律，主要还得依靠对契丹语词的解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形见绌。相比之下，女真文字的解读则要深入得多，这主要是得益于明人留下的工具书《女真译语》，加上19世纪发现的《大金得胜陀颂碑》有女真字与汉文对译，对女真文字的解读也很有帮助。
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来衡量，若能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恐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在汉文文献非常单薄的情况下，这些堪称第一手材料的民族语文资料给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得预于此潮流者”，方能占领21世纪辽金史领域的学术前沿。
傅斯年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就他对于史学发展的基本取向表达了如下见解：一种学问，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凡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便进步。[16]这段话前两句是强调材料的重要性，后一句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对于辽金史研究者来说，如能掌握和运用民族语文资料，无论是从“直接研究材料”或“扩张材料”的层面考虑，还是从“扩充工具”的角度而言，都必将成为“进步”的阶梯。
——原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谭其骧：《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第43—53页。
[2]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2—213页。
[3]参见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28—41页；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43—366页。
[4]《辽金史论》自序，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李锡厚先生因对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界的“满蒙史研究”持强烈批判态度，故对我的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说我把日本学者带有政治企图的研究成果作为我们立志要赶超的高度，“委实有点不伦不类”（见李锡厚《临潢集》后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6—318页）。我以为，日本学者满蒙史研究中的政治导向与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是两个问题，似不宜混为一谈。
[5]对辽金史现状的估价是一个颇有分歧的问题，即便在辽金史学界内部也是如此。李锡厚先生在《一九八七年辽金西夏史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4期，第5页）中指出，“与中国古代史的其他领域中的研究状况相比”，辽金史“至今还只能算是‘发展中的’”。这一评价招致辽金史学会部分会员的激烈批评，据说当时“许多会员来信对这种武断式的结论表示异议”（参见《会员对<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的李锡厚<一九八七年辽金西夏史研究概况>一文的反映》，《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60页），可见双方分歧之大。
[6]辽金史史料之单薄，除了历代亡佚的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辽金两朝的著述本来就为数不多。以辽朝为例，据台湾学者李家祺先生统计，自清初至民初，各家补《辽史》艺文志者共计11种，所收书目累计为414种，除去各家的重复，再剔除不应入《辽史·艺文志》而阑入者101种，剩下的真正属于辽朝的著作仅61种而已。参见李家祺：《各家补辽艺文志研究》，台北《幼狮》32卷第4期，1970年10月，第34—38页。
[7]其实辽金史学界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学术传统，如金毓黻先生的《渤海国志长编》、陈述先生的《全辽文》都堪称穷尽史料的典范。
[8]王曾瑜：《辽宋西夏金史》，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00页。
[9]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自序，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页。
[10]金毓黻：《宋辽金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重印本，第2页。
[11]宋德金：《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44—158页。
[12]王曾瑜：《我和辽宋金史研究》，《学林春秋》第三编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第700页。
[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6页。
[14]在此之前，金人刻于唐乾陵武则天无字碑上的契丹小字《郎君行记》一直被明清以来金石学家误认为女真字，直至1925年日本学者羽田亨才根据新出土的契丹小字哀册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
[15]参见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