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亚社会与亚文化

当一个人被问及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或者当他反问自己这个问题时，他将如何回答呢？我们假设有一群更新世的（Pleistocene）猎人在迷路后找不到他们预定的篝火营地，他们试图穿越一片黑暗茂密的森林，以便探索新的回家之路。正在这时，他们猝然遇见一个奄奄一息、被野兽咬伤的人，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这就是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个陌生人吗？他们向这个人提出的古老的问题就是：“你是谁？”

如果这位陌生人是一个石器时代的成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他就会回答说，我是“祖尼人”（Zuni），是“阿拉佩什人”（Arapesh），或者是“卡列拉人”（Kariera），这些人是我所属的群体，在这个群体（the people）中有我的母亲和她的兄弟们，而且这里就是我们的土地，也是我们的世界。换言之，他把自己放置在一个作为政治单元的群体之中，这个单元内部的成员们在文化特征上完全相同，同时占据着一片边界明确的地理疆域（在他们的眼里，这位于整个宇宙的中心），而且他与这个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

现在还有一些处于前文字时代且与其他群体相互隔绝的群体，他们尚未能经历被我们称作“文明化”的社会发展进程，这类群体的数量已在不可挽回地持续减少。除了这些群体之外，从某些观点来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关于一系列事件的连续记录，正是这些事件以其持续增长的力度和复杂性挑战着上述人类对于自身认同的简单模式。

定居农业和家养畜牧业的发展使得人们有可能积累多余的食物，以前为了满足食物的供应，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投入狩猎、采集和捕鱼活动，而现在，这些多余的食物可以使部分社会成员从中解脱出来。为了满足人口的增长及希望吃得更好的需求，人们投身于一些特殊的工作，例如采集矿石来铸造更有效率的金属工具，为了与神灵沟通而修身研习，对人口规模更大、组织结构更复杂的群体进行治理。对于这些新职业，人们采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评估和给予报酬。这些职业也创造出各种形式的新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些职业分工可能被他们的子孙们所继承，由此便出现了社会阶级分野。最后，这些剩余的农产品使得有些人能够在位于农业社区之外、有城墙围护的城镇里居住，他们在欣欣向荣的城镇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服务和手工艺产品，用以换取来自乡下的农民们挥着木棒吆喝驱赶着毛驴、骆驼运来的各类农产品。而农夫们则带着怀疑的目光来打量这些不在白天劳作流汗以生产自己所需食品的“不工作的人”，并小心地避开这些人在城镇组成的用以寻欢作乐的邪恶娱乐场所。每当农夫们进城时，他们都会看见那些统治者下辖的士兵们身着制服，傲气凌人，佩戴的刀剑铿然作响。

这些农夫们偶尔也会在城里度过一些不需劳作的夜晚，在尚未卖掉的小麦和味道难闻的役畜旁边，他们睡在用稻草铺的床上，他们可以听到窗外那些溜须拍马者的冗长细语，醉汉们亢奋并充满了酒气的呼喊以及美女们挑逗性的迷人笑声。这些女人穿着上好的亚麻衣衫，身上涂满芬芳的脂粉，农夫们从未在自己的村庄和家里见过这样的女人。

此时此刻，当一个人被别人问起他是谁时，他将如何回答呢？不错，我是个“亚述人”（Assyrian），但同时我也是一个法学家，在宫殿里我坐在国王右手边，和我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是一些教士和贵族，我的女儿应该嫁给他们其中一个人的儿子。我住在城里，对于大麦如何播种和收割一无所知，那些在田里劳动和为我清扫马厩的虽然都是属于“我的人”（my people），但我和他们自然是不相同的。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特定位置，这是一件好事，难道这不正是伟大的阿舒尔神所规定的吗？所以，这个人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于某个群体的成员，同时，他在这个群体中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而且属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别的组成部分即城市居民。

以上情形的复杂程度还不算太高，在这个世界上还会很自然地出现战争、征服和迁移。现在有一群人被另外一群人征服了，于是他们被迫迁移到征服者的领土上居住，其中一些人成为奴隶，另一些人仍保持自由。我是一个犹太人，但是我住在巴比伦，希望上帝能够让我尽早返回父辈的土地，或者，让征服者们也占领那片土地并建立统治。我是一个希腊人，但是我所在城市的总督和向我收税的官员们都是罗马人。到了这个时代，人们身份关系的复杂性进一步升级了。在我们祖先的年代里，人们崇拜的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现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转而崇拜罗马诸神，还有些人去追随密特拉神（Mithras），我还在我们的城市听说了一种新出现的教派，他们遵循的是来自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的教诲，那是一个在提比略时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犹太人。

在遥远的印度，据学者们推测，从来自西北方向的征服者的文明中发展出了印度教，这个宗教要求非常严格的种姓、亚种姓的等级制和血缘承袭制，这种制度体系非常细致地规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空间、职业身份和认同意识。我是一个婆罗门（Brahman），因此我是一个神圣经学的守护者和解释者，所有那些非婆罗门种姓的人对于我而言都是劣等的人，他们必须对我表示尊崇。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基督教在欧洲取得的胜利使得它可以在西欧民众中强制推行宗教的一致化。东欧则在拜占庭帝国和东正教的旗帜下走上自己的发展之路。然而，像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克王国这类政治单元的组织体系都十分松散，只存在一些绝对必须管理的松散事务，这使得那些非同质性的各族群群体仍然得以保持一定程度的文化自治，大多数的族群群体都占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封建秩序的这种“等级”制度下，贵族和教士们统治着广大农夫和民众。这一制度所强调的，是人们各自所属的带有半世袭性质的社会阶级身份，它认为阶级身份凌驾于各自族群背景和刚刚萌生的民族身份之上，并反对人们效忠于后者。在肖伯纳写的《圣女贞德》（Saint Joan）一剧中，一个贵族曾这样揶揄一个教士：“嗨！你是一个英国人，对吗？”这个教士立即如是回答：“当然不是，大人，我是一位绅士。”

我们称之为新教改革的重大宗教分裂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兴起，把我们引入了一个现代的纪元，民族疆界（national boundaries）和国家概念（concepts of statehood）开始把具有不同祖先血缘的各个群体和差异极大甚至相互冲突的宗教群体都包含在内。在由欧洲白人发现并征服的西半球，白人开始接触到新的种族群体——土著印第安人，新大陆对廉价和高强度劳动力的需求，引发了与非洲进行的奴隶贸易的繁荣，并导致成千上万黑人被强迫运送到“新世界”（the New World）。这个现代纪元的最后发展阶段是工业革命，它使得从欧洲来到美洲的大批自发移民不仅成为可能，也变得势在必行。大城市的迅速增长使得西部地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变得城市化，在自由私有企业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流动的渠道得到根本性的拓展，于是，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就有可能改变本人的社会阶级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就面临一个属于当代的问题。那就是，在今天，当一个人被问到“你是谁”时，他将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