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叙事的范围并不囿于狭隘的小说领域，它的根茎伸向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一首童谣、一段历史、一组漫画、一部电影，实际上都在叙写某个事件；一段对话、一阵独白、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实际上都在讲述某些东西……在所有文化、所有社会、所有国家和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叙事作品。叙事在时间上具有久远性，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它与抒情、说理一样，是推动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基本动力，并与抒情、说理一起，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标志。

然而，把叙事这一重要现象正式纳入研究的视野，却是非常晚近的事。20世纪60年代末，受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叙事学（Narratology）作为一门学科在法国正式诞生。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局限于文学，主张对叙事虚构作品（主要是小说）进行内在性和抽象性的研究。首先，结构主义叙事学在确定研究对象时，主张将叙事作品视为一个内在自足的体系，它不受任何外部规定性的制约。其次，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强调研究对象的静态、共时性，它分析、描述的并不是个别的、具体的叙事作品，而是存在于这些作品之中的抽象的叙述结构。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使用的方法是语言学方法，他们把叙事作品的结构形式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试图寻找出唯有叙事作品才具有的独特的“语言形式”。由于结构主义叙事学打破了传统批评过分依赖社会、心理因素和主观臆断的倾向，强调叙事作品的内在性和独立性，恢复了作品作为文本的中心地位，使人们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形式取得了比以往远为深刻的认识。应该承认，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它建立的理论模式，使人们能够对叙事作品复杂的内部机制进行细致准确的解析，而不致像以前那样因缺乏分析工具而只能流于对情节、人物等大范畴作粗糙的描写。当然，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局限也相当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一、研究对象仅限于叙事虚构作品，而放逐了历史、传记乃至图像叙事作品等；二、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关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局限性。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旨在超越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后经典叙事学”或“新叙事理论”又开始在西方（主要是美国）兴起。“后经典叙事学”主要表现出了以下三个特点：一、对经典叙事学的某些理论或相关概念进行重新审视或反思；二、在分析叙事文本时，更为注重读者以及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作用；三、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更为注重叙事现象的跨学科、跨媒介研究。

自诞生以来，叙事学虽然也曾走入低谷，但总体上却凭借自身的理论活力和学科渗透力，呈现出了一种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态势。如今，不仅文学叙事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跨媒体趋势也日益明显，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历史叙事”、“哲学叙事”、“教育叙事”、“社会叙事”、“心理叙事”、“新闻叙事”、“图像叙事”、“绘画叙事”、“电影叙事”、“网络叙事”之类的成果时有所见——“叙事”几乎成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概念和共同关心的话题。就我国而言，叙事学研究近些年来一直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强烈关注。一方面，西方叙事学研究者的著作不断在国内翻译出版，其中包括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2003年修订第二版）、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苏珊· S·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希利斯·米勒的《解读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安德烈·戈德罗与弗朗索瓦·若斯特合著的《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以及由詹姆斯·费伦与彼得·J·拉比诺维茨合作主编的号称“后经典叙事学”集大成之作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叙事学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如徐岱的《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罗钢的《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董小英的《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谭君强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申丹和韩加明等人合著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世君的《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尤值一提的是：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也开始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2007年10月17-18日，在江西南昌举行了“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到会的正式代表有120多人。其中包括国际叙事学研究协会的三位前主席：美国《叙事》杂志主编、俄亥俄州立大学杰出人文教授詹姆斯·费伦先生，美国弗蒙特大学英文系主任罗宾·沃霍尔·唐教授，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比较文学系主任彼得·J·拉比诺维茨教授，以及《今日诗学》主编、俄亥俄州立大学杰出人文教授布赖恩·麦克黑尔先生和马里兰大学英文系教授、国际叙事学研究协会常务理事布赖恩·理查森先生等国际著名的叙事学研究者。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叙事学研究者的论文和发言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强烈兴趣，他们既对中国古老而别具一格的叙事传统感兴趣，也承认中国学者对叙事理论的新探索给了他们莫大的启示。正如詹姆斯·费伦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所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时刻，这次会议见证了叙事学的兴盛；而中国叙事学研究的热潮是全球叙事学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短短几十年的学科历史发展中，叙事学已完成了由结构主义叙事学到“新叙事理论”，或者说由“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向。但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偏重的都是时间维度上的研究，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维度上的研究。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现代理论因追求“深刻的片面性”而带来的“盲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叙事与空间研究本身所具有的难度。然而，作为“先验的感性形式”（康德语），时间和空间只有预设对方的存在并以之为基准才能得以考察和测定，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总是相伴而行、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认为：伴随着“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向，在逻辑上，叙事学也应该有一个由时间维度上的研究向空间维度上的研究的转向。而且，20世纪以来的现代、后现代小说也确实打破了时间的线性规律而具备了某种空间特性，叙事学研究如果不开辟空间维度上的研究并提出相关的理论模式的话，是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的。可遗憾的是，在到目前为止的国内叙事学研究中，除了个别研究者在专著或论文中稍稍提及叙事的“空间性”问题之外，空间维度上的叙事学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国外的叙事学研究中，人们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度倒是日渐提高，也出现了不少相关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似乎也还没有出现专门对叙事与空间问题进行全面探讨和深入论述的理论著作。正是有感于这方面研究的贫乏，我才把这几年的研究重点放到了对与此相关问题的探讨上，我想通过对叙事与空间问题的全面、深入探讨，在解决理论和创作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力求建立一门空间叙事学。