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与重建的外部趋势

全球化开拓了人们的文化视野，使人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环顾世界、审视自己。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推进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必须被置于世界文化格局中来考虑，必须以世界先进文化的水准来重新审视并合理超越本民族的文化。这是因为全球化实践的新发展以及所提出的新问题，对中国文化提出了一种超越性要求。这就要求中国文化既要继承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吸收全球性的先进文明成果，真正实现民族文化同现代性的合理“对接”与融合，创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一、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

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受到了严峻挑战，同时自身困境也不断呈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精神不足

1922年，梁启超在一篇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中，对中国人的科学观念进行批评：

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希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¹⁾

梁启超针对中国人科学观念的缺失而进行的批评留给后人深刻启示，至少有两层含义，可供参考。

其一，思维方式问题是处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核心问题。

就整个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中那种重视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很不充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从整体角度把握事物，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并且崇尚以经验为基础的、整体直观的思维方法，这表现在主客体关系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在于体悟，而不是明晰的逻辑把握。

当然，“东方思维方式”也有很多优点，但是也不能回避它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发展滞后的原因。中国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相对欠缺，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后果早已显现。中国近代的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五四运动后的西化思潮，一次又一次地激荡着中国人的心灵。树立国人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某些新的文化价值观，将对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力量产生巨大影响。

其二，功利主义思想严重阻碍了科学精神的提升。

西方科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因为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科学的过程中，仅仅是功利地从技术层面入手，因而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偏颇。人们不是将科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对待，而是忽视和否定其精神内涵和传统，将它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万能工具。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是在明末清初。但当时西方科学始终游离于中国传统学术之外，对它感兴趣的，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它既没有从内部，也没有从外部突破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体系。

中国社会对科学真正产生迫切需求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唤起中国人自强图存的民族主义感情的同时，更激起了人们学习、模仿西方列强技术的热潮。西方的“船坚炮利”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武器之精良、作战技术之先进，给中国的官员以极大的震撼。面对列强的武力威慑，在器物技术的层面上优先产生认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洋务派提出“自强新政”，首先提倡在军事技术上西方化。从中国早期的科学观中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的推崇，仅仅是它的技术层面，是看中了它的功利性，而科学的精神传统则根本不在其视野范围之内。因而，当中国人惊叹西方的枪炮、火车、轮船之神奇，准备为己所用的时候，无意中已经把西方科学的基础舍掉了。尽管科学的功利性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西方科学并不仅仅因功利的目的而存在。科学既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又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之所以诞生在欧洲，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蕴涵着培育科学所必需的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的基础不仅仅在于它的功利性，理性思维的不断发展和重视经验与自然的哲学传统，以及对科学的精神价值的追求，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对许多人来说，中国人心目中所谓的“科学”，实际上指的是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技术”，人们以为只有技术才能“经世济国”。这样，真正的科学就难以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一点英国的科学哲学家怀特海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看出来了。

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禀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²⁾

2．技术发展滞后

1964年，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³⁾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究，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从思想文化探究。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在整体上把握事物，不似西方文化重视逻辑分析。

尽管中国有年代悠久而未间断的天文观测记录，但为了追求一个呈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吉利天象的历法，使天文理论充满了不少牵强附会的迷信色彩，而不能像古希腊学者通过几何—力学模型的方法来构造宇宙结构。⁽⁴⁾

实用理性的知识趣味，决定了中国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主要是来自于那些经验的实用技术，以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中国人并不热心于没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统，以及仅仅为证明理论适用性的科学实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我国古代对天文现象的观察极为仔细、系统，其完整程度为欧洲古代和中世纪所不及。然而，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却未对这些天象观察记录进行细致分析，以探寻规律。在我国的史籍中，虽留下了哈雷彗星出没的三十一次记录，但发现其出现的平均周期的却是十七世纪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⁵⁾

从科学发展来看，没有科学的实证精神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整体的。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落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相对欠缺，给中华民族发展带来的后果早已显现。

其次，从经济文化看，中国近代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生产关系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当然要受到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与西方近代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比，中国近代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当时不可能形成促使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动因，相反是一种阻碍力量。

最后，从政治文化来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封建集权制在封建社会的初中期对于科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末以后，却严重阻碍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同时，闭关锁国也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

中国近代的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五四运动后的思潮，始终如一地树立科学意识、科学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重要内容。依靠科学精神的力量，我们依然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某些新的文化价值观，而它们将进一步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以此观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英国学者贝尔纳曾指出：

从中国已有的成绩可以看出，经过适当改造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为科学事业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的确，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使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⁶⁾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值得关注。近代科学以及产生近代科学的科学理性精神是中国所缺乏的，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从中国科技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科技体制、科技投入等具体操作层面，我国的科学精神普遍缺乏。这也是为什么在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人们的科学道德品格并没有同时提高，科技领域浮躁情绪蔓延。《金融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杰夫·代尔和学者克雷奇·西蒙斯都在不同场合对中国制造还能走多远提出了深刻质疑，对于“没有品牌的巨人”表示出了遗憾。目前中国巨额的科研支出与研发成果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学术腐败现象使得“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迈进充满了坎坷。

在中国经济战车一往无前的外表下，中国的科学动力面临着从学术造假到金融市场薄弱等一系列问题。⁽⁷⁾

3．国家以及国际观念缺失

传统中国人的国家观念自成体系，但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出现了变异与转型。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⁸⁾古代中国只有“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⁹⁾的传统国家意识。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意识，模糊了国家、天下的界限，使之混为一谈。梁漱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第九章“中国是否一国家”中曾陈列原因：

中国之不像国家，第一可从其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见之。此即从来中国政治上所表见之消极无为。历代相传，“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

复次，中国之不像国家，又可于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之。国家功能，一面是对内，一面是对外。中国对内松弛，对外亦不紧张。照常例说，国际对抗性之强弱似与其国力大小不无相关。然在中国，国力未尝不大，而其国际对抗性却总是淡的，国际对抗性尽缺乏……

最后，则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¹⁰⁾

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并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条约，打破了长期深植国人脑海的华夏中心意识，摧毁了“天朝上国”“四夷宾服”“华尊夷卑”的传统“天下”观，使中国或被迫或主动地走进了国际社会。通过对“他者”的不断认识，国人开始真正对“自我”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华夏中心意识逐步瓦解，近代中国国家意识逐步萌生。

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最主要的标志是“主权”意识的确立，即国家是由人民所组成的，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拥有一个合法的政府。任何传统社会谋求近代化时，都必然要构建民族国家，从而在国际政治秩序中确立地位。

一个国家在与外国平等或对等交往时，并无强烈的国家意识产生。但是当这种平等或对等被一方打破的时候，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便高涨起来。⁽¹¹⁾

在近代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严重侵害的刺激下和西学知识的启蒙下，国人逐步形成较为明确的国家主权意识。尤其是随着国际法观念的输入，一些开明士大夫意识到国际交往并不是由“天朝上国”一方面施恩，而是“恩怨报施，各有其分，不相凌越”，并逐步有了条约意识，开始通过以国际法及条约为基础的视角，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

国家权力是近代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对外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屈从任何外国的权威，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外条约关系对近代中国国家及国际观念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直到19世纪中叶，清朝当局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缺乏列国并存、和平交往的主权国家观念。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用“条约制度”强行把天朝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时，在外患和丧权辱国的强烈刺激下，中国朝野才开始产生近代意义的主权意识、民主意识，最终与近代国家观念相融合，要求“握主权”“树国威”，争取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平等地位。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策略

1．“全球化”的基本界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已成为了当今世界最突出的特征、最时髦的词语。大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化起源于西欧，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一种变革。它首先发端于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然而其影响却是全方位的，政治、文化等领域皆因经济全球化而产生了全球性的变化。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认为，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¹²⁾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这样评价全球化：“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而全球化指的就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¹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在《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提出：“全球化是以资本的扩张和科技革命的交互影响为根本动力和基础，以各文化逐渐交流、融合并不断产生更多的共同价值观为前提，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轴的一个社会化的整合过程。”⁽¹⁴⁾

全球化的历史和逻辑表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绝不仅仅是全球一体化的过程，更不是国家和民族日趋削弱的过程，而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同质化与异质化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交织发展的进程。一体化和多元化构成全球化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运动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也是全球化整个发展进程的主线。全球化包含着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的趋势，但同时也包含着各个民族和国家为其特定利益和价值取向而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趋势，即全球化过程的民族化趋势。

全球化是一种矛盾的、复杂的现实运动，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在时间和空间的多维度互动中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安东尼·吉登斯认为：

我们不应该把全球化当作是一种倾向单一方向的统一过程，而是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变化倾向，其结果是混杂的，而且往往是相当矛盾的。⁽¹⁵⁾

俞可平也指出：

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¹⁶⁾

在着眼于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寻求和实现全球化进程中的自主发展，逐渐提升自己在全球化中的位置，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每个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都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2．国外文化发展策略的比较与借鉴

全球化促进了资金、技术的合理流动，实现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为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良好契机。随着经济交往的进一步加深，各国相互依存度增强，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世界舞台上交互影响，竞争并存，其间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更有重要的启示，这就为中国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更多的借鉴和选择。

（1）以创新为主的美国文化建设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大国，不像英国、法国那样具有浓郁悠久的内在传统文化，而更具有多样民族、多元文化的交融特征和异质性取向。在现代化的文明史中，美国给人的形象是一个年轻的没有传统文化包袱的拓荒者。正是美国精神中勇于创新、追求效率、自由和朝气蓬勃的特征，能够把每一种外来文化的优点融入自己的文化中，从而增强了美国文化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促进了美国文化的繁荣。

一是重视文化的创新。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论述了美国的多元文化是如何在创新中发展的。

新的感觉以及与之相关的新行为方式，是在矢志于创新的艺术小圈子里创造出来的。由于新事物的内在和外界价值，以及它们的通行无阻，创新的感觉和行为方式得以迅速扩散，改变着文化大众（如果不是更大范围）的思想与行动，而这些人又属于社会的知识和传播行业中的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¹⁷⁾

这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个民族文化有没有一种持续发展的能力，取决于它能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能不能创新。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它既是宝贵的遗产，也让文化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使得中国仍然只是个文化大国，却不是文化强国。

二是重视文化人才的引进与培育。

文化是靠人去塑造的，文化人才是推动文化发展建设的主要力量。人才问题在文化建设中事关全局。美国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相对民主、平等、宽松的文化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国大批的优秀的文化人才。这些人才为美国文化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美国还在几十所大学专门开办了文化管理、文化艺术等专业学科，为美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三是重视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推动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美国政府认为，对于文化的发展，最重要的不是对所谓优秀的文化及真理进行扶持，而是要营造与维护一个能够让各种声音自由表达的环境，为文化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及个人的文化创造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竞争有序的平台，以保障公民能够有充分的选择机会。因此，美国政府对文化的发展只是在宏观上，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进行引导扶持，文化产业基本上都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下运行。同时，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国际政治经济科技优势，推动其文化产业实施跨国经营，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这样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又扩大了文化传播，提高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要把重心放在培育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上，实现以市场为主体的文化发展模式，为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¹⁸⁾

（2）以本土为依托的日本文化建设

日本是世界发达国家之一，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具有强大文化影响力。同为亚洲国家，中日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从经济强国到文化强国的发展之路给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启示。

其一，“文化立国”是日本文化发展模式的核心思想。

《朝日新闻》曾引述日本亚洲前景战略委员会公布的“日本文化产业战略”称，“在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要解决安全、环境等问题，必须向世界宣传日本独有的价值观。文化产业不仅有助于经济利益和日本品牌价值的增加，还可以加强日本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因此必须超越单纯的产业层面，制定文化和对外宣传战略。”⁽¹⁹⁾

1995年日本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实现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目标，积极促进日本文化的国际传播和文化产业的世界推广。

为了实现“文化立国”的战略目标，更好地满足日本民众日趋强烈的振兴文化的愿望，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文化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软实力，如普及义务教育、政府引导加大资金投入、健全法律法规和积极开阔国际市场等。

其二，引进吸收外国先进文化。

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本尼迪克特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²⁰⁾日本对引进的先进文化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这种意识成为日本崛起的重要软实力。“日本人对于外国的文化，并不视为异端，不抱抵触情绪和偏见，坦率地承认它的优越性，竭力引进和移植”⁽²¹⁾，这是日本文化发展的有力因素。日本这种“首先借用外国技术、制度和文化，然后同化它，使其变形，继之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独自的制度和文化特质”⁽²²⁾的发展方式，使得它“有种特殊能力可以‘日化’所有外来物。”⁽²³⁾既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先进因子，又使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保留，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3）以儒家文化为导向的“东亚模式”

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先后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迅猛腾飞，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这种所谓“东亚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们也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的地域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经济底子较薄弱，自然资源也并不丰富，科学技术也并不十分发达，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呢？促使他们经济增长的共同因素又是什么呢？在这诸多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其中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第一派认为是东亚独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经济奇迹；第二派认为是东亚抓住并利用好国际机遇，在正确的时机面前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第三派是制度学派，认为正是“亚洲四小龙”以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推动了东亚经济的起飞。截至目前，虽然学术界对促进“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原因仍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有一个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动力之一，为“亚洲四小龙”及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纵观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源流，不难发现，与日本相似，“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除了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外，无不伴随着儒家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认为：“亚洲四小龙”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在精神上却是儒家的。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指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依赖家族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²⁴⁾他们认为儒家的一些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如和谐、忠诚、集体意识、重视教育、勤劳节俭、鼓励储蓄等，是“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除台湾外，香港、韩国、新加坡均曾是西方殖民地，因此西方文化的渗透与改造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在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又同东方儒家文化相结合，以集两者之长，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内聚、和谐、中庸等特性，同商品文化的平等、和谐、长远等特征正相符。于是，“亚洲四小龙”的商品文明，既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又基于东方儒家文化，实现了三重“文化”的交互增长，获得了三重“文化”的合力推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快速进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奇迹。

3．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策略

首先，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16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共同的文化所生发出的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凝聚力是一国的国家集体行为的强大精神动力。

综观近代以来国际舞台上相继崛起的诸多大国，其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其国家发展过程中无不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社会，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扩张和媒介的发展，日益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治，也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正在演变成某些强势国家单一的文化输出。文化的动力性、创造性和生产性越来越显著，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经济发展本身即是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脱离人类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

其次，确立明确的文化发展理念与目标体系。

文化在现代文明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文化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格局，可以说，文化不仅是综合实力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世界上很多国家采取文化立国的发展理念，并因此获得了多方面的益处。美国是站在文化发展潮头的国家，已从先期一步的发展中尝足了甜头，因此对文化发展情有独钟。所以基辛格才会一直坚持认为，“美国不能只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而在世界上继续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了维持力量均衡，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²⁵⁾依靠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渗透力，美国正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建立和扩大霸权。日本则把提高文化竞争力作为提升日本产品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认为通过文化产品可以加深世界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使日本重新获得尊重，从而使日本产品提高文化含量和附加值。

文化发展繁荣，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真正崛起的标志，成为一个国家文化和价值观被世界认可的标志，成为一个国家已经形成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标志。

再次，选择科学的文化发展方式与实施战略。

世界文化发展的模式和道路多种多样，各国都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推进方式，以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繁荣。例如美国采取对内扶持（以其自由经济的市场原则对内松绑，形成很高的门槛使外国文化产品很难进入美国市场）、对外保驾护航（不惜以政府名义为大公司“辩护”和出面谈判）的策略，使其文化发展战略渗透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贸易政策中。它对内保障国家社会安全，维护主流价值观，宣扬美国精神，鼓励文化企业提高竞争力；对外借助经济强势和高科技力量，以文化产品和文化贸易为载体，输出美国价值观和消费娱乐文化，在抬高门槛扩张本国文化利益的同时提升美国的文化软实力。日本则把西方文化与本国传统文化有机地进行了融合，充分利用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创造出适合本国实际的文化发展模式。

最后，需要给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法律保障。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物质载体的破坏和流失，中国传统文化在继承与发展过程中缺乏法律保障。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来保护本国或本地区的传统文化。例如，韩国1962年颁布了《韩国文化财产保护法》，并且通过对该法律的不断修改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适应本国国情的管理体系和严格明确的奖惩制度，有力地保障了韩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另外，非洲知识产权组织也在1977年通过了《班吉尔协定》，以此保障非洲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而与之情况相反的是，我国虽然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国，但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视力度却不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立法几乎是空白的。

我国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法律保障的滞后，一部分原因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忽视了对其进行法律保护。而最主要原因则是在对其进行保护的立法之路上存在着许多障碍。例如，对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立法的性质意见不统一，对其性质是立行政法规还是基本法存在分歧；对立法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界定不明确，区域不统一。

法律在法治社会拥有强大的约束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一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必然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

三、外部趋势的主动应对

英国学者汤因比预测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并对此充满信心。他指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²⁶⁾海纳百川，将各种文明的优长熔为一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品格和追求。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党目前工作的中心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弘扬中国文化精神、凝聚中国精神。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文化建设应该被提到战略高度。

1．植根中华传统文化沃土。

文化进步和延伸的过程需要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发展，学会挖掘本国特色文化。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充分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认为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历程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观念同样可以应用在其他国家的价值观上，中国服饰、书法、享誉世界的中国功夫更是被世界青年所推崇，美国青年越来越喜欢和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专门研究文化输出观念的学者王岳川先生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中国在世界上拥有更多强大的声音。但是大国形象和其文化形象却大相径庭，中国人漠视自身文化的发展，喜欢外来的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推崇和盲目，使得中国的文化发展走向了歧途。中国应该重视自身文化发展和良好的文化形象，在处理一些国际问题时，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将中国的文化发展道路与实现“中国梦”和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实现共同进步。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²⁷⁾可以看出，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是再创造的文化进程的标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发表针对中华传统文化建设路径问题的若干看法时，提出坚持不能随意地抛弃或者践踏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桥梁和重要途径，只有拥有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世界竞争中保存实力，不被其他民族的文明击败。目前，对本国的传统文化缺少一定的了解程度，对于传统文化的发掘力度不够，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构建理念不强。应大力在国外推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戏曲民乐、中华武术、书法绘画、中医医学等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鼓励公民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力拓展民族文化资源，挖掘尚未开发利用的优秀文化。

2．在各国文明碰撞中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

当今时代，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经济的全球化带动文化一体化的全面发展。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上的互相学习，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于国家间更好地了解和沟通，有利于彼此加强交流和合作。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等重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²⁸⁾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表述，预示着当今世界的文明发展离不开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努力。从马克思的言论中可以证明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方式同样不适合当今文化建设的发展的要求。如今，各国应抓住机遇，以一个兼容的心态来接纳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毛泽东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²⁹⁾在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要有选择有针对性地使用，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的发展，拓宽文化发展的思路，最终为文化发展服务。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不是指盲目的拿来主义。在国际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中要警惕西方文化的渗透行为，注重自身国家的文化安全。

3．重视中国文化创新力的人才队伍建设

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三个层面：一是主体层面，就是要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增强文化主体的创新能力，积极培养创新型人才。二是客体层面，就是要明确创新的内容，即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内涵；三是机制层面，就是要具有发展眼光，不断推进文化创新的有效途径，积极营造创新的文化环境。⁽³⁰⁾

首先，应该更加重视基础教育的培训，加强文化主体的整体素质。回望日本的文化产业战略的发展，可以得出日本对于文化产业人才的培育期放在儿童时期，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积极创造能培养学生的环境。国民素质直接关乎国家的素质和形象，也成为国家竞争力量的重要因素，是决定国家发展的关键力量。如今，国民素质中的道德滑坡问题经常发生，已经成为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如到景区乱涂乱画、随手乱丢垃圾、不讲秩序和诚信等行为随处可见。一些坏习惯到国外，严重伤害中国人在国外的形象，因而应首先注重对文化意识方面的培养。

其次，积极培养公民的文化创新意识。文化创新意识的培养不能单单依靠政府，公民也要努力自觉地养成文化创新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注重文化保护和文化创新。科学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整体构建中，许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贡献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深深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用科学的办法来判断和处理各种事情，积极培养公民文化发展意识和创新理念。

最后，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中国是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度，应该努力建造成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大国。将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强国的目标，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多方面的努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坚信人才战略和人才队伍建设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借鉴日本终身学习的教育模式，促进学习型国家的产生。以教育为依托，在全社会建立全民学习、终身教育的理念，鼓励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加强学习，大力兴建形式多样的教育设施。整合教育资源，注重教育公平公开，运用社会学习的资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模式。

4．政府的文化引领是当代文化建设的决策力量

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源泉，要积极增强文化发展的吸引力。建立文化协调发展的机制，需要重视文化建设的内容。效仿其他国家优秀的文明成果，不难发现成绩的背后是文化发展力量合力的结果。

首先，政府的文化引领是当代文化建设的决策力量。决策的制定与群众需求相结合。政府的工作要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开展文化建设工作需要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大力扶持公益文化事业，充分发挥文化事业单位的带头作用，开发各种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做好各种关于文化服务的宣传工作，让民众了解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措施。其次，社会民众参与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放眼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巧妙配合。美国十分重视通过市场机制来拉动文化的发展，通过文化企业的营造提升美国的文化影响力。日本的文化发展依靠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中政府的力量只是一小部分。可以看出，日本是一个借鉴外来文化的国家，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能否认的是，在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结合过程中，始终都能看见知识分子的身影。日本注重对普通民众的教育，这也是日本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独到之处。日本民众在基层中参与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不断赋予日本文化建设以新的内容。

除了政府对于文化的扶持、外交力量对于文化的促进之外，我国还需要民间的交流和合作。如今，文化的全面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文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推动文化的发展，满足民众精神文化的需求，需要文化发展的力量。积极营造有利于文化发展建设的环境，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促进文化发展，整合文化发展的资源。

5．“和而不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理念

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有多种矛盾的共存，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中国应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之路。

一方面，要坚持多元互补的文化理念。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许多民族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必须承认，在当前世界的现实格局中，每个民族不论其大小强弱，都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存在，也具有其文化的精华与贡献。全球是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全球，因此不仅各个民族应被承认，它的文化也应予以承认。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多元中的一元，是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更是使中国文化处于一个开放和互动的全球化文化网络之中。只有坚持用多元互补的文化理念来指导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才能与世界潮流同步，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才会越来越突出。

另一方面，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之路。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于每一个民族国家而言，都有一个正确处理全球文化统一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老的“和而不同”思想为文化全球化趋势下的多元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2004年10月，在北京，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内外许多学者建议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思想原则推而广之，使它成为解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纷争的原则。

“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即，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到能在不同中和谐相处；而不讲道德、没有学问的人往往强迫别人接受他的主张而不能和谐相处。《国语·郑语》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由不同的要素和合而成，缺少差别、对立和异质的事物是难以持续存在的。把这种认识扩大到不同文化传统上来，就是要承认不同文化传承之间的差异，在“不同”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商谈，求同存异，达成“和”，才能使之得到发展。倘若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同，不但得不到发展，反而会导致衰退，难以为继。“和而不同”思想正是指各文化传统不论强弱都能平等地对话和交流，强调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具有不同的传统文化和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只要不互相对抗，就会为当代世界增添新的色彩和活力。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文化全球化进程推进至今，它带给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仅有机遇，也有挑战。因此，不能把文化全球化仅仅当作一个外在的客观进程，而应当把它作为参与的、能动选择的、改变着的实践过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我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提供了政策保证，而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使中国文化发展有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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