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代农学者群体的生成

沈宗瀚把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为农业教育之开始（1897—1911）；第二期为农业学校与试验场（1912—1917）；第三期为农业教育之新作风与棉花育种（1918—1927）；第四期为粮食作物育种与新品种（1927—1933）；第五期为中央农业实验所与粮棉增产（1933—1937）。前三期均以“农业教育”为核心，晚清为其滥觞期，民国为改进、定型期，其实质在于引介域外农业科学学理及技术。中华农学会的成立恰好处于第二期末与第三期始的转捩点，也就是从关注棉花育种开始，渐由“学理”入“试验”，将域外学理与中国农事实际相结合。晚清以来设立的各级农业教育、试验以及行政机构，为农学者聚合搭建了平台。随着日本、欧美农科留学生返国以及国内农科教育兴起，以农科为专业背景的人士进入以上各类机构，逐渐形成以日本留学生为中坚的农学者群体。

一 农业学校与试验场的农学者

在西学东渐以及进化论观念驱动下，中国固有知识和制度体系发生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注重引介域外现代农学知识，设立农科和农事试验场，以期传统之“经验农业”趋于科学化。

清季朝野上下鼓动通过学堂教育培养农学生，引介并学习域外农学知识。于是，农业教育渐次兴起成为造就近代农学者的主要途径。其中，张之洞的作用十分关键。1889年，张之洞督粤时于广州水陆师学堂开设植物学课程，聘请西人葛路模（Percy Groom）教授。11月10日，他将“植物学”列为五种西学之一，谓：“圣人教民树艺，后世抑为农家。西人窃其绪余而推阐之，遂立植物一学。析其物类性质，辨其水土宜忌，勒为成书。天时之穷，济以人力，人力之穷，辅以机器。于是国无弃地，地无遗力。农桑为生民之本业，方今生齿日多，灾沴时有，岂可不亟为经营，此植物之学宜讲也。”

张之洞转任湖广总督后，在武昌开办湖北农务学堂，设农、蚕两科，招选“绅商士庶子弟”或“有志讲求农学者”，规定“年在二十以下，十四以上，已习英文三四年，及未习英文而文理通顺，资性聪颖，身家清白”。1898年8月，学堂正式开学，但后因发生学潮，教学秩序混乱，办学业绩不佳。同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浙江蚕学馆，于当年3月开学，须“文理通顺，年二十左右，明敏笃静者”，学制三年，每年招生30人。以上学堂师资均以日籍教员为主。江浙蚕业部门几被浙江蚕学馆的毕业生所垄断，如中华农学会会员、知名蚕业专家郑辟疆即从此毕业。

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建议省学课程为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辅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桑、兵、矿、时事和交涉等书，以3年为期；首倡开办“京师大学”，课程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此议得到孙家鼐、康有为和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狄考文等支持，但农科创办颇费周折。8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大学堂“学问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馆，西学所教亦有算学、格致诸端，徒以志趣太卑，浅尝辄止，历年既久，成就甚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拟立10科，其中第七科为“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次年，光绪帝诏令兴农学，命各省督抚兴办农学堂，翻译外国农学书籍。

1898年年初，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亦主张在“京师立大学”。同年6月，他再上《请开学校折》谓：“专门者，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皆为专门也”，“其所谓大学者，不过合各专门之高等学多数为之”，“英大学分文、史、算、印度学、阿喇伯学、远东学，于哲学中别自为科。美则加农、工、商于大学，日本从之”，而中国“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7月3日，总署奏《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并附由梁启超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分设博通学、专门学各10种，“农学”列第二十。8月19日，裕庚提议效法日本，设立大学，分设6科，即法科大学（分二目）、医科大学（分二目）、工科大学（分九目）、文科大学（分九目）、理科大学（分七目）、农科大学（分四目）。孙家鼐赞同此议，表示将付诸施行。1901年8月，刘坤一、张之洞上奏“育才兴学四事”，力主参照东西学制，在高等学校开设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和工学7种专门学。

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拟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堂分为大学院、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预备科三个层级。大学分科略仿日本成例，分设七科：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学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农学科分为四目：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和兽医学。“壬寅学制”未能付诸实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订章程，于1904年出台《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分科大学下设八科，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农科分为农学门、农艺化学门、林学门、兽医学门。1905年，分科大学开始筹备。1909年2月，罗振玉任农科大学监督，赴日调查农科大学。1910年3月，除医科外，七科分科大学均已开办，农科开办农学门，招收新生17人。不久，变通农科规定暂以日文教授，先设补习科，录取各处优级师范毕业生。8月，开设本科，分农学、农艺化学两科，招收补习科学生。

晚清农业教育形式，除农科大学外，另有实业教育系统各级农业学堂。大学堂强调“造就通才”和“学术艺能”，各级农业学堂则注重培养学生“技能”，以俾于从事实际工作。1903年《奏定实业学堂通则》颁布，确立初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三个层级，附设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农业教员讲习所。1902年直隶创办农务学堂，分速成、预备两科，教授农桑各学，1904年改称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增设林科。1902年山西设立农务学堂，1906年改称山西高等农林学堂。1905年江西创办实业学堂，开设农科，1910年增设林科，改称江西高等农业学堂。1906年，山东设立农林学堂，开设农、蚕、林三科，1907年改称山东高等农林学堂。到1909年，全国有农科大学1所；高等农业学堂4所，在校学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在校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在校学生2272人。初创农科教育基本上是按照日本模式而建立。1906年，在聘外籍教师600余人，其中日籍人士占绝大多数，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民初，日本留学生代之而占据主导地位。

民初农业教育大体因袭前朝，但亦有变动。1912—1913年，教育部公布《学制系统案》《学校系统令》，形成“壬子癸丑学制”，分为小学—中学—大学（或专门学校）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统系。实业教育分为乙种和甲种两级，程度相当于初等、中等，各三年毕业。“高等农业学堂”改称“农业专门学校”，“中等农业学堂”为“甲种农业学校”，“初等农业学堂”为“乙种农业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在于“养成农业专门人才”，中等、初等农业学校则以教授“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后者设于乡间，便于传授农人子弟现代农学知识。

次年8月4日，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规定甲、乙种实业学校分别施行完全、简易普通实业教育，种类有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商船学校、实业补习学校等，蚕业学校、森林学校、兽医学校、水产学校均属农业学校；省行政长官视地方需要设甲种实业学校，县及城镇乡或农工商会得设乙种实业学校，亦可酌情设立甲种实业学校；各专门学校附设甲种实业讲习科，各专门学校或甲种实业学校附设乙种实业讲习科。以省经费设立者为省立实业学校，以县城镇乡经费设立者为县立或城镇乡立实业学校。8月，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规程》，规定农业学校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农校学科为农学科、森林学科、兽医学科、蚕学科、水产学科等，其专业程度相当于中等学校水平，入学需预科且14岁以上，具有高等小学毕业程度，本科由预科升入，修业期限预科1年，本科3年，以省立为主。乙种农校可设农学科、蚕学科、水产学科，全设或酌设一二科以上，入学需在12岁以上，具有初等小学毕业，学制3年，以县立为主。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地相继设立新校，或在清季农校基础上改建。据中华职业教育社调查，1921年全国甲种农校共计79所，乙种农校328所。其中，江苏省立第一、第二农校和浙江省立甲种农校办学成绩较佳。

清季各省农务学堂相继改称农业专门学校。1912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改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山西高等农林学堂改为山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分设农、林、畜牧三科；江西高等农业学堂改为江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设农、林两科；1913年山东高等农林学堂改为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川、豫、粤、浙先后创设农业专门学校。1912年，川省在原四川通省农政学堂基础上，设立四川高等农业学校，1914年改为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设农科、林科、蚕科、殖边科以及甲农科，1912—1919年，由江书祥、凌春鸿、陈彰海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毕业生长校。凌春鸿专长农业经济，担任农政学、殖民学、农经学教学；陈彰海专长农业土木，另有余耀彤、向井钧、刁本立、何先恩、聂鑫、邓崇德、冯盛耕、温良、张锡福、徐埏、杜廷凤等任教。1912年，东京帝国大学林科毕业生吴肃筹办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设农、林两科，师资有黄人俊（留学日本，作物学）、郭须静（法国巴黎凡尔赛园艺专门学校，园艺学）、钱仲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畜产肥料、气象地质）、万晋（美国耶鲁大学，林业概论）、郝象吾（美国加州大学，遗传学）、俞端甫（地质矿物学）、李天平（动物学）、陆星桥（植物学）、周少牧（蚕桑学）、杜嘉瑜（东京帝国大学林科，造林气象、森林动植物测量、森林工学、林学通论，兼林科主任）、马显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作物土壤农学、农业经济）、宋孝雄（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园艺、植物病理、农产制造）、魏丹铭（养蚕学、缫丝学）、祝少莘（北京大学农艺化学科，农艺化学）、黄作楫（直隶农专，农场场长）等。1917年，广东将原省农林试验场附设农业、林业讲习所，改为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设农学科，学制四年，师资有邓植仪、丁颖、沈鹏飞、侯过、利寅等。1912年，浙江省将“农业教员养成所”改为甲种农业学校，1918年改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1914年2月，北京大学农科改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3月，复改为农科大学。农科师资初以日籍人士为主，计有藤田丰八（1909年12月—1911年2月）、橘义一（1909年12月—1912年10月）、小野孝太郎（1909年12月—1913年5月）、三宅市郎（1910年8月—1914年1月）；本土师资有毛鷟（1911年闰6月—11月）、章鸿钊（1911年10月—1912年4月），林炳炎（狩猎术、森林法律）、瞿祖熊（肥料学、养蚕学）。校政多由清季旧人掌理，1912年2月叶可樑管理农科大学事宜；1913年1月吴宗栻任农科大学学长，开办农场，添设农学实科；1914年2月，路孝植长校，增设林学科、预科，设立林场；1917年9月金邦正任校长。

民元以来，农科本土师资增多。1913年7月，许璇从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农学科获农学士，返国始任北京大学农科教授兼农场场长。许璇（1876—1934），字叔玑，浙江瑞安人，1892年中秀才，1894年补廪膳生员，受甲午战败刺激，遂弃举业，自学东文，因成绩颇著被孙诒让聘为东文教习，1902年入读南洋公学，习理化、博物、外语等科，1904年受聘湖北编书局编辑员兼湖北学报编辑，1905年年初为广东学务公所编纂，同年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预备班补习日文，1910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科，主攻农业经济学。未久，梁希等人也任教于此，许璇、梁希二人志趣相投，皆有“事功”之志，并建立厚谊。梁希（1883—1958），浙江吴兴人，原名曦，字索五，1905年入浙杭武学堂习军事，因体格原因退出行伍，次年官费东渡日本入弘文书院预科，后入日本士官学校习海军，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与陈其美结为好友，后返国参加浙江湖属军政府负责新军训练，南北议和后返日，1913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科，专攻森林利用、林产制造。与其同学的有许璇、侯过、林骙、俞寰澄等人。河合铈太郎（木材学教授）、本多静六、川濑喜太郎、右田半次郎、三浦伊八朗（林产化学教授）等尤为称道，1916年完成学业回国，先入奉天安东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后转入北京农科大学任教。

北京大学农科教职员分为三类，教务主任：吴宗栻（农学科），程鸿书（林学科），万声扬（预科）；专任教员：吴宗栻（化学、化学实验），许璇（畜产学、肥料学、地质及土壤学、殖民学），王之栋（作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程鸿书（森林经理学、森林数学、物理及气象学），张联魁（造林学、林政学、法律概要），梁希（森林利用、森林工学、林产制造、林产制造实习）；兼职教员：陶昌善（农业土木学），章祖纯（植物病理学），汪扬宝（农业经济学、养蚕学），夏树人（园艺学、农产制造实习），孙宗浩（农产制造学），姚龙光（农政学、农场实习），张仁任（农场实习），徐钟藩（昆虫学），徐莹石（农具学、水产大意），万勖忠（农艺物理及气象学），严培南（数学、测量实习），张际春（兽医大意），凌其炎（法律概要、经济学、财政学），周应时（兵学概要），邓镇瀛（森林测量学、测量实习），魏宗迈（森林植物学、森林动物学、动植物实验），钟毅（森林管理学、狩猎术），廖训榘（森林保护学、林学大意），钱穟孙（农学总论）。教职员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来源广泛，除专任教员外，其他兼任教员主要来自农林行政和农事试验机构；二是清季旧人仍占有较大比重；三是日本留学生占据主导。沈宗瀚因此称民元以来北大农科教授均为中国籍，多是日本留学生及京师大学堂毕业生，所讲内容多负贩日本，只有许璇等少数教员注重实际问题研究，其《农政学讲义》详论中国关税、土地及人口等政策。

随着农学教育的进展，农事试验场日益受到重视。农事试验场滥觞于戊戌新政时期的上海育蚕试验场，1903年商部《通饬各省振兴农务折》指出：“振兴农务之法，不外清地亩，辨土宜，以及兴水利，广畜牧，设立农务学堂与试验场。”关于兴办试验场，“凡土质之化分，种子之剖验，肥料之制造，气候之占测，皆设立试验场，逐一考求，纵人观览，务使乡民心领其意，咸知旧法之不如新法，乐于变更”。到1904年，直隶、鲁、晋、赣、湘等地分别在省城设立农事试验场。1906年3月18日，广州《羊城日报》刊文呼吁：“当道知欲辟利源，非振兴农业不为功，而试验场之设，尤与学堂相辅而行，纵人观览，互相考求，使农氓智识开通，咸恍然舍其旧而新是图，尤今日劝农之要点。”1906年，农工商部上奏：“泰西各国，罔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工艺发达。近闻日本之福冈、北海道等处，均有试验场，或数百顷以至千顷，皆为劝农所设”，“京师为首善之区，树艺农桑为臣部所职掌，自宜择地设立农业试验场一所，以示模范”。4月，本着“经营布置，力求进步，期于首善之区，借示农业模范，为广开风气，振兴实业之基础”，农工商部在西直门外设立农事试验场，清末状元刘春霖任场长，标志着全国性农事试验机构的诞生。该场初设树艺、畜牧和蚕桑3科，规模尚小，成绩亦不显。民元后，其内部科别调整为树艺、园艺、蚕桑、化验、病虫害5科，每科均有试验项目，进行谷麦、蚕桑、蔬菜、果品、花卉等作物品种的试验与改良。1913年，新设病虫害科，由章祖纯主持。

1906年，奉天、福建设立农事试验场。奉天的规模最大，初占地300亩，后扩充至1300亩，全场划分为试验区、普通耕作区、蔬菜区、果树区、苗圃、桑园、牧草地、树林区等，附设农业学堂，还在新民、锦州、昌图、海龙、绥中等地设立分场，先期聘用日本场师，1907年后改聘留美生陈振先主持。据统计，1910年前全国约开办农事试验场共计20余处。

1912年，北京自治团拟将天坛改为公园，农林部则欲收归改建畜牧场，终因社会舆论反对而作罢。1913年，张謇出长农商部，推行“棉铁政策”，广设棉业试验场。1915年，河北正定、江苏南通、湖北武昌分别设立第一、二、三棉业试验场；1916年河南彰德设模范棉场；1918年北京设第四棉场，引种美国短绒棉与长绒棉。1916年2月，农商部解释设场办法及缘由：“农事试验场之设立，原以图农事之改良。中国幅员广袤，气候土宜，南北互异，举凡选种、施肥、占时、测候以及耕耘之法、辨土之方，苟非随地随时互相印证，则智识无由交换，风气未易从同，自非有提纲挈领之方，难收絜比观摩之效。”此外，农商部直辖北京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改称“中央农事试验场”，以“树全国农事之模范”；各省、县所设农事试验场分别改称某省地方农事试验场，“俾得联络接洽，凡关于树艺、园林、土壤、肥料、种子，一切研究试验，彼此直接讨论，则手续既形简捷，研究自易精详”。此后，江苏在淮阴、铜山筹办省立第一、第二农事试验场。随着各地农事试验场的开办，不断有农科生进场任事。

二 农政机关的农学者

仿照域外创设农业行政机关，是清季民初政治制度转型的重要内容。它导源于早期维新思想，起于戊戌新政，确立于清季官制改革，民初又有新调整。

1890年代初，时人观察到“泰西农政，皆设农部，总揽大纲”，“其尤妙者，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朝得一法，暮已遍行于民间。何国有良规，则互相仿效，必底于成而后已”，建议清廷“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1896年年底，罗振玉、徐树兰、朱祖荣、蒋黻等指出“西国农部各员，无不由农学学堂出身者”。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以“制度局总其纲”，下辖法律、度支、学校等12局“分其事”，其中之“农局”专“司举国之农田、山林、水产、畜牧，料量其土宜，讲求其进步改良”。在朝野鼓动下，清廷决定仿照日本农商务省设立农工商总局。8月21日，光绪帝谕令：“训农又为通商惠工之本，中国向本重农，惟尚无专董其事者，以为倡导，不足以鼓舞振兴，着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端方、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专办其事；同时“各直省即由该督抚设立分局，遴派通达时务、公正廉明之绅士二三员，总司其事”。旋因戊戌政变，此项新政无疾而终。

1901年9月，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奏：“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进而建言专设“督课农务之事”农政大臣，“立衙门，颁印信，作额缺，不宜令他官兼之，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1902年，岑春煊、袁世凯分别奏称：“农工为商务之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益求精，经营董劝不遗余力”，应效法东西各国，“尤注意务农，专部统之”。1903年9月，清廷依照考察欧美及日本商务大臣载振建议设立商部，位列外务部之后，分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各司农、工、矿、交通、财政等项，“平均司”为农政机关，执掌“开垦、农务、蚕桑、山林、水利、树艺、畜牧一切生植之事”。1906年，清廷将工部与商部合并，称农工商部；将“平均司”改为“农务司”，专司农政，原隶户部之农桑、屯垦、畜牧、树艺等事，工部之各省水利、河工、海塘、堤防、疏浚等涉农事宜，悉划归该司。1908年，清廷颁布新官制，在各省设立劝业道，附设劝业公所，“归本省督抚统属”，管理全省农、工、商、矿及交通等事务。

出国较早的留日农科生顺应了农业等新衙门对专门人才的需求。1906年，胡宗瀛回国被授予农科进士、农工商部员外郎；1907年2月，田步蟾等6人或被派外官或在京师各衙门补实缺。同年9月，农科举人叶基桢被授予农工商部候补艺师。1908年4月，邱中馨以主事按科分部学习，屠师韩、罗会坦、叶基桢授内阁中书，黄立猷、陈耀西、邓振瀛授七品小京官按科分部学习。1909年，陈振先为翰林院编修，齐鼎颐、陆家鼎、程荫南、曹文渊以内阁中书补用。1910年，程鸿书、唐有恒为翰林院检讨，于树桢、周藻祥、彭望恕、周秉琨以主事按科分部补用，吴肃、刘学诚以内阁中书补用，吴达、杨永贞以小京官按科分部补用。1911年5月，凌春鸿、梁赍奎、陈训昶、叶可樑、汪果、崔潮、刘先振廷试一等、经学部考验列最优等，授翰林院编修或检讨；郭宝慈、张正坊、张联魁廷试一等、考验优等，以主事按科分部补用；朱显邦、张明纶、杨熙光、岑兆麟、郑桓、杜慎媿、许文光、黄公迈、吴锡忠、仉绍文廷试二等、考验列最优等，或廷试一等、考验中等，以七品小京官按科分部，俟三年俸满后为候补主事；杨兆鹏、万勖忠、吴燮、胡光普、严少陵、王澄清、瞿祖熊廷试二等、学部考验中等，以七品小京官按科分部补用；刘安钦廷试三等、学部考验优等，以知县分省即用。同年9月，陶昌善、朱继承考试最优等，授农科进士、农工商部主事；黄艺锡、麦应端、何缵、姚龙光、牛献周、王文泰、李嘉瑗、况天爵、沈兢、潘赞化、徐梦兰、孙葆琦、林溥莹、张际春、成振春、林祜光、伍正名、罗应煊、高树藩、鲍化龙、严桐江，考验列优等或中等，均授农科举人以任事。

民国肇建，农政机关建制因袭旧制又有所变更，层级一直保持司级，农林专部昙花一现；人事方面仍以清季留日生为基干。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设实业部，掌管农、工、商、矿各业，设农务司主管农政。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将实业部分解为农林、工商两部（1912年4月1日—1913年12月24日），农林部设总务厅及农务、垦牧、山林、水产4司。第一、二任总长：宋教仁、陈振先；次长：陈振先、梁赍奎；农务司长陶昌善，垦务司长田步蟾，山林司长胡宗瀛，水产司长曹文渊。其他农务职员主要有，主事：陈元颖、司徒衍、杨煜奇；参事：刘馥、杨勉之、杨荣鋕、郑宪武；佥事：陈其瑷、易次干、韩安、漆运钧、陈训昶、章祖纯、李恩庆、黄艺锡、杜慎媿、杨景贤、李嘉瑷、齐鼎颐、张际春、张玉琴、邓振瀛、张焌、叶基桢；技正：章鸿钊、谭天池、谢恩隆、陆安、汪扬宝、周维廉、郑桓、唐荣禧、唐有恒；技士：丁宝纶、籍汉梁、崔学材。留日出身者农林部28人，工商部40人。1913年年底，农林、工商两部合组为农商部（1913年12月24日—1927年6月），下设农林、渔牧二司主管农业，陶昌善于1914年1月至1917年9月任农林司长，此后黄艺锡接任；田步蟾于1914年1月至1917年11月长渔牧司长，之后汪扬宝接任。可见，民初以来中央农业行政一直由以陶昌善、黄艺锡等为首的留日生掌控。

清季民初以来，随着国内农业教育发展和国外农科留学生归国，农学者群体渐次在各级农业教育、试验和行政部门形成。他们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特征：一是多集中于各级各类农业学校，农业行政和试验机构相对较少；二是在地域上，江浙及北京等地为主要集聚地。总之，国内农学者群体的生成，有助于彼此联络，建立人脉，组织学术社团开展各种交流、合作和研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