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学东渐的学术文化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说明的第一段文字阐述了本节之所以讨论学术文化的缘由。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方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¹⁾

本节将帮助当代大学生理解西学东渐的学术文化，体味和理解当时学术文化的转型与时代精神，这将有助于当下大学生学术生涯的发展与定位。

一、中国的“学术启蒙运动”

晚清“独醒”的龚自珍早已针砭时弊，但在国内学术思想文化中尚无科学的立足之地。不明确世界之格局，无科学之精神，即使购买和发展洋枪洋炮也无法改变中国的蒙昧。什么是蒙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作了区分：

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²⁾

中国的学术启蒙从什么时候开始？西方的学术精神最早何时传入中国？很多人认为西学东渐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其实在晚明后三十年，西学便早就蠢蠢欲动。梁启超在《反动与先驱》中提到：

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得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马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要而言之，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³⁾

以利玛窦在西学东渐时期的贡献为例：①天文学：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科学的重心，利玛窦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有“九重天说”“四元行论”“地圆学说”“日体大于地、地体大于月说”。②数学：利玛窦输入的数学知识，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③地理学：利玛窦是西方新地理知识传入中国的始祖，这些地理新知识集中体现在他编绘的各种世界地图中，内容有：实地测量的经纬度；地名的译定；欧洲地理新发现；五大洲观念；地带的分法；世界地图的认识等。④思想：基督教虽然早在唐代传入中国，但汉译基督教经典却在利氏入华后才传入。⑤语言：利玛窦首创用拉丁字母注汉字语音，它解决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的两大困难：分析“音素”与测定“字音”。⑥美术：“西洋美术之入中土，盖亦自利玛窦始也。”西洋油画和它的绘画原理，是随利玛窦的西洋圣像画而传入中国的。⑦音乐：利玛窦进贡的方物中有一件是西琴（铜弦琴），“视中州异形，抚之有异音，皇上奇之”。此外，他还作《西琴八曲》，其内容得到士大夫的高度评价。有人认为利氏所作西乐可与天算齐名。⑧学术：利玛窦在华期间，撰写和翻译的汉文著作共有十九种，其中入《明史·艺文志》有六种，《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的有十三种，这就说明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利玛窦在欧洲汉学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欧洲汉学的开山鼻祖。⁽⁴⁾

然而在1773年之后，由于罗马教皇解散耶稣会并坚决表示不与中国敬孔祭祖等习俗相妥协，因此，雍正和乾隆时期出现拆毁教堂和全国禁教的局面。除此之外，梁启超还提到雍正放逐耶稣会的另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附带原因，也是教会行动影响到学界。我们都知道康熙末年因各皇子争立闹得乌烟瘴气。这种宫闱私斗，论理该不至影响到学问，殊不知专制政体之宫廷，一举一动，都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力量。相传当时耶稣会教徒党于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党于雍正党允禛，双方暗斗，黑幕重重。后来雍正帝获胜，耶稣会实力遂一败涂地。这种史料，现时虽未得有充分证据，然而口碑相传，大致可信。⁽⁵⁾

西学东渐在雍正禁教之后戛然而止，如果要算基督教再度东来，那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了。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廷战败，此后被迫与英、美、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座城市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城市传播宗教、开办学堂和医院。此后，基督教和西学在香港和内地迅速传播开来，中国现代学术启蒙之萌芽获得再次重生的机会。西学东渐期间，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影响最深刻的便是西方科学精神的引入。诚然，传教士们对于科学精神的引入充当着重要的启蒙角色，他们翻译了大量的西学著作。这些翻译的工作也正是学术启蒙的必经之路。以晚清著名传教士傅兰雅（Jone Fryer）为例，在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致力于西方学术书籍的翻译，其译作多达百余部。

傅兰雅著、译的书籍对中国的科学普及和近代工业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傅兰雅的一些译著还成为中国近代科学部分学科的奠基之作。例如，他和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等书就成为中国近代化学的奠基著作。⁽⁶⁾

当然，晚清也不乏积极致力于西学翻译的国人，他们对中国现代学术启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严复，他一直反对“中体西用”之说。如果说冯桂芬等人对西学的理解还仅停留在自然科学方面，那么严复则因其翻译的《天演论》而一跃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领军人物。王国维曾指出：

今……但论西洋之学术……至明末而数学与历学与基督教俱入中国，遂为国家所采用。然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也。咸、同以来，上海、天津所译书，大率此类，唯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⁷⁾

王国维将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的地位比作汉末翻译的《四十二章经》，他还举了一个同样的例子，就是过去无论士大夫是否接受佛学，佛学确已融入到了中国文化之中。

此外，到了民国时期，国人对于西学的翻译研究著作也有很多，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将西学分为算学、重学、电学等27门；徐维德《东西学书目》将其扩至31门；周昌寿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研究了明末至1936年中国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的情况。可以说，中国的学术启蒙运动离不开西学译本这一重要的媒介，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因为重要，才有反思的意义。

自戊戌变法以来，“科学”不仅仅是个时髦的词汇，而且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和一种权威。也正是因为它的权威性，所以“赋予”了五四新思想和此后借助五四运动的一切活动的合法性。这场学术启蒙运动一方面让国人认识了“科学”，另一方面也因为对科学的崇拜，从而形成科学主义，使得科学成为了学术世界的合法代言人。此后中国的革命运动也以社会科学理论为依据，并不断发展，例如孙中山提出的“取法乎上”，这一理念是完全基于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原则的科学至上准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迅速扩展其影响力，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因而，中国近代学术启蒙运动中主流思想的合理与合法性离不开科学的熏陶。

二、学术文化的原本真意

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学术？”他列举了梁启超对于学与术的解释：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即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凡百皆准此。⁽⁸⁾

当然，严复的“学主知，术主行”也是一种相似的解读。但是，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没有明确解释“学术”的含义。“轴心时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在其独有的体系之中独立运行和发展。自西学东渐以来，这个独有的体系逐渐崩塌。现代学者孟津通过新一种的方式解释“学术”这个词：

“学术”这个概念，中国古时候就有。比如苏轼《十八大阿罗汉颂》中，就有“梵相奇古，学术渊博”。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是从“academic”翻译过来的，后者来源于古希腊时期雅典城北边的一个地名：Akademeia。在那个地方，柏拉图把一体育馆改成了他的哲学院。一群不愁吃饭也不想当官的人，在那里搞纯粹的思想碰撞，探索未知，不计功利地学与问，而不是讨论怎样做，才能让饭好吃点、生活更舒服点这样的实用问题。后来英国人使用了academy和academic，而由于英语的传播，这些词也到了中国。⁽⁹⁾

可以确定的是，古代类似于“贫者因书富”和“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价值观使得登科入仕成为了中国古代大部分学者们的终身目标，现代意义上的那种追求真知、不计功利、不以实用性为导向的学术文化似乎是不存在的，至少在古代中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被泛化开来。或者说，如果学术这个词完全源于“academic”这个英文单词，那么中国古代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由此可见，“学术”这个中文单词是否能够用来翻译“Academic”仍值得推敲，更不用说是对于“学术”这个中文单词的解释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两个高潮时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即轴心时期）和佛学入华以后与本土儒、道思想逐渐融合而成的宋明理学时期——汉学复兴时期还谈不上高潮。此后马上出现了中国传统学术与近代学术的分界，这便是19世纪末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冲击。虽然此后中国部分传统学术文化仍然存在，但是却被以西化的方式挤到了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之中。相较于传统学术文化，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最大特征便是所谓的“科学”与“民主”——赛先生和德先生。李慎之在其论文中区分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

刘先生在《要略》中引用王国维、陈寅恪两先生的论点最多。王国维一再讲：“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这话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决然讲不出来的，是完全符合科学精神的，他自己也说：“此科学之所有事也。”陈寅恪则自青年至老年一再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完全符合民主精神的。陈先生甚至喊出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帕特立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耳”。这也是20世纪以前中国人决然喊不出来的。虽然两先生在感情上有强烈怀旧的一面，就像陈先生自己说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是他们有权保持的个人自由，但是在学术上，他们唯真是求，而决不与鄙俗的官学合流，也不附和任何“新潮”。民主与科学，这就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变为现代学术的必要条件……两位先生已经以整个生命为我们立下了榜样，我们又该怎样继承呢？⁽¹⁰⁾

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原本真意便是具有科学世界观、实事求是、理性治学以及对于真理无限追求的一种学术文化。很多人会说清代考据学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这里的求真不是仅仅指文献考证意义上的“求真”。胡适曾指出：“在学术研究中，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陈独秀也曾更激进地认为“学术独立之神圣”。因此，可以说非功利主义的学术旨趣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来说，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这应该算是中国学术范式的转变。

三、学术文化的重要影响

王国维曾提到“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经历百余年，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真正开始理解其中的奥妙。科学世界观的形成与普及是近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影响。

1．科学精神的引入

科学乃是构成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现代性意识的起源，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科学世界观的形成。近代以来，达尔文进化论沉重打击了传统经学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其对历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而唯物史观取代进化论是在科学主义旗帜下必然的逻辑演进。虽然近代的学术文化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冲击巨大，但是它所推崇的科学精神中实事求是和理性的思想态度确实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以学术范式而论，推崇科学精神的人们将真理作为追求的目标。正如吴炜总结：

科学精神在中国社会的传播还有助于破除传统文化那种崇拜经典、迷信权威、唯上是从的经学思维方式，树立批判、怀疑、在真理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的学术规范。不可否认的是，以此为内涵的科学精神的普及和传播，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促进了中国的学术以及思想的发展。⁽¹¹⁾

2．中国近代学科分类与大学的形成

陈赟在《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中指出：

这种现代性是通过作为主义话语与世界观特性的科学而确立其合法性的。它以“分科之学”的名义给现代中国带来了现代的知识分类体系，其即是确立现代社会分工、知识生产、教育制度的根据，又是平民化社会以及个人独立的基础。⁽¹²⁾

现代学术分科滥觞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四部之学”在经世实学思潮的影响下，受到了西学的冲击。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分类，例如“孔子传六艺”中的“六艺”以及后来《四库全书》中经、史、子、集四大部。西学东渐以来，中国近现代学术分科开始逐渐接轨西方的分科制度。西方学术对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产生了冲击，尽管经世实学思潮与格致之学都体现了晚清时期中国人探索自然的欲望，然而这些完全是受制于《易经》中“人文化成”的价值理念。从晚清时期新式学堂的初步尝试到1902年“壬寅学制”的提出，近代中国按照近代西方的分科方式，逐渐形成“八科分学”的局面，新的知识体系开始逐渐产生，现代学科开始逐渐出现。但是，此时“经学科”仍然还存在于八科之内，而且当时晚清的大学仍然保留了通儒院，因此行政功能难以保证这些大学能够和西方大学一样具有“学术独立”之精神。真正把西方大学的学术自由之精神和办学理念引入国内并创建制度的首创者应当属蔡元培、胡适等人。1912年以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将过去的八科之学改为了“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的七科之学。这一学科分类体系保留至今。

在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现代大学亦受其影响而建立。胡适曾言：“盖国内之大学，乃一国学术文明之中心；无大学，则输入之文明，皆如舶来之入口货，一入口立即销售无余，终无继长增高之望。”⁽¹³⁾此后，胡适于民国时期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及大学布局作了总体设计。他将中国大学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大学，二是省立大学，三是私立大学。蔡胡二人在分类上有所分歧，最终蔡元培更正了其原有的设计，并于1922年颁布了新学制以兼顾地方的实际情况：

1922年颁定之新学制，深受美国教育体制影响，不仅将高等学校分成了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三种，扩大了高等学校范围，而且放宽了大学设置标准，着力发展地方大学，允许设置单科大学。……大学遂成近代中国知识生产及传播的“重镇”，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之有成为伟大专家希望者，多数当系集中于各大学。”⁽¹⁴⁾

3．新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

蔡元培在《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中指出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大学数量上的增长，而且体现在大学设备及制度建设上的进步。比如，与现代大学相配套的新式学会、独立的专业研究所以及国家研究所、近代图书馆以及学术期刊和出版机构的成立，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石。总而言之，在这样的一种学术文化下，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日趋体制化、建制化、专门化和职业化。当然，这样的变化不仅直接改变了学术与政府、社会的关系，而且也直接改变了学者的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这一改变，也解决了一些学者的忧虑，正如蒋梦麟所见：

中国目前当头的大问题是：从民族和社会的方面着想，怎么取得经济的独立，与增进一般的繁荣与文化……中国向来的教育，本来是与社会隔离的；教育与社会，不是整个有机的组合。学校不适应于生活迫切的要求。教会学校与回国的留学生所设施的教育，均为养成社会的优越阶级，而于一般民众之需要忽略过甚。⁽¹⁵⁾

因此，当时陈序经等人就主张中国教育应当“现代化”而不是“中国化”——“如何使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当然，这样的理解有其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

---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i.

(2)陈独秀.敬告青年[J].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2）：35.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10.

(4)林金水.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J].历史研究，1983（01）.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3.

(6)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208.

(7)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107.

(8)刘梦溪.现代学术要略[M].台北：风云时代，2008：6.

(9)孟津.学术中的“学”与“术”[N].中国科学报，2011-5-11（A4）.

(10)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J].开放时代，1998（05）.

(11)吴炜.科学与中国现代思想[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57.

(12)吴炜.科学与中国现代思想[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10.

(13)左玉河.移植与转移[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60.

(14)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235-243.

(15)章清.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