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干戈为玉帛——三代礼乐制度之创立

子曰：“礼之用，和为贵。”[92]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淮南子·原道训》记载：“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93]如前所述，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兴起前夕，中国工匠模仿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铸造了大批倒钩铜矛，而这些铜矛仿制品皆无矛尖，显然是作为礼器而非兵器。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主要靠礼乐制度来维护宗法制度，以及君权、族权、夫权和神权。《荀子·礼论篇》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指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又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谓“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中国历代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主要崇拜对象，就根据这套儒家学说。西方冶金术传入中国以后，三代帝王利用西方冶金术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并将白玉环和丝绸传入欧亚草原，正可谓“化干戈为玉帛”。

从考古发现看，中国礼乐制度中“乐”的产生要早于“礼”的形成。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远古居民就发明了河南贾湖骨笛、西安半坡陶损、湖北枣阳陶铃等远古乐器，并创造了音律。西方冶金术传入中国后，中国工匠利用铸铜技术发明了铜铃，开启了中国铸造青铜容器的历史先河。1983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一件龙山时代砷铜铃（图1-19：4），器型模仿龙山文化的陶铃（图1-19：1）。[94]耐人寻味的是，陶寺遗址还发现一件龙山时代石磬（图1-19：5）。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之“乐”就肇源于龙山文化时代晚期的铜铃和石磬。二里头文化兴起后，中原地区仍流行陶铃、铜铃和石磬。1974年，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了一件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石磬（图1-19：3）。研究者认为，这些二里头文化的古乐器源于山西陶寺龙山时代的古乐器，而商周时代编钟编磬（图1-19：6）制度即肇源于此。

三代礼乐制度之“礼”始于夏代，二里头文化开始出现青铜礼器（图1-20：3～6）。据史书记载，礼器是三代中国贵族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时使用的特殊器物，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成员就曾经用玉器和陶器表现等级制度。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龙山时代墓葬中，随葬有彩绘龙盘及鼍鼓等陶器；在浙江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有玉琮、玉璧等。夏代伊始，中国出现青铜礼器，并成为礼治的象征，用来调节王权内部的秩序，以维护社会稳定。夏代青铜礼器以酒器为主，包括爵（饮酒器）、鼎（煮肉盛肉器）、斝（盛酒器）和盉（盛酒器）等（图1-20：3～6），这些青铜礼器皆模仿新石器时代同类陶器。[95]

周朝建立后，周公为了巩固统治，集前朝礼仪之大成，并将礼乐升华成一种制度。对不同阶层的人物采用不同待遇，以便更好地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于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在周代正式定型。2010年，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出土了一套西周早期编钟（图1-21）。据考证，其年代可前推至西周早期晚段，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楚国编钟，属于最早的双音甬钟，能分别从正面和侧面相应位置击发不同的音高，音程接近三度关系。这对研究甬钟的起源和流变、西周时期礼乐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96]

2005年，河南上蔡县郭庄1号楚墓发现一套春秋时代的汉白玉编磬（图1-22），凡10件，最大的一块长约63厘米，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97]这个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礼乐制度提供了又一重要实物标本。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的发现，以实物说明中国冶金术来自欧亚草原文化。不过，中国人并非全盘接受西方冶金术，中国境内所出14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中，仅山西省工艺美术馆所藏品与塞伊玛-图尔宾诺典型器完全相同，其他倒钩铜矛都略加改造。尤其是中国出土倒钩铜矛的矛尖皆为钝刃而非尖刃，似乎作为礼仪用具而非兵器。此外，中国工匠还创造性地发明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在中国人手中，青铜冶铸成为一门艺术，首先发明了陶寺文化的砷铜铃、砷铜容器，随后又创造出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为代表的一整套青铜礼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

总之，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但中国文明的发展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的历史。中国之所以没有像世界其他四大文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波斯）一样沦为“失落的文明”，与中国人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从欧亚草原开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史前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及其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再次验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