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中国文化与大学生成长

古代读书人并没有“中国文化”这一概念，“只有到了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进来了，与之相比较，才有‘中国文化’之说”⁽¹⁾。现在我们使用“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古与今、传统和现代，都连接在一起了。

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与大学生成长之间，是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深度阅读中国文化，有助于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建构、文化自觉的培养以及良好德行的熏陶，从而塑型心灵和确立自我；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是未来中国文化传承和建设的主力承担者，大学生的成长将有力地促进中国文化的诠释、创造和发展。

一、困境与良方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上引古文可进行多种阅读理解，也存在众家说法，在清人刘宝楠看来，仅仅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引发的古人几岁入大学这个极小的话题，便也“传闻各异”。⁽²⁾不过，20岁左右，古代读书人应当和今人一样正处于“大学”阶段。然而，同为“大学生”，却同龄不同命，古代读书人与今天的大学生在所读的书、读书的目的、读书的环境、读书的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天壤之别”。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大学生正面临着古人不曾遇到的困境。一个美国大学生这样描述她的现状：

一个女孩是否可能非常忙？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修17个单元课程，在自己休假和学校放假时加紧完成自己的事业，在可能安排时学习唱歌和舞蹈，努力与我的五位亲密朋友保持联络，抽时间欣赏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阅读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为儿童禁毒计划工作。哦，对了，我还养了三匹马、三只猫、两只鸟，我的狗名叫杰克。我最喜欢的杂志说，“非常忙”的意思是，你不愿缺少任何东西……我喜欢这本杂志。我猜想，你可能会说，我就是那都市女郎。⁽³⁾

这一情况正是当下大学生生活状态的普遍写照。众所周知，匆忙不一定有充实感，快节奏也并不意味着高效率。周质平在《桑叶与蚕丝》一文中如此评价现在的学生——“食量很大，消化的能力却极弱”⁽⁴⁾。

究其原因，应一分为二地看：客观而言，在这个信息过量的时代，有学者称过去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是“书到用时方恨多”。如今的问题大多数不是由于资料太少，而恰是因为资料太多。资料泛滥，形成一片海洋，新信息不断出现，旧有的还未来得及阅读，新的又已如潮水般涌来。主观上，这应缘于当代大学生尚未养成一定的鉴别定力和批判眼光。有鉴于此，培养深度阅读能力，应当不失为一剂良方。龚晔这样阐释“深度阅读”：

深度阅读，是心灵塑型的必要途径。信息的获取只是深度阅读的副产品。信息多元化给人以互有参校的通道，但是，信息海量化则增加了人的决断的难度——彷徨、迷茫、徘徊及其焦虑都是在多样选择面前的无措和无力。⁽⁵⁾

可见，深度阅读在根本上不是为了信息的获取，而是为了塑型心灵。因而，深度阅读并不以量争胜，而是以质为要。这意味着选择读本这一行为本身即作为一种能力，属于深度阅读所需的能力之一。面对古今中外众多的书籍，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尤为值得当代大学生选择并进行深度阅读，这里，“中国文化”主要是指经典古籍或原著。究其原因，下文展开探讨。

二、“中国文化”的深度阅读

雅斯贝尔斯曾在《当代的精神处境》一文中指出：“当知识为了普及大众，而尽可能以合理化的方式，使一切人都能得到粗略理解，予以简化，但因而变得空洞时，精神就开始颓废。”⁽⁶⁾

可惜的是，目前我们所见的大多数书籍，包括许多外国名著，大都以“尽可能以合理化的方式，使一切人都能得到粗略理解”——这样的路数写就。昔日任公尝言：

外国名著，组织得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齐齐摆出来……

中国书未经整理，一读便是一个闷头棍，每每打断趣味，这是坏处；逼着你披荆斩棘，寻路来走，或者走许多冤枉路（只要走路断无冤枉，走错了回头，便是绝好教训），从甘苦阅历中磨炼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却最真切，这是好处。⁽⁷⁾

看来，相较于其他书，中国书有其独特的阅读功效：磨炼读者的智慧，获得真切的趣味。获得真切的智慧和趣味，这恰是为学者读书所求之根本，能得到这样滋养的书籍，正是上文所提的适合深度阅读的佳品。深度阅读“中国文化”有望带给大学生理想的心灵塑型效果，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深度阅读“中国文化”与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建构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个性殊强”⁽⁸⁾，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独特之处。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的“引言”中写道：

中国文化自成一独特的系统，这已是今天中外大多数学人所共同承认的历史事实。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这一文化系统的独特性更是无所遁形。但是文化的范围几乎是至大无外的；我们很难用几句简单扼要的话把中国文化的特性刻画得恰如其分。……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几乎在每一方面都表现出它的独特形态。因此观察者从任何角度着眼，都可以捕捉到这种独特形态的一个面相……只要观察者不坚持以偏概全，则观点越多，越能彰显中国文化的特性。⁽⁹⁾

上段引文道出，由于其自身特点使然，读者要想获得关于“中国文化”相对全面的把握和认知，需要尽可能地涉猎多种读本，尝试从多种角度着眼体会不同的观点，而这样的阅读过程本身即有助于读者培养全面性思维，避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习惯，在鉴别体认中培养思考问题的审慎精神和批判性思维。

2．深度阅读“中国文化”与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

“文化自觉”试图回答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即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¹⁰⁾

可见，“文化自觉”其实质即关于自我的反思、批判和确立，理解为何“我之为我”。小到每个人自身，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自我”这个概念，只有理解“我之为我”，养成文化自觉，才能有力应对各自层面的迎“我”面而来的世界，并不为各种纷扰所迷惑。这也应当与陈寅恪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相呼应。对于大学生而言，深度阅读“中国文化”，是培养“文化自觉”的前提。如钱穆所见，“文化譬如一大流，个人人生则只如此大流中一滴水。大流可以决定此水滴之方位与路向，此水滴无法来决定此一大流之方位与路向”⁽¹¹⁾。深度阅读“中国文化”，不仅有助于每个大学生个体理解自身的生活方式，而且有助于大学生自觉担当中国文化传承和建设的使命。大学生作为中国文化未来的主力承担者，只有整体地审视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包括其价值观念、大小传统的变化和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多重运用，并作切实的“古—今”与“中—西”辩证理解比较，才能避免轻率武断地做出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的结论，从而正确地面对和继承传统，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去芜存菁，作出创造性的选择和诠释，以符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求。

3．深度阅读“中国文化”与大学生的心性平衡

现实中，很多问题往往因心性不平衡所致，这在为学人群中也在所难免。近年以来，中国大学道德问题频遭曝光，道德危机成为一个普遍话题。中国大学的道德危机固然有其特定的原因，比如中国现在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如没有像20世纪初的中国那样拥有一大批一流的大师，比如缺乏完善健全的学术管理制度……

进一步横向观察，当今全世界大学的道德危机问题也已然成势。究其根源，应当在于没有很好地把握理性与德性的平衡。“19世纪以来，伴随理性主义的崛起，知识与道德的分离，大学逐渐成为一个理智的而非道德的机构。”⁽¹²⁾美国人雅克·巴尔赞不无反感地谈到他对于“理性主义”的看法：

在这个分析、批评和理论王国中，占据上风的氛围是压抑。悲剧不再净化心灵，不再使人振奋，喜剧也不再以快乐方式进行抨击。音乐不能给人带来平静；绘画和雕塑主要让人解决问题。⁽¹³⁾

思维中的理性本值得崇尚，但如果一味以理性思维为法则，将会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的不适。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德性支持的理性越是有力，就越易走向反人类的一面。仅在过去的将近一百年时间里，这方面的例子便已“罄竹难书”。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3年，正当来自现代西方的“科学”“理性”在中国大行其道之时，梁启超便极富远见地谈到了他关于“科学”之限度的认知：

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¹⁴⁾

在任公看来，不仅面对人生，科学方法有其限度，即便面对学术，科学也不能穷尽问题。身处一味崇尚理性、看重知识的时代背景，他毅然提出了“知性与德性”并重的看法：

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

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¹⁵⁾

1923年，距今已有将近百年，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已不再“沉醉西风”，然任公所倡之“知性与德性并重”的道路仍然值得当代大学和大学生借鉴。

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便已提出“过犹不及”。一切不要“过”，又不要“不及”，适可而止，梁氏所言“知性与德性”并重，亦可看作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中庸”思想的当时演绎。

可见，在平衡心性、拯救因“理性主义”而带来的文化危机问题上，古老的中华文明无疑是当仁不让的法宝。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的大学生有着文化、语言、地域等诸多条件，更应珍惜时机，深度阅读中国文化。

三、大学生成长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与大学生的关系是双向互补的：大学生的成长亟需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而中国文化的演进同样有赖于一代大学生的成长。

1．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与中国文化。

我们正面临一个信息整合的时代，四面八方的信息蜂拥而来，造成了这一时代特有的多元互观的面貌。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基于不同身份和不同立场的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表达着对“中国文化”的不同见解。而许多见解又往往基于多种因素的考量，因此并不一定局限在文化领域。如唐君毅的分析：

现代之文化问题不限于纯文化思想方面，且包括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之各方面；进而，在现代中，各种纯粹文化思想力量，遂与各种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之力量互相结合，互相利用，以求扩张，而加强其冲突，加深其问题。⁽¹⁶⁾

面对这样的局面，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有助于其在众说纷纭中厘清各家立场、视角和方法，审慎面对各种观点，从而建立起完整有序的思路链，展现作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应有的姿态和水准。

2．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

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想当然的一种想法是：不需要去问“为什么研究文化”。然而，这恰恰应该成为一个最初的问题。在研究的一开始，每个学者都应该自问：“我”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化？抑或，研究中国文化为了谁？这属于是否具备文化自觉的问题。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重要思想。斯宾格勒曾感叹：

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持久印象里，比如是觉得他的生命只是千年万载绵延不绝的广大生命过程的一部分，还是认为自己是圆满自足的存在，这中间是有很大差别的。⁽¹⁷⁾

对于研究中国文化而言，只有具备文化自觉的人，才能主动要求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¹⁸⁾；只有具备文化自觉的人，才能主动要求理解世界范围内的多种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只有具备文化自觉的人，才能对中国文化保持一份“温情和敬意”，自觉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而不会为了荣誉和商业利益肆意地破坏文化遗产。

长期以来，我们都处于文化不自觉的状态，因此造成中国文化研究未能理想地展开。未来，可期待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为中国文化带来积极的前景。

3．大学生的心性平衡与中国文化。

当今中国正在以怎样的面貌展现于世？无可否认，中国正在崛起，甚至被认为是“这场全球性变革的绝对领导者”⁽¹⁹⁾。然而，崛起中的中国也面临着新形势下的挑战，许纪霖感叹道：“在富强这张脸谱上，中国已经步入‘现代’，而‘现代’的代价却是‘中国’的失落——不是国家主权意义上，而是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²⁰⁾的确，富强而文明，是塑造一个大国的必备因素，假如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实力，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撑，社会发展将处处受限，也将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展现。

当代大学生如能养成全面性思维的习惯，考虑问题和部署计划时多从综合角度出发，注重各方面的平衡稳定发展，避免顾此失彼现象，则在未来有望将中国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也有望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文化的应有风姿。

---

(1)刘梦溪.论国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1.

(2)[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43.

(3)[美]雅克·巴尔赞.我们应有的文化[M].严忠志，马奴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9.

(4)周质平.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366.

(5)龚晔.深度阅读的心灵塑型[J].杭州（我们），2011（05）：36.

(6)蒋广学、赵宪章.二十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662.

(7)梁启超.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155.

(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8.

(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引言.

(10)刘梦溪.论国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1.

(11)钱穆.文化学大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5.

(12)王建华.道德危机中的中国大学[J].大学教育科学，2010（2）：8.

(13)[美]雅克·巴尔赞.我们应有的文化[M].严忠志，马奴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7.

(14)梁启超.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M].金雅，选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40.

(15)梁启超.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M].金雅，选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62.

(16)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78.

(17)[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7.

(18)刘梦溪.论国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1.

(19)[德]弗朗克·泽林.中国冲击：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M].强朝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

(20)许纪霖.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