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吐鲁番交河沟北大墓的主人？

1993—199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交河古城沟北一号台地调查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今称“交河沟北墓地”。该墓地最早的古墓是16号大墓的两座陪葬墓（编号M16mh和M16mb），墓中随葬直腹盆、三足钵、单耳弧形腹彩陶罐、双耳灰陶罐等（图3-7）。这个墓地年代最晚的墓葬是1号大墓陪葬墓（编号M01mj），墓中随葬汉武帝五铢、骨匕、斜腹盆。[192]交河城这两座大墓的随葬品大同小异，与洋海3号墓地时代相近，三者皆属于苏贝希晚期文化。[193]从墓葬类型和随葬品分析，洋海3号墓地的年代最早，约在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中亚之前。交河城16号大墓及陪葬墓次之，约在匈奴进驻大月氏故地之后。而交河城1号大墓及周边陪葬墓时代最晚，属于苏贝希文化最晚阶段，但是不晚于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

交河沟北大墓及陪葬墓与吐鲁番盆地土著文化——苏贝希文化一脉相承。该文化始于公元前1000年，亡于公元前108年姑师人北迁吐鲁番盆地。从时间和分布地域看，苏贝希早期文化正是公元前176年以前称雄西域的大月氏人文化，而苏贝希晚期文化则为大月氏西迁之后留在故乡的小月氏人文化。《汉书·西域传上》记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194]交河沟北大墓附近分布有殉葬骆驼和马的祭祀坑，生动说明墓主人是游牧人。总之，交河沟北大墓的主人并非时下认为的姑师王，而是未随大月氏西迁的小月氏酋长。

《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约前138）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195]故知大月氏西迁时的君王的头颅被匈奴人做成骷髅碗，而未在交河沟北建墓，那么交河沟北两座大墓当为大月氏西迁后两代小月氏王之墓。交河沟北墓地1号大墓的陪葬墓（编号M01mj）出土了武帝五铢钱，其年代不早于发行五铢钱的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不晚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吐鲁番盆地小月氏酋长归降汉朝。交河沟北16号大墓及陪葬墓出有两件彩陶器，年代早于不见彩陶的1号大墓。若以30年一世计算，16号大墓约建于公元前146年（汉文帝中元四年）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小月氏人还在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山谷营造了一座与交河沟北大墓相同的偏洞室墓，今称“雅科奴尔5号墓”。据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介绍：

还有一座巴泽雷克时期的坟墓也极有价值，这就是1939年格里亚兹诺夫在雅科奴尔草原（戈尔诺-阿尔泰州乌斯特-康区）发掘的5号墓。

这座雅科奴尔古冢与戈尔诺-阿尔泰的大多数古冢有显著的区别。首先封土很大（直径约25米），用泥土堆成而非石砌。内部结构也很特殊。例如在穴口地表有两排用原木围成的特别木架。墓穴也不同一般，其平面呈椭圆形，埋葬时泥土填到穴口。墓穴以上即原木架内铺砌有几重矮石墙。清理查明墓穴西壁有一洞室，内有整木凿成的大棺一口，棺内葬一老妇人。虽然墓葬被盗，但仍可以断定，这个老妇人的葬式是仰身直肢，头向北。死者头上有冠，上面缝有卷涡状金叶。这些金饰物上的透雕，与诺颜乌拉毡毯的多彩贴花、汉代中国的某些玉片，以及威巴特恰阿塔斯（哈卡斯）所出透雕薄片相近。这里还出土一把角梳，上面也有类似的纹饰，这说明饰物是按照纹饰专门挑选的。可惜由于墓葬被盗，无法较详细地研究死者的服饰。除头冠的饰物外，只保存有原先包住有棱大串珠的零星金叶，一件木质纽扣和一件刀身与刀柄连成一体的铁刀。

墓中没有葬马，死者头向北，墓穴作洞室结构，穴上砌有矮石墙，墓上堆以土——这一切表明，雅科奴尔5号冢同巴泽雷克时期阿尔泰的其他坟墓有明显区别。所以，格里亚兹诺夫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他在报告中写道：“这里葬的是贵家女子，可能就是富有的游牧民族之妻，她是从远方异族掳掠而来的，死后虽然葬在丈夫的墓地，但却按其本族风俗下葬。”[196]

从洋海墓地发掘资料看，偏洞室墓是苏贝希文化晚期才出现的墓葬形式，那么巴泽雷克偏洞室大墓当与洋海3号墓地和交河沟北墓地的年代相同，皆为汉代墓葬。如前所述，公元前1世纪，析罗漫山六千余户小月氏遗民，曾经被匈奴右贤王迁往阿尔泰山的阿恶国，那么巴泽雷克偏洞室大墓的主人或为巴里坤草原迁往阿尔泰山的小月氏女酋长。

从洋海墓地随葬品看，月氏人早就开始“男牧女织”的游牧生活。西汉中叶以前，吐鲁番盆地一直是月氏人游牧的大草原，因此苏贝希文化遗址或墓葬从未发现农具。洋海墓地出土的少量农作物或许从河西走廊或塔里木盆地交换而来。为了将中原农业文明传入西域，汉朝与匈奴在吐鲁番盆地频繁交战，史称“五争车师”。

元封三年（前108），汉将军赵破奴及王恢率骑数万克楼兰，破姑师。不过，只有罗布泊东岸的楼兰归降了汉朝，罗布泊西岸的姑师投奔匈奴，大举北迁吐鲁番盆地，改称“车师”。天汉三年（前99），汉武帝以匈奴降将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率楼兰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率数万骑救援，汉兵败归。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又派开陵侯率楼兰等六国兵共攻车师，车师王降汉。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匈奴重新占领车师，派四千骑兵在当地屯田。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汉朝与乌孙联兵东西两路夹击匈奴，车师屯田匈奴兵惊惧逃走，车师又属汉。尔后，车师王与匈奴联姻，汉朝再失车师。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汉侍郎郑吉率兵攻占车师交河城，而匈奴再次派兵争夺。地节三年（前67），郑吉获胜后派300戍卒在车师开辟屯田。匈奴人认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197]，故派数千骑兵围攻。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汉朝被迫放弃车师。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发生内乱，日逐王率众降汉，车师亦归属汉朝。“五争车师”之役实际上是汉朝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与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文明对西域的争夺战，最后以汉朝获胜而告终。于是，吐鲁番盆地开始进入农业开垦的新时代。[198]

然而，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北匈奴呼衍王以白山（今新疆巴里坤山）为中心，试图重新控制西域。[199]19世纪末，巴里坤县松树塘发现两块东汉碑铭：一块为东汉永元五年（93）汉司马任尚碑，另一块为东汉永和二年（137）敦煌太守裴岑碑，皆为汉军击败北匈奴呼衍王所立纪功碑，也即东汉王朝与北匈奴激烈争夺巴里坤草原的历史见证。[200]

综上所述，公元前2—前1世纪是中亚民族大迁徙的时代（图3-8）。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导致西域诸国在天山南北重新分布，塞人南下，乌孙西迁，匈奴则从蒙古高原进驻析罗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等大月氏故地。公元前108年，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两部落归降汉朝，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新一轮的大迁徙。在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战中，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小月氏故地，后来分化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201]。楼兰人则于元凤四年（前77）南下鄯善河（今车尔臣河）姑师故地，更名“鄯善”。[202]公元前176年，匈奴击败大月氏之时，西域只有二十六国。[203]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盆地后，与当地小月氏遗民融合，由一国发展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东汉班固写《汉书》时，西域诸国发展为三十六国，最后增至五十五国。[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