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近代的转型文化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¹⁾东西方的“文化”溯源和它们对于“文化”本身的定义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虽然近些年国内外对于文化的定义趋向规范化，但是这里姑且不评价梁漱溟所定义的“文化”的权威性，因为这不是本章讨论的重点，而且第一章也有详细的论述。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本章对于近代转型文化的理解方式参考了梁漱溟对于“文化”的论述。因此，可以说中国近代文化同样涵盖了近代中国的一切，从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生产以及民俗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什么是中国近代的转型文化？耿云志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中定义：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一次是从列国并立的先秦时代转变到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另一次是从晚清开始的，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现代社会转变。这种重大的转变，既是社会形态的转变，也是文化形态的转变。……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前一次转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价值转换，而后一次转变，看起来好像是由某种外来的价值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由某种外来的文化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²⁾

从表面上看，这种转型文化好像是中国传统文化被取代而形成的。但是，耿云志认为这仅仅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不同而造成的幻觉。如果以某个时段来观望这两种文化，中国文化固然在某些方面正在借鉴学习西方文化，但绝对不是纯粹被取代。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近代的转型文化？其实这问题已经困扰中国人近百年，但问题之核心，仍局限在中西之惑和古今之惑。余英时在《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中指出，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向来都强调它“新”的一面，尤其是接受西方思想的部分。就五四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一强调无疑是有充分的根据的，因为五四在近代思想上的正面意义确在于此。至于它和中国旧传统的关系，则一般论者除了着眼于反传统，特别是反儒家这一点以外，其余便很少深渉了。⁽³⁾

余英时并不是要批判五四或尝试为五四翻案（这里的“五四”是广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不是狭义的五四运动），而是提出，在五四期间，尽管思想界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但是仍与旧传统有着根本关联。同时，他认为许多五四期间的新思想先锋如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虽然深受留学背景的影响，但是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康有为和章炳麟等人的影响。同时，余英时还认为，康、章的疑古精神和“反传统”的议论在五四时期得到了部分继承。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峰时，强调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新思想运动都有不同程度的辐射作用。

三、《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⁴⁾

当然，余英时从传统的角度来阐释他的新观点，希望国人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其实，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在面对这些类似问题的时候，都难以保持从容的心态。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和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努力平和国人的文化心态，让中国人从容面对世界和自己，积极地将中国文化与世界各种文化联系起来，而不是相互对立和提防。因此，转型文化应该是近代中国与世界碰撞交融中形成的文化，它虽然与中国的历史长河相比，占据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它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正在改变传统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系统地研究好转型文化，也有利于帮助当今的大学生正确、理性和科学地面对今天的诸多问题。唯有洞悉自身转型的过程和特征，避免一味地照搬西方，在学习中不断创新和提升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归属感和使命感，方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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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7.

(2)郑大华，彭平一.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1-2.

(3)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59.

(4)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